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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连造，1922年出生于河北省唐县柏江村，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柏江村村支部宣传委员，1941年任村党支部书记。抗战期间，他领导村民参加游击作战，1947年5月参军，1949年4月转业至石景山钢铁厂（今首钢集团）厂警队。1962年春，李连造调至石景山区苹果园百货公司，1982年离休。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从小我就跟着他们在家务农。因为家里很穷，没有地种只能租种地主家的地。一年到头，在交了租后连肚子都填不饱。记得我十五六岁的时候，村子附近来了日军，他们经常到村里抢粮，还抓劳力给他们修工事。不知是什么时候，我们村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组织。17岁的时候，经本村一位党员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村支部宣传委员。当时，我的党员身份没有公开，公开的职务是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武装委员会指导员等。
1941年，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被调离，经党组织决定推选我担任书记一职。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从敌占区运回粮食及其他急需物资；组织百姓埋地雷；破坏日军封锁线等。
我们村处在太行山深处，比较偏僻，只有一条四五米宽的小路与外界相连。因我们村离日军据点相对较远，所以便作为后方根据地，并建立起临时医院。日军为了封锁根据地，在离村子不远处挖了一条封锁沟，有一丈宽、一丈深，有多长就不得而知了。当时，百姓养活自己都很困难，哪有多余的粮食给八路军呢，我们只能组织人员到敌占区去背粮。我们基本上是昼伏夜出，那时每人一次能背30斤至40斤粮食，每次走的路线也不一样，就算走最近的路也要有100多里，并且还要经过几道日军的封锁线。大家背粮时都特别小心，稍有大意，不但会丢了粮食，甚至还会丢掉性命。
1944年的冬天，我组织村民完成了一次埋雷任务。那年年底，我们收到日军要进村扫荡的消息，同时还接受了上级交给我们在村里埋地雷的任务。我亲自到上级单位领取了20枚地雷。领取地雷时，上级首长说，只要有一半能够爆炸，你们就算顺利完成任务。我回村后，一边动员百姓撤离村子，一边组织人员埋地雷。我们在怎样埋好、隐藏好地雷上费了一番脑筋：除了在日军必走的路上埋了部分地雷外，考虑到日军在路上遇到地雷后，肯定会走河沟前进，我们便在河沟里埋了部分地雷；考虑到日军在进村后会到屋里抢东西，我们便在房门后挂上了地雷；考虑到日军会拿水桶打水，我们就在水桶下埋了地雷；考虑到日军也许要使用铁锹、镐头等工具，我们还在铁锹、镐头等工具下埋设了地雷。这20枚地雷共有18枚成功引爆，后来才知道剩下的两枚地雷之所以没有爆炸，是因为其中一枚地雷的保险在撤退时忘记拿掉，另一枚则是日军的马把触发器踩到了泥里而没有爆炸。此次日军来扫荡的人数大概有三四百人，但当天具体炸死多少日军我已记不清了。
这次日军在村里共残害了8人，烧毁房屋几十间，抢走了200多头大牲口。遇难的8个人中，有3对兄弟、一个老病号是本村村民，另外一个人是游击队战士。第一对兄弟，一个叫李斗，一个叫李良，因兄弟二人岁数比较大，没有撤离很远，他们躲在一个柴草垛后面，被日军发现后直接用刺刀刺死。第二对兄弟，一个叫王秋儿，一个叫王秋月，因为他们身体不好没有跑出村。当时，王秋月躲在柴草垛里，日军发现后就把柴草垛点燃直接将他烧死，不远处的王秋儿看到，拄着破木拐欲与日军拼命，最后被日军抓住打死。第三对兄弟，哥哥叫李当义，弟弟叫李连义，给地主家当长工。地主家在村头，兄弟二人觉得离山近，开始没有着急撤离，结果在日军进村时没跑出去，他们便藏在粮食囤里，被日军发现后拉出来杀死了。还有一个老病号，也没有跑出去，他披了床破被子躺在村边的一个柴草垛上，日军以为是八路军的病号，把他拉到村公所枪毙了。牺牲的游击队战士叫申腾国，也就20多岁，他在埋完最后一枚地雷准备撤退时被日军发现，先是中了一枪倒在地上，日军看他还活着随即又补了一枪，他是这8个人里最年轻的。
另外，我住在歇马村的表哥也是被日军杀害的。日军把表哥杀死后，残忍地把他的头颅割了下来，只留下一具无头尸。后来家里人找了3天，才在离他们村10多里远的一个叫柏山村的地窖里找到。
我和日军斗了8年，离他们最近的时候也就只有百十米，虽然没有亲手打死过他们，但是每次作战我都听从指挥，敢打敢冲，没有退缩、畏惧过，因为日军太可恨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