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要想统一什么也不会没有争议，语言也不会例外。辛亥革命成功，帝制崩塌，天下共和，首届国会争论中国“国语”，不少颇具实力的人物提议奉粤语为国语，而且并非势孤力单，因为当时的国会议员广东人已经超过半数，如果都对自己的语言偏爱，通过这一法案似乎无法阻挡。可是中山先生力排众议，跳出乡土观念，劝说同乡，并不辞劳苦地逐个说服，劝那些粤籍同乡还是以大局为重，放弃具有九个音阶、难懂难推广的广州话，奉北京话为国语。即使这样，赞同北京话的优势也不明显，粵語仅以一票之差敗給京話而未能晋身成爲国語，国语终被定为京话。若不是孙中山的威望，恐怕北京话必败无疑，至此粤语便与“一统天下”的至尊地位只差一步。如果粤语成为国语，至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人都须讲粤语，那会给后来推广普通话带来更大的困难。 之后，又进行了国语统一运动及推广普通话运动。虽然当时中国经济落后，但依然有“国语统一筹备会”这样的机构。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放弃了被讽为“联合音系”的“老国音”，确立北京语音为国语的标准音，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北京话的地位。1932年民国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即“新国音”)，修订了“老国音”，较之建国后的普通话，它更立足于北京的土语土音。由于在颁布之后长期作为学校教科和各种字典、词典的语音依据，因此对巩固甚至扩展北京土语土音的势力无疑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是推广普通话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抗拒。粤语对北方语言的不服气，在多年以后依然显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推广普通话是政府极力提倡的，那个时候“舆论一律”，尽管有人对此有看法，也没有人公开站出来反对。改革开放后，广东引领时代潮流，经济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发展，加之香港是以粤语为主流，一时间大有粤语北上的趋势。90年代初，甚至有人主张粤语已不是汉语方言的一支，而是一种独立的语言。直到新世纪，当“猫儿腻”“喔塞”、“忽悠”“扎堆”“趴窝”“叫板”……这些北方方言在广州报纸上亮相，部分广州人很不满意：“广州地盘，广州话话事！妹仔怎么大过主人婆？”（意思是在咱广州这地盘上，怎能不让广州话做主？丫鬟的地位怎么也不能比老板娘的高！）这样的观点的确让人啼笑皆非。首先这些民间流行的语言并非普通话，它们与粤语方言一样也属于地方方言，用不着从整体上排斥北方语言。另外，北京话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并不仅仅是因为北京的政治地位，而是有其语言系统本身的原因的。上个世纪20年代鲁迅在广州和香港时著文征引当地报刊文字时常常夹杂有粤语，让外地读者“看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由此还可以上溯到清朝雍正时代，广东官吏迢迢千里到北京送荔枝给皇帝，雍正面对“是”（广东话读成“咳”）、“吃饭”（广东话读成“僿繁”）、“喝茶”（广东话读成“延擦”）很是不快，甚至认为广东人在戏弄他。他于是号召全国学官话，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推广普通话的圣旨。 看起来孙中山先生还是很有眼光的，而他的决定也是有历史渊源的。 （本文摘自我的《当代北京语言史话》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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