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熊《我的语文教学思想历程》(二)四、“小论文写作”、“当代文艺讲座”、“系列性练习设计”,几点理念 我懦弱过,我脆弱过,但我发现“文革”对我也有好处。恐惧、痛苦是一种磨练,有了“反革命”的经历,最害怕的事发生了,自己反而松弛了——也就是那回事。“文革”后期我已经肆无忌惮(在给立康的信里谈过一些),“文革”结束后我更是为所欲为。 在语文教学方面,人们比较熟悉的有“小论文写作”,引起一些人注意的还有“当代文艺讲座”。这两项试验的相关资料已经收集在我的论文集《思索·探索》里,有的已经整理成书(即《中学生论文写作》,它的前身是80年代中期张志公先生作序的《简单论文写作》),不打算重复,这里只谈一些没有说过的内容。 1、小论文写作 这项实验当然不是那么顺利的,纷纷质疑,也出现过曲折(在家长声称要转学的压力下,我一度有一个半月不能上讲台——不过为我找了个比较体面的借口)。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谢北大附中,因为只有北大附中,它的环境,它的学生,能够允许我如此“离经叛道”。 “离经叛道”的结果,我所期待的局面真的出现了!学生是那样的活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真正的活跃!学生得益,但应该说更得益的是我。有一些学生的习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篇的题目叫《“人性”难道还应该是个禁区吗?》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为挣破坚冰的一声呼喊,而它却来自一位中学生之口!我把它推荐到河南一家刊物上。刊出不久,反“自由化”就开始了,幸好这家刊物已经停刊,我写《简单论文写作》的时候也没有能够收进去,不过这篇习作我至今保存着。这位学生是个女孩子,叫黄湄,我忘不了。 一篇叫《MAP航空港设计初想》,作者自诩为这是“世界第一流”的设计。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附有一张精心绘制的彩色示意图。画面很大,需要折叠几层才能粘附在论文后面,色彩丰富,画得很精细。它告诉我今天年轻人的创造欲望。 还有一篇叫《抽象思维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全文分三部分:一、欧几里得几何与演绎推理,二、诗人·幻想·假设,三、回顾和展望。这篇习作的内容完全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我带着它向科学院的几位朋友请教,朋友告诉我,内容是正确的。作者后来上了北大物理系,这篇习作显示了他缜密的沉思,也告诉我一位中学生可以达到的水平。 学生的习作拓展了我的视野,“未来学”、“天外来客”之谜、雷达对抗……不但大大地增加了我的知识储存,也让我知道了今天中学生的世界是多么的丰富,并且蕴含着多么大的潜力。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语会召开的北戴河座谈会以及全国中学语文教学法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我把一个整班的“论文”展出,引起了震动。我很得意。 进行这样的试验,初衷其实很简单,就是让学生找回一点个性——学他们喜欢学的,再教他们学会梳理思路,理解如何表达。图书馆可以看作人类共有的大脑,也是每个人个体大脑的延伸。我看到过一份美国幼儿园的教学大纲,“学会利用图书馆”就是其中一个章节,这让我有很深的感触。那么,就让孩子们到图书馆里“游泳”吧。办法也比较粗糙,只是打字油印了一些“论文专用稿纸”借以增加学生的兴趣;先交初稿,我一一面批(谈),修改后定稿。幸好我是一个“杂家”,学生的不同兴趣我还能凑合应付。我离开北大附中以后,北大附中的老师们居然把这个试验坚持了下去,而且增加了“论文答辩”等环节使之完善化,这时,教师的知识背景与学生爱好之间的矛盾就出现了,不得不请别的学科老师来帮忙。迄今为止,全国“自主研发性学习”中的“小论文写作”也存在着两种途径:一是论题不限定方向,二是论文选题只限于文科。二者各有利弊,这个矛盾并没有解决。 斗转星移,时至今日,“自主研发性学习”以及它的写作形式“小论文”已经成了时尚概念,我倒保持了一份冷静。我以为:目前,它们的精神意义超过了它们的实际意义。限于现在的教学意识、环境、师资,这种形式是无法普遍实行的。所谓“精神意义”,是指它除了提倡一种理念之外还可以引发对习惯写作教学模式的怀疑。 我们习惯的写作教学模式是两周一篇作文,我的“小论文写作试验”却一学期只写了一篇,打破了习惯格局!我并不想颠覆这个两周一次的格局,然而,这种格局的效果又究竟如何呢?无独有偶,一份资料告诉我,美国加利福尼亚教育监督部门曾经做过一次试验:取同校同年级两个班,一个班两周一次作文,一个班期末才写一篇;试验结果,两个班并没有明显差异。可见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样的格式难道不值得怀疑么? 我们现在的写作教学,往往每次一个新题目,来去匆匆,难以在学生头脑里留下印象和体验。机械地周而复始,总是在同一平面做惯性运动,这正是目前写作教学的最大弱点。张志公先生说过:“与其让学生每两周写一篇作文,倒不如让他们少写几篇,反复修改。”这话有道理,然而“反复修改”要有动力,每次作文学生都感到厌烦,叫苦,没有兴趣,又何来动力可言?这次面批,我很累,学生却听得很关注,改得也挺认真,张志公先生的设想我做到了! 这项试验还引发我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这就是“合力点”与“高潮设计”的思路。198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在香山召开了语文教学改革讨论会,我所提交的与会论文《思索·探索》里关于写作教学部分我甚至提出“每学期一次高潮”的主张。在“语文教学的‘合力点’问题以及每学期一次高潮的设想”标题下我是这样写的: …… 自然界有所谓“叠加”现象,即两个不同波段的波峰重叠的时候,波形会发生变化,新波峰的高度是原有二波峰的代数和。如果进而出现同步共振,那力量将大得惊人。心理学中也有所谓“合力点”,指的是一个人所处社会诸关系与他自身的心理倾向相协调、相结合的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中,人的发展(或好或坏)也相对加速。近来,在人才学的研究中也提出了“来潮”问题。这些都启示我们来分析学生学习语文的规律。 …… 现在看来,“每学期一次”的主张太偏颇了,头脑有些发热,但不泥于次数,要借助“合力点”形成“高潮”的教学设计思路是没有错的。不仅写作教学如此,阅读教学也是如此,不仅一篇课文的教学应该如此,一次课堂教学也应该如此。③ 2、当代文艺讲座 更“离经叛道”的是“当代文艺讲座”——每三周两节课,内容是介绍三周以来报刊、杂志、电影、电视里优秀的和有争议的作品。这样的课我是开不出来的,开课的是一位叫何斐的老师,我全力支持。虽然我讲不了这样的课,但它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每次讲座一完,可以想象得到,学生忽拉一下子就直奔图书馆去了——他们的兴趣被点燃了。 接着,他们作文里的语言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不少幽默俏皮、生动活泼的句子出现了,这样的风格课本里是没有的。 这样离经叛道的事情怎么能够在《人民教育》上得到介绍与推荐呢?这就不能不提到当时的教育部督导员、全国中语会副会长苏灵扬老太太。 一天,苏灵扬来电话,说要到北大附中听课,我问她“要听什么样的课?”她说“当然是有特色的。”于是我把她带进了“当代文艺讲座”。 恰好何斐老师讲的是“朦胧诗”。“朦胧”也者,意思就是朦朦胧胧,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课堂上学生各抒己见,争相发言,老太太非常高兴。 更让老太太高兴的,是下课后学生把我们围起来。北大附中的学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怵生——我陪着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来听课,当然来头不小,可是学生们不管这些,把我们围起来,说:“我们的看法都谈了,你们还没谈呢。”更有甚者,有的学生竟说:“你们不谈不能走。”老太太大悦。 兴奋之余,苏灵扬告诉了叶老,叶老随即给我来信:“昨日苏灵扬来,云北大附中有当代文艺讲座,甚好。我意则以为这种方式恐难以推广。” 尽管如此,苏灵扬意犹未尽,又写稿给《人民教育》推荐这种做法。《人民教育》编辑部把稿子拿给我看。苏灵扬旨在推行文学教育,与我的初衷不太一致,于是编辑部要我再写一篇。我以与何斐联名的形式写了一篇,两文同时与读者见面。 果然不出叶老所料,几年后,何斐老师移居美国,找不到接力的,“当代文艺讲座”也就烟消云散了。 这里还要讲一件不为外人所知的事。 “当代文艺讲座”搞得正在热火之际,“反自由化”之风刮起来了。风乍起,党内就有人把矛头指向了它。我当时已经忝为支部委员,情急之下,只好拉大旗作虎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 “你们知道何斐的后台是谁吗?” “不知道……” “是周扬!” 我并没有瞎说,苏灵扬是周杨的夫人,她也确实把“当代文艺讲座”的事告诉过周扬,何斐看望苏灵扬的时候,周扬也接见过她。周扬那时候还没有遭到批判,于是,一场风波就偃旗息鼓不了了之了。 我很得意,为自己的狡猾而得意;我又悲哀,深深地悲哀。 “当代文艺讲座”留给我什么样的启示呢?它有“前瞻”与“回顾”两个方面。 “前瞻”的方面是:中学语文教学,无论你怎么安排,都必须有一个通道,通向学生课外听说读写的汪洋大海。这是因为: 第一、语文教材是对人类社会生活加以提炼、提升、抽象、概括的结果。人类社会生活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语文教材永远滞后于这种变化和发展。 思想活跃是学好语文的重要条件,古今中外的名家名篇是不可缺少的思想养料,但它们只记录了我们的“昨天”,而要让学生思想真正活跃起来,还要让他们面对“今天”。 第二、从语言学习的角度看,我们的母语学习总是从“习得”开始,进入“学得”,然后复归于“习得”。我们的母语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表述它的语汇、句法、篇法和技法都是不同的。时代会在语言运用上刻下深深的痕迹。 “回顾”的方面是:语文教学改革要想健康地发展,必须不受社会的、政治的诸多因素的干扰。 回顾我国现代语文教学的历史,就会发现语文不同于其它学科,它每隔10多年要“动荡”一次。这是因为这门学科与社会思潮息息相通,而社会思潮是永远翻腾的。 解放以后,统一课本,统一行动。从批判“汉语文学分家”开始,政治斗争又介入了语文教学④。随之,是批判中学生作文《茉莉花》和《大光明前不光明》。“文化大革命”又是以语文为切入口(宫小吉的《取得五分的秘诀》),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之”字形是人们认知的道路,“螺旋式”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我们要吸取的教训是,任何时候,都要为非主流派留下宽松的环境,不要用行政的手段强行统一,更要防止政治因素的渗入。 无论是回顾还是前瞻,我们语文教学的环境都还是荆棘丛生的。我并不乐观。 3、语言训练的练习设计 如果说上述两项试验的“精神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有启发价值而难以推广的话,我的重视练习设计的思路则更有普遍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开始为部分教师接受。 在我第一篇论文《我对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几点想法》里,我提出过一个看法,就是语文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是: “名家名篇”+“科学训练方法” “名家名篇”的提出,除了它本身的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以外,还有反对当时教材编写过于政治化的意思。然而即使是名家名篇,对于它们的教学处理,由于师、生的个体差异加以社会因素的影响,是难以规划、统一的(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所说的“科学训练方法”是受到运动员训练的启发,针对语言操作训练而言的 语言操作训练的基本手段就是练习设计。 我之所以重视练习设计,是基于以下认识: ①母语学习的实践性。 正如人只能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一样,人也只能在使用母语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母语能力。知识是对规律的逻辑概括,因此是重要的,但它不能代替使用者自身的实践。好的练习设计可以规定语言环境,便于管理。 ②能力的综合性以及矛盾的分解与简化。 “训练”是专对“技能”而言的(比如说“阅读”就主要是“积淀”而不是“训练”)。技能又可以分为“动作技能”和“心智技能”两类。“心智技能”含有不同程度的智力因素,智力具有综合性,所以这类技能都含有不同程度的综合性。综合性使目标不容易集中,学生会感到茫然不知如何着手,整篇作文更是这样,这是他们不喜欢写作的重要原因。有综合就有分解,科学的分解使目标相对集中,这是提高效率的有效途径。 ③它还是培养教师的有效手段。 设计好一个练习,需要设计者有自己对语文教学的认识和体会,还需要对学生的认知过程有足够的体验和理解。练习设计促使教师研究如何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领悟到什么是教学的艺术,从而对语文教学的其它方面也会得到启发。 经过实践,我的关于练习设计的思想当然有所发展,主要有两点:①关于“模仿—类推—创造”的概括与探索;②练习设计的系列化。 ①关于“模仿—类推—创造” “模仿—类推—创造”是我对人们学习母语规律的概括,用传统经验的话来说,大致相当于“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不过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以后,它就可以脱离“感悟”的自发轨道而相对自觉化,这种训练所需要的量就会比“300首”大大减少。它与基本技能训练是并行不悖的。 “模仿—类推—创造”是限制性与启发性的有机结合,学生要在各种限制中开拓空间。语言技能训练有的是比较单调、枯燥的(因为有思维的介入,它会比运动员的训练有趣一点儿),而“创造”具有辐射思维的特征,其结果是多样化的,所以由“模仿”而“类推”而“创造”,学生的思维就会大大活跃起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次以“蜡烛”和“锚”为样本的2行抒情诗设计。在这次练习中,学生的活跃程度与成果大大超出了我的预计。为此,我写了一篇《模仿·类推·创造——语言训练中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在《中学语文教学》上发表。未几就有了反应,山东一所普通中学作了类似试探,尽管由于学生水平不同,引导方法也要因之有所差别,但同样的效应出现了。 在确认这种练习模式的价值以后,我把它引入了高考命题,每次考试,这种类型的试题都有许多非常鲜活的答案出现。随着高考的影响,报刊上也出现了不少这样的设计,很多设计比我的高明,说明这样的思路与老师们的经验是息息相通的。 不久前北大附中林新民老师还打电话来,说在她的教学中,“模仿—类推—创造”的练习,学生的热度依然不减。 ②关于系列化练习设计 练习设计的系列化是我思路的一个重要环节。语言训练的练习设计由于a.技能的综合程度不同、b. 智力参与的程度不同、c. 限制与启发的程度不同、d.篇幅的大小不同,从而学生操作的难度也存在着差异。这样,就会形成同一类别练习设计的内部可以有不同层次。这是练习设计可以系列化的理论基础。 我想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那就是曾经被人教社选中而且上了电视的“房间布置与描述”的练习。当时人教社不知道这个练习是我设计的,更不知道这个设计曾经得到叶老的充分肯定。现在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它只是我“空间描写系列化练习设计”的一环。 这个练习设计之所以比较典型,是因为它有两个特征: 第一、这个设计思想是从学生的常见病与多发病里产生的。空间描写顺序紊乱是学生写作时的常见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世界是三维的,是立体的;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我们所看到的事物是同时进入我们眼帘的,是平面的;可是当我们表述的时候,句序却要分出前后,是线形的。把同时感受到的事物分出先后组成线形表达程序,而且要让读者头脑中重现这种空间位置关系,自然相当困难。这就是语病产生的原因,而在现行的语文知识体系中又找不到现成的药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受到廖秋忠一篇论文的启发,借助“参照点”找到了两种基本模式以及这两种基本模式的综合形态与变态,从而为学生的操作提供了知识依据。 我想这就是语文程序性知识的基本特征,它更像武术中的“散打”而不像“套数”,管用,却未必系统。我的《语言和思维的训练》里的大部分知识就是这么来的。现在看来那本书里的阐述还有许多不够充分甚至不够准确的地方,相信若干年后今天这本书里也会发现类似的问题。 第二、我把这种技能性训练按照由易到难组合成阶梯形程序。第一步,只要求学生按照技能指导(知识)对规定的事物进行表述;第二步,增加想象因素,扩展篇幅,但不要求成篇;第三步,与学生的生活体验结合起来,给以充分的想象空间。到了第三步,学生的思维被激活了,他们的潜力得到了充分的激发与释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技能训练之间的联系可以是连续的,也可以是间隔的、隐形的。就拿《语言和思维的训练》来说,“类比和对比”与“类比说理和借物喻理”间显然是连续的,而“词语诠释”“程序说明”和“说明性描写”之间就有不小的间隔,至于“怎样回答问题”和“简单论文写作”之间拉开的距离就更大了。说一件有趣的事情,《语言和思维的训练》出书以后,我曾请华东师范学院(现在改称大学)的一位教师提意见,他坦率地说:“我觉得这本书逻辑上有些乱。”事实上这本书的架构从知识系统角度看,是“乱”的,从学生学习的角度看,它是前后联系的。我保持礼貌性沉默,心里说:“他根本没看懂。” 我的亲身实践到此为止,但我的思绪仍在向前漂浮。当我看到了邓虹、崔琪、徐慧琳、白雪峰等老师们的实践成果以后,这种思绪就漂浮得更远、更远。 如果把技能按难易程度的排列看做“经”,那么,是不是还可以有“纬”呢? 这个“纬”指的是视野的扩展与思维的深化。 这样一来,有“经”有“纬”,系列组合的样式就更加多样化了。 再进一步,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作文”观念也可以尝试突破一下。这个词语的产生源于我们是一个“文章大国”。在传统教育中“诗”“文”并重,都是衡量一个人文化水平的标尺,而无论是“诗”还是“文”,传统经验中都既有“综合”也有“分解”。例如为文先做“破题”,写诗先练“对课”。那么,为什么每次“作文”都囿于非要“成篇”不可,而且还都要另起炉灶呢?不妨把“作文”的观念转换为“写作练习”,练习可“大”可“小”,有“经”有“纬”,这样,我们的写作教学每学期就可形成几个单元,单元内部前后联系,有条件进行“自主研发性学习”小论文写作的学校还可以与学生的课外阅读联系起来。这样,我们眼前就出现了一个网络的前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