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逸和古龙不和只是个传说
文 | 武云溥
2009年4月21日，萧逸搭机自洛杉矶飞抵北京。三天后，他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捐出了自己的许多手稿、照片，还有多种版本的武侠小说著作。作为回赠和纪念，文学馆方面送给他一尊巴金手模，萧逸笑呵呵地接过。
这位旅居美国的台湾武侠小说作家，多年来很少亲身回到华语世界。昔日“南金庸，北萧逸”的响亮名头，如今已少有人知。然而他的作品，仍然很容易在街头巷尾的书店中找到，当然，和金庸的遭遇一样，有不少是盗版或伪作。
事实上，萧逸在海外的名声可能更大。在同辈好友古龙纵横江湖的时代，他是住在美国却专业写作中文武侠小说的唯一。后来，古龙死了，金庸封笔，他写了五十多本以后也停下，专爱钻研《易经》。“孔老夫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他解释说，小说这个东西，也不是想写就能写的，“当你的文曲星、文昌星进入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凑全，才能写。”
所以，萧逸说，等到合适的时机，还要再拿起笔来。
一辈子没有上过一天班
1960年，我写了第一部武侠小说《铁雁霜翎》。
那时候我从台北建国中学毕业，进入海军军官学校读了两年，感觉无趣，就退学回家。1960年，我23岁，台湾正好流行武侠小说，像一阵风刮起，写作者特别多。这阵风从香港吹来，都是薄薄的小册子，畅销一时。我看得多了，就跃跃欲试，趁着退学在家的这段空档，写了《铁雁霜翎》，交给出版社。其实平时我也常投稿，写一些文章给《野风》、《半月文艺》等杂志，但武侠小说，这是第一次尝试。
1960年，我写了第一部武侠小说《铁雁霜翎》。
本来没有抱什么希望，没想到《铁雁霜翎》马上就被出版社选用了，而且邵氏影业公司看上了这部小说，很快拍成电影，我很有些意外惊喜。
原本寂寂无名，马上身价百倍，报纸也请，电台也播，又拍电影，突然有种“老天老大我老二”的感觉。我满脑子幻想，写作速度快得不得了。记得最快的一次，我跟古龙两个人为了写稿，躲在郊西温泉（注：台湾宜兰郊西，为温泉度假区）。那天从早上五点钟开始，到晚上六点钟，中间还要除去吃饭的时间，这一天我写了两万四千字。两万四千字在那个时候就可以出一本了，我相当于一天写了一本，破纪录的速度。
古龙写字也很快，我白天写，他晚上写。他写句子特别短，铺陈短句子特别厉害。当时在台湾写武侠小说有“五虎将”，诸葛青云、卧龙生、司马翎是前面三位，都是写了很多年的作家，资历比我们老。我和古龙是后面搭上来末班车，不过销量很快超过了他们前面几个。台湾武侠小说稿费在两千块以上的，就是我们五个人。
两千块台币是写一小本的价钱，我刚开始写的时候，一本300块，公务员一个月薪水五六百块，而我一个月能写五六本。到了拿两千多块一本的时候，我一个月收入就有一两万块钱，等于人家两年的薪水都赶不上。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才二十几岁，钱多得不知道怎么花。多少出版社到我家里来，只要我写一个名字，他们马上就开支票，作为定金。我和古龙都开了很多户头，用来收各家出版社的钱。
我给自己取笔名萧逸，就是欣赏这个“逸”字的飘逸、豪放，和自己的性情很合适，不愿受拘束。从海军军官学校退学后，第二年我进入中原理工学院化学系，后来又辍学，专事写作，到现在可以说，一辈子没有上过一天班。
曾和穷苦孩子一起卖冰棒
之所以写武侠，还是个性使然。我生来的性情就是，特别同情弱者，喜欢慷慨激昂，扶危济困。很小时候住在大陆，就喜欢读武侠小说，什么还珠楼主、郑证因、王度庐，我全部看过，脑子里深入很多这种传统的侠义思想。再加上我父亲是武将出身（注：萧逸之父萧之楚，国民党高级将领），大概也有影响。
记得父亲有一位副官，姓梁，是说书人出身，我小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听他讲上一段。梁副官过去在山东老家说书，后来打仗了，他就从军，做到少校。我们家几个兄弟姐妹，每天放学把书包一丢，就去拉梁副官到书房开讲。他讲《隋唐演义》、《小五义》，很多故事，我听得特别入迷。
影响了萧逸的《隋唐演义》。
我还喜欢和穷苦人家的孩子一起玩。在南京读小学时，有一天家里人叫我吃饭，就看见我在新街口一带，肩上背着一个卖冰棒的箱子，和一个穷人家的同学一起在沿街叫卖。那同学家里苦，每天一下课就要背起冰棒箱子，走街串巷吆喝。我就跟他一起吆喝：“马头牌冰棒！”顶着大太阳，每天大汗淋漓，叫卖了半年多。后来读者看我写的《无忧公主》就会有感觉，我的作品里一向在替贫苦大众说话。
当时我家刚到南京，新房子还没盖好，就住在南京市长家里。也是深宅大院，门口有士兵站岗。偏偏那个卖冰棒的同学，住得离我家很近，是一个低矮的小破房子，下雨天哗哗漏雨。我在阳台上低头总是看到他家，觉得很不忍心，就这样交上了朋友。家里人经常看见我身上的夹克没有了，就是送给那些穷同学了。
我父亲肯定有意见，觉得非常奇怪，我们家兄弟姐妹没有像我这样的。父亲满脑子科学报国，所以1949年以后到台湾，他让我去读理工。我虽然对理工毫无兴趣，但是现在想想，家庭教育还是让我受益良多。从小就有两个家庭教师，一个教英文，一个教数理。家里还专门盖了一个小楼，家庭教师住在里面，我们兄弟姐妹八人，放学后就进小楼补课。
后来父亲去世了，这些孩子们大多还在走他希望的道路。比方说我姐姐台大化工系毕业，嫁给外交官，后来定居澳洲。哥哥学医，在美国做了牙医，现在已经退休。一个妹妹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是当地的侨领。还有几个弟弟妹妹在美国商界发展。只有我写小说，算是偏离轨道。
差点就把自己“解决”掉
1976年我举家迁到美国，到现在一直住在洛杉矶。在兄弟姐妹里，我是最后一个出去的。当时我在台湾一边写小说，一边写剧本，也结了婚，已经有了三个小孩。妈妈从美国打电话到台湾，说怎么还不过来呢，就缺你一个了。于是我先到南非旅行，从南非签了观光护照，本来只是想到美国探亲。结果到了那里，律师问我，要不要办身份（美国绿卡）。那个年代办身份是很难的，即便是我兄弟姐妹们之前过去，要办身份大概都需要排队几年。我因为写小说的关系，又拍过很多电影，有很多海报宣传我，美国人看我属于“杰出人才”，只用了三个月，就发下来五张绿卡。
我的考虑则是，在美国写作，可以和外界断绝来往，在台湾就不可以。30多年前美国还没有多少中国人，大陆也没有开始改革开放，台湾对出版的控制也很严厉。我在美国，可以看到海峡两岸的书籍、报刊，洞若观火，又不受干扰，的确是占了天时地利。
我在美国的收入，仍然是靠世界各地的报纸和出版社付稿费。最多的时候同时给十几家报纸写稿，像《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注：两报于1983年合并为新加坡《联合早报》），还有台湾的《联合报》、《中国时报》等等，都是读者非常多的大报，编辑天天催稿，我的压力也非常大。实在写不下去的时候，想到一天断稿，十几家报纸就要开天窗，我简直想把笔都插到桌子里面去。写作又是特别需要心平气和，越急越写不出。所以有一次，我钻到牛角尖里了，差点就把自己“解决”掉。
那天太太回家，看到我热泪盈眶。她吓一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其实我脑子里一直在盘算怎么解决自己，是用枪呢，还是用上吊呢……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作家都有过这种感觉。我到香港去看好朋友倪匡，他告诉我，有一天差点从20几层楼上跳下去，结果一回头，看见女儿在后面，这才没有跳。
写作如此费心力，似乎划不来。这么多年也有过几次从商的机会，比如南非曾经有一家华侨开的工厂，请我去做厂长。我考虑好久，还是推辞了。如果去当了厂长，可能也就没有今日的萧逸。我想主要是因为，自己一向把钱财看得很轻。举个小例子，有一天在洛杉矶家里，我收到一张汇票，不经意放在桌上。时间长了竟然忘记，随手把那张汇票当作了茶杯垫，上面的字迹都被茶水浸成了黑色。
过了好几个月，我觉得这个茶杯垫实在是太旧了，就想把它丢掉。拿起来一看，好像写着“中国银行”。我奇怪，撕开一看，原来是张汇票啊，一万六千块美金。
我结婚的时候，古龙还来做伴郎
外面传说，我与古龙不和，这只是传说而已。
其实早年，我和古龙是很好的朋友，我结婚的时候，他还来做伴郎。
和古龙交朋友，不能不喝酒。在他看来，你要是不喝酒，就不是好汉。喝最凶的时候，古龙一天能喝三瓶白兰地，平时也是每天至少喝掉一瓶威士忌。我曾经一天喝过一瓶，但那不是我本性，没有和古龙在一起的那种场合，我自然就不喝了，到现在干脆滴酒不沾。
萧逸的好兄弟古龙嗜酒如命。
但是古龙一直嗜酒如命，最后把命也送掉了。我劝过他很多次，说你是不想活了还是怎么的？他说，没有酒还有什么意思，死了算了。那次喝到胃穿孔，从医院出来，又喝。直到最后快要死了，后悔也来不及，在电话里对我又哭又叫。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
我和古龙的生活习惯完全相反，他是酒色财气，样样俱全，我却连熬夜都不会，即便写作最忙碌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熬过夜。没办法，从小家教严，我一直是循规蹈矩的人。这样居然也可以和古龙做朋友，看起来确实不容易。古龙到美国，有段时间就住在我家里，还把脱衣舞女带回来过夜，我只好把房间让给他，自己去外面住。
后来我实在是没办法习惯古龙的性情，两个人慢慢疏远，但总是保持着正常的联系。
金庸的小说确实特别热闹
我和金庸先生的写作风格不一样，这可能与我们身处的地域不同有关。香港的生活节奏紧张，所以他们喜欢热闹，喜欢情节上的紧凑和悬念，这是商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生活那么紧张，人们没有时间去钻研文学这种东西，也不会接受。
“热闹”是对金庸小说的好评还是差评？
金庸的小说确实特别热闹，特别有趣味，对他来说更深层次的东西，不是不能写，而是不愿意那样写吧。台湾的文化就和香港不一样，我们可能还是比较注重文学传统，注重更纯粹的审美。
林青霞最适合演“甘十九妹”
我当年认为，最适合出演我笔下“甘十九妹”的女星，是林青霞。她有侠女的气质，特别是她的眼神。
林青霞也是山东人，我们是老乡，在一起有时还会用山东话聊天。我和她讲，你特别适合演我的甘十九妹。她说好啊，你写吧。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机会合作一部电影，这蛮遗憾的。我还答应过为她写篇文章，题目都想好了，《林妹妹的一抹幽思》，可一直也没写出来。
我心目中的侠女，应该艳若桃李，冷若冰霜。不艳的女人，写起来不好着笔。不冷，怎么拔剑杀人？
女人的美，在于真情流露，爱人之所不敢爱，恨人之所不敢恨。历史上的女侠，秋瑾最了不起。你看她临死时候，外面刮风下雨，让她写遗言，她就写，“秋风秋雨愁煞人”。就这几个字，让我肃然。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我的国家我的民族多么崇高，跟你们这些昏官有什么好说的，外面风雨愁人，杀了我便罢。
对这样的女人，我十分敬爱。为什么我笔下的女侠很多，而且有很高的地位，是因为我觉得男人常常东想西想，但女人是单纯的，常常轻生死，重情义。我们中国从春秋战国时代，越女论剑，到唐朝时候，太史公为多少传奇女子作传，都能看到许多有大情大勇的侠女。甚至赛金花这样的，也是侠女出风尘。中国传统文学一路下来，给女侠的评价都很高。历史上有这么多可歌可泣的女子，真让我心醉了。
武侠永远是一座图腾
“武侠”本是属于底层人民的一种文化，春秋战国时候，韩非子讲，“侠以武犯禁”。那时侠客出现的地方，必然天下大乱。法律的力量达不到，又有人受到压迫，这样的地方才会产生“侠”。从社会阶层上说，侠客是为受压迫者代言的，为老百姓申冤复仇，所以多半不为士大夫和统治阶级所接受。
武侠小说也因此在很长时间，进入不了上流社会的眼界。特别是旧式武侠小说，固定了一种形式，就是所谓章回体，这跟新文学更是距离遥远。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喜爱武侠小说的民众，就不限于底层了。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也读武侠小说，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中国固有的、纯粹的文化，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形式。
在我看来，侠是伟大的，侠就是同情弱者，劫富济贫。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仁义礼智信，全部涵盖在一个“侠”字里面，特别是新武侠，更加包罗万象。你看我们的古典四大名著，《西游记》是神怪，《三国演义》是政治，《水浒传》是典型的英雄豪杰，《红楼梦》是儿女情长——四大名著的精髓，新武侠一把抓。
我们的空间还包括侦探、推理，无远而不及，题材丰富得很。但是不管怎么写，侠的精神一定要抓住。抛弃了侠义精神，那就是一群流氓打架，有什么价值呢？所以现在很多打打杀杀的电影，都不敢叫做武侠电影，只能叫武打电影，完全是哗众取宠。
侠义的思想，不仅东方有，西方也有。好莱坞拍的西部片，里面的小酒馆就是我们东方的茶馆，西部牛仔的枪，就是东方侠客的剑。侠义精神在世界上普遍存在，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侠客。特别是今天的世界，看似有发达的科技文明，可是人更冷漠，照样有不公平。富人可以通神，穷人连个律师都请不起，连申诉的地方都没有，比古代更完蛋。
所以武侠的价值不可取代，永远是一座图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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