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991-1055），字同叔。江西临川文港人。，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家乡人民对这位“宰相词人”，也是无限怀念和崇敬的，抚州市城区有一条街被命名为“同叔路”。此外还有“晏殊纪念亭”、“金柅园诗碑”、“二晏桥”（又名“二仙桥”）等。
诚实的神童 
晏殊从小聪明好学，5岁能诗，7岁能写文章，被誉为“神童”。景德元年（1004），江南按抚张知白闻知，极力举荐进京。被誉为“神童”。十四岁那年，他进京应试，恰好碰上御试进士。晏殊和一千多人参加考试，虽热他年纪不大，但是没有半点惧怕的神色。他挥笔疾书，立即成章，把皇上都震惊了。皇立即赐他同进士出身。过了两天，晏殊参加了复试，考试的内容有诗，赋，论。晏殊看了看试题，立即对皇上说，“十天前我就做过这样的赋试了，还是给我换其他的题目吧！”晏殊不隐真情的秉性和出众的才华受到皇上的称赞，被提拔为秘书省正子。宋真宗非常赞赏晏殊的诚实品质，便赐给他“同进士出身”。晏殊当职时，正值天下太平。于是，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玩或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家贫，无钱出去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兄弟们读写文章。有一天，真宗提升晏殊为辅佐太子读书的东宫官。大臣们惊讶异常，不明白真宗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真宗说：“近来群臣经常游玩饮宴，只有晏殊闭门读书，如此自重谨慎，正是东宫官合适的人选。”晏殊谢恩后说：“我其实也是个喜欢游玩饮宴的人，只是家贫而已。若我有钱，也早就参与宴游了。”这两件事，使晏殊在群臣面前树立起了信誉，而宋真宗也更加信任他了。
并非政绩平平之辈
晏殊在年青时就表现出杰出的政治才能，其学识渊博，办事干练，真宗“事无巨细，皆咨访之”,每遇疑难事，常以方寸小纸细书向其咨询。他也将自己的答奏慎密封呈，多获真宗采纳，被倚为股肱。
乾兴元年（1022），年仅10岁的仁宗继位，刘太后听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想独揽大权，朝中众官议论纷纷，束手无策。晏殊首次提出“垂帘听政”的建议，得到大臣们的支持。从此，中国历史上就多了个“垂帘听政”特殊的执政方式。因反对张耆升任枢密使，违反了刘太后的旨意，加之在玉清宫怒以朝笏撞折侍从的门牙，被御史弹劾。天圣五年（1027），以刑部侍郎贬知宣州，后改知应天府。在此期间，他极重视书院的发展，大力扶持应天府书院，力邀范仲淹到书院讲学，培养了大批人才。该书院（又称“睢阳书院”）与白鹿洞、石鼓、岳麓合称宋初四大书院。这是自五代以来，学校屡遭禁废后，由晏殊开创大办教育之先河。史说“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
明道元年（1032），晏殊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加尚书左丞。第二年因谏阻太后“服衮冕以谒太庙”，贬知亳州、陈州。五年后召任刑部尚书兼御史中丞，复为三司使。时值赵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国，并出兵陕西一带，而宋将屡屡败退。晏殊全面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从失利中找原因，针对存在的问题，奏请仁宗后，办了四件加强军备的大事：撤消内臣监军，使军队统帅有权决定军中大事；召募、训练弓箭手，以备作战之用；清理宫中长期积压的财物，资助边关军饷；追回被各司侵占的物资，充实国库。由此，宋军很快平定了西夏的进犯。
晏殊虽多年身居要位，却平易近人。他唯贤是举，范仲淹、孔道辅、欧阳修、张先、宋祁等均出自其门下；韩琦、富弼、王安石等经他栽培、荐引，都得到重用。韩琦连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富弼身为晏殊女婿，但殊举贤不避亲，晏殊为宰相时，富弼为枢密副使，后官拜宰相。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晏元献公以文章名誉，少年居富贵，性豪俊，所至延宾客，一时名士，多出其门。”
首倡庆历新政
庆历二年（1042），晏殊官拜宰相，以枢密使加平章事。晏殊首次提出庆历新政的建议,并大力提拔范仲淹与韩琦、富弼等人。这时候仁宗“亦奋然有意，欲因群材以更治”，范仲淹与富弼成为庆历新政的主持者，韩琦、欧阳修等人成为重要成员。《宋史·范仲淹传》载：
帝方锐意太平，数问当世事，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赐手诏，又为之开天章阁，召二府条对，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
从范仲淹与富弼上陈的十事来看，其中很多内容与晏殊平时的主张和做法息息相通。一个为门生，一个为女婿，又都经他提拔而进入朝庭领导机构的。我认为他们在上书之前一定和晏殊做了细密的协商。在新政失败后晏殊还写信范仲淹叫他保守秘密，虽然没有直说新政，但我们从字里行间明显可以感觉得出来。我们知道
晏殊是一个非常稳重的人，《晏殊神道碑》中说:“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东宫,真宗每所谘访,多以方寸小纸细书问之。由是参与机密,凡所对,必以其稿进,示不泄。”帝重其慎密。
以致欧阳修也说他明哲保身。新政遭到小人的攻击，他们大造舆论，说晏殊他们结成朋党。这时仁宗的思想也不坚定，庆历四年，因撰修李宸妃墓志等事，晏殊遭孙甫、蔡襄弹劾，贬为工部尚书知颖州，范仲淹与富弼等也外调出去，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政就这样坛花一现。
仁宗在位前期，垂帘听政的太后处心积虑地抬高自己，时常违背朝廷规章制度。某次，“仲淹奏以为不可，晏殊大惧，召仲淹，怒责之，以为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误知，常惧不称，为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论得罪于门下。’殊惭无以应。”（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欧阳修则因正直敢言触怒晏殊，终生不得晏殊谅解。富弼更得晏殊赏识，被选作东床快婿。但在某次富弼与宰相吕夷简的廷争中，作为枢密使的晏殊曲意迎合宰相，富弼当仁宗面斥责说：“（晏）殊奸邪，党夷简以欺陛下。”曾经有人拿上面几件事来说明晏殊是保守派，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些事当中，晏殊并没有否定他们，只是告诫他们不要
太莽撞，锋露，而应学会稳重，慎密。有时确实是师长或长辈对门生和晚辈的训斥。真宗评价晏殊的为人“沉谨，造次不逾矩”, 《宋史·晏殊传》又说：“殊性刚简，奉养清俭。累典州，吏民颇畏其悁急。”所以他的门生先有孔道辅后有范仲淹一个比一个刚正能言。不是同一路人会有这样的门生吗，不是同一路人会这样不断地提拔他们吗？或许晏殊在庆历新政中所起的作用只有宋仁宗和门生范仲淹女婿富弼知道罢了。对晏殊来讲这些功名没有必要为后人知道。
宋词之祖
晏殊是宋初文坛领袖，文章为天下所宗,后期“西昆派”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作家。《宋景文笔记》卷上日：“晏相国，今世之工为诗者也。末年，见编集者乃过万篇，唐人已来所未有。然相国不自贵重其文，凡门下客及官属解声韵者，悉与酬唱。”
他在宋初令词的发展上却有不可磨灭的拓展之功。正如冯煦所说；“晏同叔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宫右徵，和宛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晏殊是宋代第一位大量创作歌词的作家，并将小令之创作推到一个圆熟的阶段。他在王禹偁等人掀开北宋词坛帷幕以后，又以《珠玉词》的大量词篇继续拉大宋词发展的帷幕。他“得之最先”，首开风气，影响到令词沿着清雅婉丽与追求诗意这一方向发展并继续提高。
仁宗年间，北宋社会相对稳定，“外患”的压迫大大减弱，“内忧”的威胁也还没有明显地表露出来，社会整体上呈现出“太平盛世”的景象。晏殊词中也每每提到这一点：“太平无事荷君恩”（《望仙门》）、“见千门万户乐升平”、“齐唱太平年”（《拂霓裳》）等等。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说：
晏元献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苏丞相颂曾在公幕，见每有佳客必留，但人设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至。数行之后，案上已粲然矣。稍阑即罢，遣声伎曰：“汝曹呈艺已毕，吾亦欲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
可见晏殊他不仅直接培养了欧阳修,张先,晏几道等填词大师,而且他还塑造了一个吟词唱词写词人人爱词的社会风气。张舜民《画墁录》载：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坐。’”柳遂退。可见比他年长的柳永虽然在词风上受他影响较小，但他开创的爱词环境对柳永的影响却是直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