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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 我们不说原因，只说结果，我们现在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规则”或者说“规矩恐惧症”——人们总是担心，一旦自己按照规矩办事，规规矩矩做人，就会吃亏。
这种心理，影响着人们对整个传统文化，乃至一切道德教育的价值的认识。 那么，到底会不会吃亏呢？
这的确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因为从表面上看，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即我们遵守规则，而对方不遵守规则，于是我们就有一种在竞争中自缚手脚，自己将自己置于被动之中，最终导致利益受损，也就是“吃亏了”的感觉。
虽然，我们可以用“高尚”，“君子”等等美好的名词，来修饰和赞美这种遵守规则的行为，但是在没有让人信服的解释之前，这些修饰和赞美只能越描越黑，越修饰，越赞美就越让人迷惑。 于是人们就会接着继续问下去—— 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小人愚弄君子？ 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卑鄙捉弄高尚？ 等等，等等。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回答，最多只能苍白的回答上一句——至少我们高尚了……这是多么苍白而无力的言语？怎么能扛得住一句铿锵有力的“高尚能当饭吃嘛？！”的反诘？
但是，再难回答的问题，它也是有答案的。再难回答的问题，它也受不过反复的审视。 眼前的这个问题也一样，因为虽然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关于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但实际上，仍旧是一个关于自我的抉择的问题。 从个人的角度上看，这个问题就变成了—— 为什么我选择做一个好人的时候，不如选择做一个不守规矩的坏人的回报高呢？ 简单的说，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的那个著名的，人类之问—— 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
言至于此，这个问题就不难回答了，因为从这一句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中，我们可以看到至少两件事： 第一，所谓的“吃亏”原来是因为做一个“好人”的回报，少于他的预期了。 进而，我们就可以知道，凡出此言者，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遵守规则的行为，都是有目的，期望有所回报的行为；他们所做的那个“好人”，也同样是为了有所回报，而有目的，按照某种特定的，可能为人称道的，以便赢得回报的模式，制造出来的“好人”。
这就是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如果没有对回报的预期，哪里会有什么吃亏与否的概念？ 如果不是迎合别人的好恶而将自己“雕刻”成一个“好人”，也就是没有堪称巨大的付出，哪里会有对回报的预期？
由此可见，更本质的问题在于，我们对“好人”的理解，本身就是有巨大误区的。 简而言之，所谓做一个遵守规矩的好人，并不是为了迎合别人的好恶，把自己雕刻成一个人见人爱的人。 至少，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此种人非但并不推崇，反而极度反感和排斥，并且给他们取了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乡愿”——也就是表面上看，是人人都称道的好人，其实却是每天为了这个好人的名头，而矫揉造作，动心忍性的人。 对此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 孟子则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解释： 孟子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
至于道家，则更不必说了，对此类人物，非但没有任何好感，更是极尽贬斥嘲讽之能事。 所以，如果因为谋求某种回报，而去演一个“好人”，通俗的说就是装一个“好人”，并因此而觉得投入太多，回报太少——吃亏了。 那么责任应当由他自己来承担，而不应当由什么传统文化，什么规则意识来承担。 因为，在他那里，好人和坏人，遵守规则与不遵守规则，其实是一样的，不过是谋求利益的两条不同渠道罢了。 如果从人生的体验上，或者说谋求快乐的体验上来看，此类“好人”与他们口中的“坏人”也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获取现实的利益，再用现实的利益，来兑换成各种所谓的快乐体验。 简而言之，就是： 都是两步式的过程； 都是通过在第一步中的，以牺牲或者出卖自己的真性情为代价，换取的现实利益，来购买所谓的快乐体验——所谓的“坏人”自然是迷失了自我，然而这种雕刻出来的“好人”，又何尝不是个“假人”？
所不同的是： 前者可能是一个不知其假的“假人”，后者则是一个绝对的自知其假的“假人”，所以相较之下更痛苦； 前者是一步即直奔利益而去，而后者往往还要经过一个先“名”后“利”的过程。或者说前者的目的比较单一，后者的目的更加复杂，因此也会更麻烦，更容易出岔子，因此也就会有更多的烦恼。
所以，这一类“好人”的痛苦，其实来自于他们的“假”，而他们之所以经常有一种吃亏的感觉，是因为他们比那些“坏人”来得更加的“假”——为了同一个目的，付出更多的努力，“吃亏”是理所应当。
然而，他们真的吃亏了吗？其实未必。 因为，与其说他们是吃亏了，不如说他们是想要的太多——既想要做一个好人的好名声，又想要做一个坏人的大实惠。 做一件事，想要两件事的回报，整天把占便宜当做理所当然，把没占到便宜当做吃亏的人，将注定活在一种“吃亏”的感觉之中。
通俗的说就是： 伪君子往往比真小人更痛苦； 伪君子对决真小人，弄不好就会吃亏。
而这一个“伪”字，正是儒家，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坚决反对的。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讲“慎独”，讲“至诚”；道家讲“自然”，讲“无为”。 讲来讲去，就是一个字——真。 所有各种修身之道的目的，就是让人能够回归到真实的状态，做一个真实的自我。 所以， 孔子说：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老子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庄子说：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礼乐，吁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是要人能够真实的，按照自己的本性活着，也就是《中庸》开篇的头两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只不过，在现实之中，人们往往难以把握什么是真性情，什么是热欲望。进而，往往将欲望说成性情，然后纵情于欲望之中，这就是那些真小人的行径。 所以，才需要对人的身心加以修养，对人的行为加以矫正，这个修养的途径，就是建立规则意识；矫正的工具，就是种种社会规则。 需要指出的是： 第一，不能用西方的自由观，来评判中国的规则。因为，虽然都需要构建规则意识，但是西方的规则，更多的是源于宗教，来自于对神的敬畏；而中国的规则，从本质上说，是来自于天道，来自于对天道的模拟。 虽然，创立宗教的那些圣贤们，其初衷基本上也是要引导人们回到真实的生活状态上去，但是毕竟宗教中，不可避免的包含着太多的人意。所以，西方的自由观，从本质上说，是以反藏于宗教中的人意，是为了维护宗教中那部分客观真实的内容为目的的。 所以，拿着西方的自由观，直接用在中国这里，就变成反天道，反自然了。是一件南辕北辙的荒唐事。 第二，正是由于在中国的传统中，始终是以天道自然为依归的，所以修养的目的，也不是学习如何把自己“雕刻”成一个让别人喜欢的人，而是要学会如何真实的活着。 这就是《中庸》的第三句话：修道之谓教。就是要学习如何率性而行。
所以，在中国的传统中，做一个守规矩的好人，其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做一个拥有自己的真性情的真实的人。 一句话，好人就是真人，假人就不可能是好人。 所以，孔子对那些因为做假好人，而遭受痛苦的人，几乎是毫无同情心的—— 孔子说那些“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是“胫胫然小人哉。” 又说那些为了信守承诺，为了博得一个“忠信”的名声，而不惜生命的人“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谅，是忠信的意思。）
孔子的这种态度，并不是否定忠信的价值，而是在强调，要注重忠信的本质，而不是忠信的形式。用《庄子》的话说就是：“信矣而不期。”就是要“信”于天地大道，“信”于自己的真性情，而不为一个“信”的名声所束缚。
像那个可怜的尾声高，约了一个女孩子在桥下相会，结果女孩子迟到了，洪水却来了，结果为了保住一个“信”的名声，竟然抱着柱子被水淹死了。硬把一个浪漫的爱情剧，演成充满悲情的伦理剧。
所以，就像老子说的： 古之所以贵此者何也？不谓求以得，有罪以免邪？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之所以强调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真实的自己。并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观感，更不是为了借此来从别人那里讨得一点好处，而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获得快乐，让自己的内心获得宁静。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拥有什么，占有什么，比拥有一个真实的自己，来得更加宝贵？ 拥有什么，占有什么，比拥有自己的真性情，做着自己真心喜欢的事情，来得更加快乐？ 因此，一旦做了一个没有目的的，不求回报的，真实的“好人”——其实就是真实的自己，那么快乐不仅会随之而来，而且让人难以再度舍弃。
所以，孔子说他自己——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这个“好”我们固然可以把它说成是好天地大道，好真理正义，好礼义廉耻，好仁义礼智信等等，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好”他自己，“好”他自己的真性情，“好”那种率性而行的真生活，“好”那种因为本性得以释放而获得的，零成本无依赖的真快乐。
所以，所谓的吃亏与否的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道选择题： 是A要做一个不求回报的真自我，还是B做一个等待回报的伪君子？ 是甲要追求源自本性的真快乐，还是乙要追求令人羡慕的世俗的快乐？
A或者B，甲或者乙，请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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