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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书：耕读勤俭，修齐治平
《曾国藩家书》约1500封，大多写于曾国藩40岁之后。但他在40岁之前的家书，全部为亲笔写就。通过前期的百余封家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为青年的奋斗史。 曾国藩28岁入京，做“北漂”一族，住在简陋的出租房内，时常借钱度日，能够邮寄回家中的，不过是“黄芽白菜”、“冬菜一篓”。而他通过10年的努力奋斗，至37岁时，已官居二品，再邮寄回家的，已变成辽参、虎骨，他为母送葬时，酒席摆了260余桌…… 从一个下层官吏到朝中大员，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曾国藩，透过其家书可以窥见一斑。他在给弟弟曾国沅的信中写道：“史宜日日看，不可间断”，“每天发奋用功，早起温经，早饭后读廿三史，下半日阅诗、古文。”—此谓致知。“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者;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此谓齐家。“食禄有年，爱国厚恩，自当尽心竭力，力理军务，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此谓治国、平天下。曾国藩以自己的坚持，完成立身立言立德之业。 曾国藩的勤俭家风，源自曾家的祖传。被曾国藩尊称为星冈公的祖父在给亲戚的书信中说：“宽一(按：曾国藩的乳名)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曾国藩把祖父居家之法概括为八字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所谓“早”，即早起;“扫”，扫地，泛指做家务;“蔬”，种菜;“鱼”，养鱼;“猪”，喂猪，这些都是农家生活的基本内容，但在曾氏看来，却是关乎家道兴衰的大事。曾国藩治湘军的著名格言是：“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看来这个灵感是来自于家庭教育。 在中国，即便是显宦世家，若承平日久，侈靡之风就会蔓延，家道败落在所难免。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仔细思考官宦之家旋踵而败的原因后，得出结论：“家败之道有四，曰：礼仪全废者败，兄弟欺诈者败，妇女淫乱者败，子弟傲慢者败。身败之道有四，曰：骄盈凌物者败，昏惰任下者败，贪刻兼至者败，反复无信者败。”要想克服以上八者而避免家道倾覆，唯有耕读孝友，谨守寒素家风。因此，他要求儿子除读书外，“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曾国藩家书》中也蕴涵了大量对女子的训诫，但他讲求方式方法，从来不用纲常名教的教训口吻。他对妻子欧阳氏写信，要求她“纵不能精于烹调，必须常至厨房，必须讲求作酒作醯(xi)醢(hai)小菜(指调味小菜)换茶之类”，“纺绩虽不能多，亦不可间断”，还须“留心于时蔬养鱼”。 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藩回南京任两江总督，他在百忙之中，仍亲手为儿媳诸女制定功课单：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凿刺绣之类—细工;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并且强调他要亲自检验。 在曾家，就连欧阳夫人都要带头纺纱。贵为总督家属却要自纺棉纱，堂堂督署后院却终日纺车声不绝。曾国藩的这种男耕女织的教育，虽然显得古板落后，但却培养了家中妇女的勤俭精神和持之以恒的劳动习惯。 梁启超家书：个人利害，随缘最好 继曾国藩之后影响中国的大儒家、大学者，梁启超当仁不让，同样，他也是个善于教育子女的人。他有子女10人，除幼子梁思同早夭，长成的9人，多从事学术研究，各有自己的成就—其中3个儿子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氏一家可谓“满门俊秀”。 儿女有如此成就，和梁启超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与曾国藩一味的耕读勤俭所不同，《梁启超家书》表现出“中国最早的新知识分子”的开明。 梁启超从不苛求儿女的学业，甚至因为长女思顺学习太过勤奋，怕她用功过度伤身，便责备她：“必须顺承我意，若固欲速以致病是人不孝也”。他认为，学问之道，“为的是学做人”“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因而，他更关注子女健康人格的养成，对子女虽是挚爱，却从不肯姑息溺爱。 梁启超善于因材施教。例如，他认为长子思成学问太专，会导致生活无趣。“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此乃堕落之根源。”他建议次女思庄以生物学为研究方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于女孩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中国的广阔生物可以采集试验，容易有新发明。”……由此可见，梁家子女的成才，绝不是棍棒打出来的。 然而，子女仗着恩宠而不敬，也会步入歧途。梁启超处理这种问题时，尽显儒者本色，他引导儿女们要长幼有序、知书达礼。1923年夏，梁启超写信向思顺“诉苦”：“忠忠、庄庄(梁启超的三子和四子)两个人人撒泼，要我带他们逛北戴河。我被他们磨不过，已经答应了……你们这些孩子们，实在难缠，一个个长大了，越发成群结党来打老子主意了，你当老姊姊的都不管管他们吗?” 儒家推崇“礼”与“和”相统一的境界，梁启超用儒家长幼有序的等级传统，把子女培养得亲情浓厚，彼此帮助。长女梁思顺作为大姐，也要担当起教导、照顾弟妹的责任。当思成、思永、思庄、思忠留学美国、加拿大的时候，就是由随同丈夫出使加拿大的思顺照顾和分配零花钱的，而梁思成与林徽音在加拿大的婚礼，也是由梁思顺操办的。 在学业成就和健全人格的天平上，梁启超更倾向于后者，他很重视引导儿女们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困难，注重心灵的富足。 1927年，长女思顺跟随当外交官的丈夫旅居国外，当时国内政局动荡，夫妇两人经常为前途、生计而担忧，梁启超便去信宽慰：“大抵关于个人利害的事只是‘随缘’最好，若勉强倒会出岔子……现在处于这种困难境遇，正是磨练身心最好机会，在你全生涯中不容易碰着的，你要多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在这个档口做到‘不改其乐’的工夫，才不愧为爹爹最心爱的孩子哩”。 梁启超对长子思成也有这种引导。1923年，思成因为车祸耽误了出国留学的时机，梁启超去信鼓励：“人生之旅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来精神上之萎畏。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行之好机会。” 儿媳林徽音的父亲林长民牺牲后，梁启超又屡次去信宽慰，深恐他们因忧伤憔悴而消磨志气。 1928年，梁思成从美国学成归国，令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他竟然辞去清华教席而去了东北大学建筑系，了解他的人说，梁思成是深受父亲的影响—梁启超觉得“清华太舒服，容易消磨志气”。 傅雷家书：永不妥协的良心 傅雷是位翻译家，学养精深，对美术及音乐理论与欣赏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高尚的精神追求，不断地影响着儿子傅聪。作为他的儿子，是一件幸福的事，也是一件有压力的事。比如说，前面提到在梁启超眼中的优点—性情随和、随遇而安，在傅雷看来却是不足取的。 1961年6月26日，在给傅聪的信中，傅雷写道：“老好人往往太迁就，迁就世俗，迁就偏狭的家庭愿望，迁就自己内心中不大高明的因素;不幸，真理和艺术需要高度的原则性和永不妥协的良心”。而“终日在琐碎家务与世俗应对中过生活”，也会被“积聚日久成为宿垢”的尘俗气影响了自己的素质、气度，进而影响到自己艺术的品位。” 在傅雷的眼中，傅聪是他的得意作品，他对傅聪如何加强修养的问题看得很紧，恨不得天天在儿子旁边，做个监护的天使，随时勉励、安慰和劝告。 有时候，做父亲的作出更直截了当的告诫：“你别忘了：你从小到现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国独一无二，便是在世界上也是很少很少。哪个人教育一个年轻的艺术学生，除了艺术以外，再加上这么多的道德?”“我们教育你的信条：‘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 1961年4月，傅聪来信告知其在非洲演出的情况，谈到对欧洲殖民者在非洲种种丑行的愤怒，以及自己在南非为抗议种族歧视而拒演一事。傅雷夫妇读信后极为欣慰，傅雷复信说：“你真不愧为一个现代的中国艺术家，有赤诚的心，凛然的正义感，对一切真挚、纯洁、高尚、美好的事物都衷心热爱，我的教育终于开花结果。你的天赋资禀越来越有所发挥：你是对得起祖国的儿子!” 尺翰之间，文如其人。从古至今，每一个伟大的家族，都会发出独属于这个家族的声音，把家族积淀的能量传导出去。 (据《中华遗产》 李忠民/文) 【链接】家书从何时开始普及 书信产生于春秋时期，产生的原因则是交往频繁的需要。 从物质层面上说，甲骨文时代，以龟版及牛肩胛骨为书写材料，主要内容为占卜;青铜时代，以钟鼎为材料，主要内容为纪功、纪事;春秋战国时代，以竹简、木牍以致缣帛为主要书写材料，“书介”也随之产生。由于物质层面的限制，同时为了避免麻烦，使者往往是面受辞语，书信的普及流通尚无法实现。 汉代以后，纸张的发明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场革命，它的出现，真正使文字的流通得到了普及。与此对应，书信也凭借纸张而迅速普及。家书作为书信的一种形式也普及开来。 家书写完之后要送达受信人，在清末新式邮局出现之前，私人信件则大多是托人携带。汉代之后的书信多用“函”，即小木盒盛，这也是书信又被称为“函”的来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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