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药运行的反应桂附干姜等辛热之品大多药性峻猛，古人即有“桂枝下咽，阳盛则毙"之训，而且附子具有一定毒性，这些都使得医家畏之若虎，不敢轻用，加上喜清恶温、贪图平稳之流俗，无疑都影响了辛热药物的使用。此外，服用辛热药物确实可能引起一些不适之感甚至剧烈反应，颇似“变证蜂起"，使得病人惊惧，医家疑惑，乃至中断用药，迷失正确治疗方向。《友渔斋医话》曾谓:“凉药误人，人不易觉；热药误人，一服便见……前人有用热药如君子，凉药如小人之喻，所谓君子者，苟有过人必知之。为人则可，药关人性命，用之不当，虽君子亦何取乎，况小人耶?所言确是实况。当然，在已经出现异常反应的情况下，继续使用辛热药物，确实存在风险，应当慎重。因此，弄清服用热药反应，判认其是正常还是异常反应，药误还是药效，病进还是病退，无疑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用郑钦安的话讲“此道最微，理实无穷，学者当须细心求之"。 郑钦安认为，凡服药后常有“变动"，要知道这些变动有的是“药与病相攻者，病与药相拒者"，属于正常的药物反应，“岂即谓药不对症乎?他擅用姜附，尤其对热药之反应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体会，这也是其擅用姜附的重要体现。郑氏对服用姜附等热药反应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医法圆通》中“服药须知"一节中，认真学习可以从中得到十分宝贵的经验。 他说：“初服辛温，有胸中烦躁者，有昏死一二时者，有鼻血出者，有满口起疱者，有喉干喉痛、目赤者，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上窍而出也。以不思冷水吃为准，即吃一二口冷水，皆无妨。服辛温四五剂，或七八剂，忽咳嗽痰多，日夜不辍，此是肺胃之阴邪，从上出也，切不可清润。服辛温十余剂后，忽然周身面目浮肿，或发现斑点，痛痒异常，或汗出，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七窍而出(此句疑为“周身之误")也，以饮食渐加为准。服辛温十余剂，或二十余剂，或腹痛泄泻，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下窍而出也。但人必困倦数日，饮食懒餐。其中尚有辛温回阳，而周身反见大痛大热者，阴陷于内，得阳运而外解也，半日即愈。" 以上这些反应郑氏均认定为“阳药运行，阴邪化去"的正常反应，乃是药效，不可疑为药误。要知道，未服阳药之前，机体阴盛阳虚，正气无法抗邪，故无激烈的反应。服用阳药之后，阳气振奋，兴起抗邪，正邪交争，矛盾尖锐对立，故有形似异常，实则正常的剧烈反应。提示后学，这是正邪相争的关键时刻，切不可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中断治疗，或改投清凉，误人歧途。 至于表现各异如“有胸中烦躁者，有昏死一二时者，有鼻血出者，有满口起疱者，有喉干喉痛、目赤者"，“忽咳嗽痰多，日夜不辍"，“忽然周身面目浮肿，或发现斑点，痛痒异常，或汗出"，“或腹痛泄泻”等等，乃是阴邪分别从上窍、从肺胃、从周身、从下窍等不同部位而出的原因使然，与邪气所在部位、药物作用脏腑有关。这是郑氏多年经验积累所得，见解深刻，可谓发前人所未发，足以为后世指点迷津。 由于胸中烦躁、鼻出血、满口起疱等症状似乎火热之象，容易令人疑惧，当此之时，郑氏提出一个辨识标准：“以不思冷水吃为准，即吃一二口冷水，皆无妨"，这提示津液未伤，并非过用或误用阳药所伤，这就设下了一条确认药效而非药误的底线。此外郑氏还提出一个辨识标准，“以饮食渐加为准"，提示脾胃健和，自是佳兆，毋庸自扰。还有，郑氏还提出这些“异常反应"可自行消退，一般都能“三五日自已’“半日即愈"等，无须过虑。这是由于正邪交争，“变证"遽发，随着正胜邪却，这些“变证’自然自行消退。这几条标准，深刻的把握了“阳药运行，阴邪化去”的病理变化本质，具有很高的临床指导价值，可让医家守定真情，坚持既定方案，“切不可清润"。 此外，郑氏还总结了其他一些服用热药之反应，如发热身疼、小便痛甚、口中异常气味等，均系切身体会，世人难以见识，均属“阳药运行，阴邪化去”的正常反应。如“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忽见身疼，而却不发热者，是里有寒也……但服温里之药，多有见大热身疼甚者，此是阴邪溃散，即愈之征，切不可妄用清凉以止之 ’(《医法圆通卷三》)。又如淋证，“但服回阳等方，初次小便虽痛甚，而尿来觉快者，气机将畅，而病当解也。此道最微，理实无穷，学者当须细心求之 (《医理真传卷二》)。还有，“阳虚阴盛之人，投以辛甘化阳二三剂， 即有现口苦、口酸、口淡、口辛、口甘等味，又服二三剂，而此等病形即无。予仔细推究，皆缘真阳失职，运转力乖，兼之服药停积未去，今得辛甘化阳之品，运转复行，积滞即去，故口中一切气味出矣。昧者不识此理，见酸即治酸，见苦即治苦，鲜不增病。医理之微，不诚难哉"(《医法圆通卷一》)。 当然，郑氏所论诸般反应，均系或然之症，并非必然发生或者同时发生，不得以此为定式，胶柱鼓瑟，他指出：“虽然邪之情形，万变莫测，以上所论，不过略陈大意耳，学者须知。后世火神派传人如吴佩衡、范中林等辈，皆对服用大剂姜附的反应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使得他们临证之际进退自如，胸有成竹。 还有一个问题，辛热药物究竟要服用到什么程度为准呢?历来没有一个明确标准，一般多视病情缓解，症状消退而定，难以准确把握。郑氏积多年经验，在“服药须知"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原则，即“阳旺阴消，邪尽正复，方可了扶阳之品"。他说：“凡服此等热药，总要服至周身、腹中发热难安时，然后与以一剂滋阴。此乃全身阴邪化去，真阳已复，即与以一剂滋阴之品，以敛其所复之阳，阳得阴敛，而阳有所依，自然互根相济，而体健身轻矣，(《医法圆通卷三》)。在“阳旺阴消，邪尽正复"的原则下，郑氏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判断标准，即“总要服至周身、腹中发热难安时，然后与以一剂滋阴",同时，顺势提出来善后处理方法，即“与以一剂滋阴"。值得注意的是，对滋阴之品为何要限定为“一剂"?此中自有奥理。因滋阴药物性多寒凉滋腻，多用恐有伤阳之虞，导致阴邪复生，病变反复，故而限定为“一剂"。郑氏未提滋阴的具体方药，据火神派传人唐步祺先生经验，他用的是黄连阿胶汤，可供参考! 医界向有“投凉见害迟，投温见害速，投凉之害在日后，投温之害在日前"之习见，因此能够辨认热药反应，守定真情不变，确实不易，诚如郑氏所言，“此道最微，理实无穷"，必须仔细推敲，精审详勘，方能识得真情。郑钦安对服用热药之反应以及疗效判断和善后处理等项，确有丰富经验和深刻的体会，用起姜附热药来进退有据，应付裕如，达到精细人微的境地，不愧为擅用姜附之火神派大家，其经验足资我们借鉴。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郑氏擅用姜附确实别具一格，多有创见。其广用附子，重用附子，独树一帜，某些方面超过仲景，自成一套学术体系乃至创立了火神派。任应秋先生曾说：“郑氏治疗三阴证，确是颇有盛誉，运用附子量重而准”(《任应秋医论集》)，唐步祺先生称其“善用大剂量姜、桂、附以回阳救逆，拯人于危。其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乃祖国医学之瑰宝，千古一人而已!”两位所评确是公允之论。郑氏理论在医坛上无疑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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