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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

2015-08-28  无为洪建国

                           
                           

                           
                           
                       

                                               

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

这一段和宋夏战争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涉及到宋廷的运作方式重大改变,有必要讲明,否则下一篇也不易理解。

元昊称臣后,宋廷暂时从陕西军务中解放出来,此时建国已经八十年,很多问题已经积蓄到了一定程度,亟需一场改革来解决。就在此时,宋仁宗很适时的发起了著名的“庆历新政”。从庆历元年(西元1041年)起,宋廷陆续召回陕西前线的几位重臣韩琦、范仲淹、富弼、文彦博、庞籍等人,进封为宰执,主持变法。一般认为范仲淹是庆历新政的主导者,他当时的职务是同中书门下参知政事(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顶头上司是同平章事(首相)晏殊。范仲淹向仁宗提出十条意见,主要集中于吏治,加强对官员的考核。作为一个建国八十年的大国,大宋的官场上早已是盘根错节,改革吏治自然是重中之重。当然,还有一条重要措施,就是加大推广纸币:交子。交子早在大中祥符元年(西元1008年)便在民间发行,天圣元年(1023年),宋廷在成都设立益州交子务,开始官方发行,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庆历新政中加大了纸币的发行力度,甚至市场一度谣传要完全取代铁钱。

庆历新政涉及到很多官场直接利益,遭受的阻力也很大,但是在宋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等重臣通力合作,最终得以推行,极大的改善了官场风气,政治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现代有些人说庆历新政受到保守派的阻挠而失败了。这很奇怪,它明明是非常成功的。虽然范仲淹本人不久被罢相,但这主要是因为他和吕夷简的私仇,而他在变法的过程中确有操之过急,被吕夷简抓住把柄。他罢相后韩琦等人继续担任宰相,宋仁宗采取非常合适的节奏继续推进庆历新政,取得极大成功,这也正是宋仁宗深受后世颂扬的主要原因。

皇祐四年(西元1052年),资政殿学士范仲淹卒,享年64岁,追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后赠魏国公,宋仁宗为其亲笔纂写《褒贤之碑》。噩耗传到陕西,鄜延、环庆的百姓和数百羌蕃酋长聚集在他的生祠“哭之如父”,斋戒三日而去。虽然范仲淹到最后只当到参知政事的副相职务,没有位极人臣,然而就像贝利的10号、乔丹的23号成为球场上永恒的经典一样,范仲淹的“文正”这个谥号也成为后世官场的最高谥法,士大夫以“生封宰相,死谥文正”为最高追求。其名篇《岳阳楼记》中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成为无数后人景仰的道德标杆。范仲淹作为一个贫民遗腹子,靠政府救济勉强长大,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全凭科举入仕,并以才华上进,集才干和正直于一身,在陕西边防带兵屡立军功,又入阁为相主持变法,一生操劳,只为国为民,而决不为个人成就,完全符合儒家的一切道德标准,报了幼小立志苦读之愿,也被朱熹子盛誉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其人虽已逝千年,但其名却光照万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士子为国家民族奋斗终身。

皇祐初年,一位百越酋长侬智高在广西一带反叛。由于他占据有利地形,宋廷初时进讨不利,损兵折将。最后在宰相庞籍的力主下,由枢密副使狄青调集陕西军精锐进剿,于皇祐五年将侬智高捕杀。狄青也因此功成为北宋唯一一位纯粹士卒出身的枢密使,并成为中国民间家喻户晓的人物。不过在很多关于狄青的野史中都用到了一位大反派庞太师,应该是以庞籍为原型,但历史上的庞籍不但是位良相,而且对狄青有知遇之恩,野史为何如此演义,令人费解。

嘉祐八年(西元1063年),宋仁宗驾崩,享年53岁,在位41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宋仁宗子均早亡,在韩琦的主持下,立其侄、真宗兄商王之子濮王之子赵宗实即位,改名曙,即为宋英宗。宋仁宗是历史上第一位获得“仁宗”庙号的皇帝,其仁厚程度史所罕见,即使普通百姓也很难达到。史书中有许多称颂他圣明仁厚的例子,尤其是被谏官包拯(包青天)把唾沫喷到脸上却仍然采纳其意见,这在某些臣子必须蜷伏在地上对上级诺诺唯是的朝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仁宗崩时,“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许多城市自觉罢市致哀,号哭之声,不绝于巷。噩耗传到契丹,辽道宗(耶律洪基)当着满朝文武失声恸哭,几欲昏厥。宋词婉约派掌门人柳永,因在殿试中被宋仁宗淘汰,一生功名尽废,只能“奉旨填词”,与仁宗有不解私仇,仍然衷心的写下了“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的诗句。宋仁宗在现代名气并不大,走在街上十个人有九个都没听说过他,但历代文士却将其推崇为中国甚至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晚明大思想家王夫之就说:“自三代而下,论太平之盛世,唯汉文帝,宋仁宗与本朝孝宗皇帝而已。”明朝后期的思想家朱国桢等普遍持相同观点,把这三位和平君主的地位放在了汉武帝、唐太宗甚至明朝人最崇拜的明太祖、明太宗之上。

是啊!或许很多人只记住了汉武大帝的铁骑纵横,永乐大帝的万里海疆,只记住了亚历山大转战三洲的壮举,君士坦丁将基督定为国教,却淡忘了这位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政治文明的文治圣君。梅尧臣、欧阳修、晏殊、曾巩、庞籍、包拯、韩琦、富弼、范仲淹、文彦博、司马光、王安石、蔡襄、苏洵、苏轼、苏辙……一连串熠熠生辉的伟大名字如群星般闪耀在仁宗一朝的殿堂之上。没有一个门阀贵族,没有一个富商巨贾,全都是凭借自身才华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平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相信这是某些整天叫嚣着“*自由”、“普世价值”的国家至今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远远无法做到的。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祖先在一千年前就显现出了这样伟大的文明,却被他的后人扭曲污蔑成了“文弱”。在某些人的嘴里,宋仁宗就是“文弱”的代表,动不动就扣上“投降派”的帽子,对西夏的三次败仗更是为他们所津津乐道,胜仗则选择性失明。而一些人退一步讲,说赵祯这个人很好,但是作为皇帝风格太软,缺乏魄力,并不适合主持一个超级大国。对此我只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宝元元年的那次自然灾害,宋仁宗以不能为民解难,将四位宰执同时罢免。请注意!罢免他们的原因仅仅是不能为民解难,而不是政治因素。试问古往今来,还有那位最高领袖有这样的魄力?炫耀武力是肤浅的野蛮行为,这,才是一个超级大国最高领袖应有的魄力。

继位的宋英宗虽然很有抱负,但在位仅4年。他在位主要有三件大事,一是因为名叫赵曙,所以签署枢密院事的官名改称签书枢密院事;二是支持司马光编纂《通志》,是《资治通鉴》的前身;三是所谓的“濮议”。“濮议”在历史上名气不大,但其实很重要。此事是因为英宗以仁宗远侄继位,其父濮王生前并未当过皇帝,但是英宗却坚持要给他追赠皇帝待遇,此事虽有部分宰执支持,但却遭到百官的反对,经过近两年的激烈争吵,英宗终于勉强达成目的。这件事很像明朝嘉靖年间的“大议礼”之争,明世宗(嘉靖帝朱厚熜)也想给他没当过皇帝的父亲追赠皇帝待遇,与群臣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十余年方才获胜。濮议和大议礼虽然争的只是个虚名,但是朝廷内皇帝却和大臣们处于对立面,最后朝臣们也会分裂成两派互相攻击,开始了一种非常不好的政治风气,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破坏了和谐社会。更为凑巧的是宋朝的濮议之后紧随而来的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熙宁变法”,明朝的大议礼之后也是以张居正为代表的“隆万改革”,不久后便是靖康之难和清军入关,这其中未尝没有必然联系。

宋英宗虽然年轻,但身体很差,在韩琦、欧阳修、包拯等重臣的强烈要求下,终于同意预立长子颖王赵仲针为皇太子。治平四年(西元1067年),宋英宗病危,韩琦果断拍板,拥立皇太子继位,改名琐,即为宋神宗。英宗享年仅36岁,在位4年。韩琦作为三朝宰辅,最初在陕西军对西夏作战,屡立战功,作为宰相又推行“庆历新政”,更两次主持继位,使帝国平稳渡过危机,实乃不可多得的社稷之臣。宋神宗即位后,御史中丞王陶提出韩琦担任宰执时间太长,逐渐养成了一些跋扈行为,不能再继续当下去了。于是六旬高龄的韩琦免去实职回相州家乡养老,建设了著名的“昼锦堂”,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私立学院之一。熙宁八年(西元1075年),韩琦卒,享年67岁,追赠尚书令,谥号忠献,配飨英宗庙庭、从祀孔子,神宗亲自为其撰写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

宋神宗即位时年仅20岁,志向远大,最爱摆弄太祖太宗的兵器,有荡平天下之志,他下令编篡的《武经七书》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学院的官方指定教材。当时王安石因为提出许多新颖的治国理论而名噪一时,年轻的宋神宗也被他的理论所深深吸引,曾与其畅谈。神宗说:“我想效法唐太宗,需要得到我的魏徵。”王安石说:“得到我就你可以成为尧舜,唐太宗算个屁。”其实在韩琦辞相时宋神宗就曾主动提出:“您离开后谁可以执掌国事,王安石如何?”韩琦答道:“王安石做个翰林学士绰绰有余,但是做宰相则万万不可。”宋仁宗在位时,也曾指出过王安石才华甚高,但性格有严重缺陷,不宜为相,当朝的官员也大多反对其升迁。但最终神宗还是顶住各方压力,于熙宁二年(西元1069年),将王安石提拔为参知政事,并开始实施其新的治国理念,次年又迫不及待的提为同平章事,成为首相。

与庆历新政主要针对整顿吏治不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主要着眼于财政经济,有农田水利、青苗、常平、均输、市易、保甲、募役、免行、矿税抽分等方案。其实这些新法的理论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有利于增强国家财政实力,拉动社会经济发展,而这些新法中的利率调节、政府购买、税收调节、通货膨胀等等,其实就是现代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法,也成为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的渊源。西方人极度崇拜王安石,将其誉为天才的改革家。列宁在其1906年所作的《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中说:“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伟大改革家”,甚至还有人认为他最早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但是,外国人对王安石的研究可以处于一个很超然的角度,因为他们只看到王安石的理论,而不必考虑实施的实际情况,就像人类用小白鼠做实验,不必考虑小白鼠本身所受的痛苦。对于宋帝国而言,激进的采用这些新法确有许多实际困难,满朝文武的一致反对并非没有道理,而这个时候,王安石的性格缺陷开始显露。

首先是新法的义理问题,熙宁变法的直接目的是扩大财政收入,然而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尚无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公开宣称其政府以盈利为目的。王安石犯了这个大忌应该尽量低调的埋头做事,然而以他的性格,却非常不以为然的和道学家们辩论,从一开始便失去了正义的地位。在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中,将政府也视为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人”,甚至有以政府作为盈利主体的财务分析方法,但这毕竟只能停留于数学模型,王安石却将全国人民都当成他的数学模型,其目中无人,震惊天下。

其次是新法推行太过于激进,这么多措施同时推出,而且基本上都是一步到位,没有任何缓冲。任何一次成功的改革都是循序渐进的合理过程,所谓“休克疗法”经常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我们现在深化改革最强调把握好速度、效益和质量的辩证有机结合,科学发展观则是全面、协调、以人为本、可持续的发展观,并且要坚持“五个统筹”,王安石显然违背了这些科学原理。义理问题那些道学家们嘴巴可以说,但影响不到王相公办事,同僚们面上也维护道学家,但实际上都心知肚明。不过当王安石过于激进的推出这么多措施时,他们也不得不站出来反对。事实上,所谓的“旧党”并不是真的反对这些新法本身,而是反对王安石操之过急。

再次是王安石的用人问题,他提拔起来的曾布、吕惠卿、蔡京等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奸臣,在徽宗朝充斥朝廷,安能不有靖康之难?

最后是最重要的,熙宁变法承接濮议,将宋廷的“党争”风气发挥到了极致,很多重臣忘却了自己的宰执重任,逞权术之争,将宋廷的决策机制带入到了一个非理性时代,这个问题我们还将在靖康之难中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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