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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东京印象

 追梦者5401 2015-08-31

本文参加了【背起行囊去旅行】有奖征文活动

东 京印 象

 

    日本考察归来,已半年多了,但东京给我留下的许多深刻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一)

    我们前往日本考察,正值盛夏时节。出国前,北京持续高温,听说日本列岛入夏以来也一直十分炎热,许多地方还因干旱而缺水。幸运的是,当我们乘坐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波音 747飞机在东京成田机场降落时,东京刚刚下过一场中雨,天空还漂浮着一团团棉絮般的云彩,湿润的空气令人心境为之爽朗。前来迎接的自治省的菅沼先生风趣地对我们说,“你们给东京带来的甘霖和凉爽”。在机场地铁站,我们乘上了直达东京市区的特快列车,很快就驶上地面,穿行在起伏的山坡、田野之间。雨后的天空碧蓝纯净,远处的山林与近前的田野翠绿欲滴。我饶有兴致地眺望着车窗外的一切,感到东京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那样陌生又那样熟悉。

    过去,我曾多次乘坐火车进出北京,北京城郊红砖灰瓦的农居散布铁路两旁,显得比较舒展。东京郊区则完全不同,只见眼前的民居、商店及医院等栉次鳞比、密密匝匝、连绵不绝地向远处延伸,除偶尔跨桥越河外,其建筑物密度之大令人惊讶,而且看不到北京城郊那种成片开发的住宅区。这里的建筑物都不太高,商店、医院有三、四层的,民居基本是两层楼的,看上去墙体都比较薄,建筑材料都比较轻巧,这大约与东京地区多地震有关吧。民居多数前后有小小庭院,见缝插针地栽种着树木花草。它使我不由地想起,与北京人一样,东京人似乎也喜欢栽花种草。更引起我注意的是路边各种建筑物、广告牌上随处可见汉字:“丰田汽车”、“山田齿科”、“佐滕株式会社”等等,让我们这些刚刚踏上异国他乡的中国人,油然地感到一种熟悉和亲切,情不自禁地想起日本的历史、文化与中国源远流长的联系。

    同北京一样,东京人口的高密度、住房的紧张、车辆的拥挤等大都市综合症早已闻名遐迩。但我们从地铁上来换乘出租车前往旅馆时,却惊奇地发现,沿途大部分商店都关闭着,街上车辆和行人也不多,显得那么清静。问同车的菅沼先生,才知道今天是星期日,机关、商店都休息,许多人都驾车度假远游去了,平常不是这种景象。我不由地想,这一点似乎与北京不同,北京的大街、商店平常人就多,到了星期天人就更多,商店更是要抓住机会大做生意了,哪会去休假呢?

    第二天上午 8时多,菅沼与他的同事谷口先生带我们乘地铁前往自治省。起先,我们对此还不解,为什么不乘坐小汽车?经询问翻译,才知道地面交通现在还是高峰时节,汽车根本走不动,东京的上班族绝大多数人宁可把小汽车放在家里,乘地铁去单位。当我们来到地铁站口,发现虽然已过最高峰时节,但进出站的人流仍络绎不绝。上车后,车厢里的乘客也是摩肩接踵,每到一站,下去一批又上来一批,保持着饱和的状态。这种拥挤状况,在我们乘坐地铁上街、逛商店以及以后去迪斯尼乐园、东京电视塔时经常遇到,可以与北京日常的拥挤景象相媲美,这种大都市顽症的病根同出一源,完全是人口过分集中造成的。东京都总面积为2183平方公里,截止1993年人口达到1160.9万人,就总面积而言,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317,而对可居住地面积来说,每平方公里高达9088人,各项统计数字均居日本全国之首,而且它还存在一个日常人口大量移动的大问题。据1990年人口普查,每天从周边地区到东京23个特别区来工作或学习的人口达到362万人,从而造成交通堵塞、住宅困难、市中心夜间人口过稀等严重问题。

    经过在东京十多天的考察观光,我们感到,尽管东京都人口十分稠密,但由于政府的巨大努力,总的来说东京的交通比较发达、方便,交通秩序比较好。东京的交通可谓立体交通:地下有地铁,地面有马路,空中有立交桥、高架车道。地铁线路多,车次密,车站多,许多出口直接机关、商店大楼底下,十分方便;地面的马路大虽然不太宽,但由于不设自行车道(少量的自行车可穿行在人行道上),汽车道较多,次序井然;立交桥有单层的、多层的,纵横交错,很是复杂;高架车道则因为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因此速度较快。地铁都是自动售票,每个地铁站口均有自动售票机,根据各种线路图上标明的各站之间票价,乘客可以向售票机投入硬币,车票就自动从出口吐出,票价最低为140日元,其次为160180日元等,有些线路如一次买10张票,能够优惠1张。如果没带零钱,还可以向大票自动兑换机兑换。公共汽车一般都是无人售票。那次我们去迪斯尼乐园乘坐公共汽车,就是前门上车,后门下车,上车后大家都自动向票箱投钱币,车上只有一名司机注视乘客上来,不像北京几条所谓无人售票公共汽车上,还得有人守着中门,或者把前后门上来的人赶下去。东京人很遵守交通规则,且不说在大街上,即使在较为偏僻的小街,遇到红灯,虽然前边没人,司机也决不越线,即使前无车,行人也决不穿行。无论乘地铁还是乘公共汽车、出租车,人们都排队等候,秩序井然,没看见那种争先恐后的现象。地铁车厢里虽然时常满载,但很安静。东京人有个习惯,上车后不是掏出书来看,就是闭目养神,没有人高谈阔论,大声喧哗。许多年轻人即使身边有座位,宁可站着也不坐。

    东京治安好,我们过去早有所闻,而这一次则是亲眼所见。我们旅馆附近是居民区,许多人家的门窗直接对着街道,看不到有防盗门,铁窗栏,小汽车、摩托车就停在路边停车场,自行车就放在门前,有些人家的洗衣机就按在门外。即使深夜,街上还开着通宵商店和小酒店,有行人独来独往。居民区有许多小自选商店,商品琳琅满目,一直摆到门外,而店里营业的也就一两个人,似乎根本不大在意是否会有人拿东西。

    日本人的礼貌、服务是非常出名的。在东京期间,这方面也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无论到政府机关,还是到商店、观光景点,我们都能够感受日本人的彬彬有礼的接待。记得第一天到东京,我们去乘坐出租车,那些出租车我们前面一停,司机立即下来帮我们把行李搬上车。东京地方大,我们住宿的地方不大好找,司机们照着菅沼先生提供的地址示意图,不胜其烦地边驶边找,有时还下车询问,最后终于把我们送到目的地。我们每次到政府部门考察,总已有人提前在门口迎接;一见面,一介绍,他们马上就鞠躬致意,一边双手递上名片。对我们的考察活动,日方考虑得非常周到,安排得非常细致。在介绍情况时,介绍人把时间掌握得很准,对我们提出的问题,都能够认真地一一给予回答。尤其是一直陪同我们考察的菅沼先生和谷口、小西等先生,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和对工作的认真细致态度,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菅沼先生是日本自治省所属自治体国际化协会主查,到过中国许多地方,对中国有很深的了解,不仅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会说中国的俏皮话,会唱中国民歌。我们在日本的二十多天,有他全程陪同,我们等于多了一名翻译。谷口与小西先生虽然不懂汉语,但也经常用手势,用双方都不太高明的英语进行交流。记得每次外出上车下车,他们总要将我们一个个人数一遍,全部到齐了,他们才放下心来。每到一处,他们都要为我们忙前忙后,累得满头大汗。在大阪关西机场,当我们分别时,相互都有点依依不舍。到现在,每当我回想起东京,回想起日本之行,我就不能不想起他们。在东京无论是大商场还是家庭小店,只要你一进门,就马上能够听到营业员有礼貌的招呼。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实际上他们对谁都一样。东京的饮料自动售货机几乎随处可见,只要往里投入110120日元,指定好哪种饮料,这种饮料马上就会滚出来,非常方便。在东京,我们还注意到,在每条人行道地面,均铺有一行杏黄色的、上面凸出有方的、圆的专门标志的地砖,路口还有拐弯标志,原来这是专为盲人引路用的。大商场、游乐场还都有专为残疾人服务的设施。东京人都很注意仪表,男女老少都穿戴入时,尤其是白领阶层、上班族,虽说正值盛夏,可大多数人都西装革履,打扮得体。偶尔也看见一些少男少女打扮异常,如把头发漂染成黄色,穿着破旧的牛仔服。

    按照我们过去的想法,像东京这样人多车多的大城市,环境保护是个大难题。然而,在那里我们却得到另外一种感受。那就是东京的天特别的蓝,空气特别的透明,树木特别的绿。虽然我们每天早晨外去,晚上归来,但每人都发现自己衬衫一点不脏,皮鞋也没有沾上灰尘,这也可见东京环境清洁的程度。虽然这里的海洋性气候,对于减少东京空气中灰尘会有帮助,但最主要的还归功于政府的努力。在东京,我曾仔细观察过各种车辆,从没有发现一辆汽车排出灰烟来。要把东京这么多汽车的废气全都管住,谈何容易?东京人都有讲究卫生的好习惯,从不随处乱扔废弃物。我们每天早上外出,都可以看见家家门口放着装好垃圾的塑料袋,等待专人来收走。有几个早上,我们在开店前走进一些商店,只见营业员们正在把摆设陈列的商品一件件擦拭得干干净净,怪不得这里的环境和商品看起来都是那么干净、清爽。由此使我想到,要搞好一个城市的环境保护,除了政府要大力提倡,要立法,要有投入,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全民环境保护意识,人人自觉遵守。

 

(二)

    东京作为国际性大都市,光常住的外国人就有20万,而且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外国人从世界各地前来观光、旅游。东京的旅游、服务设施十分发达,不仅有许多高档的宾馆饭店,还有许多著名的风景名胜,如皇宫,国会议事堂,世界上最高的东京电视塔,亚洲唯一的东京迪斯尼乐园(世界上共有四座迪斯尼乐园,还有两座在美国,一座在欧洲),反映东京历史的江户博物馆等。

    那天我们乘坐旅游车,首先来到皇宫前。皇宫前是一片砂砾铺就的广场,边上挺立着棵棵修剪成各种方形、圆形的松柏,在湛蓝的晴空映衬下,鲜绿异常,一尘不染,使我们忍不住跑过去合影。天皇居住的皇宫不对外开放,我们只能站在“二重桥”前,隔着围绕皇宫的御河(樱田濠)观望,皇宫的建筑并不太高,隐藏在围墙及高出围墙的树木后,露出少许飞檐。我们只能猜测着,在围墙和树林后边,皇室成员是怎么生活的呢?

    离皇宫不远,经过樱田门,在一条由两排笔直的银杏树装点的大道的前方,我们看见了一座庄严肃穆的白色建筑物,那就是日本国国会议事堂。据介绍,国会议事堂动工于1920 1月,竣工于193611月,历时17年,共耗资2580万日元(以当时币值计)。从国会议事堂建筑风格上,我们能够看到西方议员政治的影响,但又显然带有浓厚日本皇权的色彩。国会议事堂以中央塔形部分为中心,左则是众议院,右则为参议院。中央正门是用青铜制造的,平时不开,只有天皇到来、外国元首访问国会或者是大选后新当选的议员第一次来国会接受议员徽章时才打开。我们从边门进去,先后参观了参议院会议大厅、天皇休息室和中央大厅等。参议院会议大厅在议事堂的第二层,我们站在三层的旁听席俯视整个大厅,发现以前从电视上经常看到日本国会开会的地方就是这儿。不过现在正是休会时节,整个大厅空无一人,悄然无声。大厅正前方是面对议员席的主席台,台上设有议长席和演讲台,演讲台下边有速记员席位。议员的席位以演讲台为中心呈半圆形围绕。整个大厅共有460个席位(参议院法定名额为252人)。议长席后面挂有幕布的地方是开幕典礼时天皇使用的席位;旁边是事务总长席;左右各有两排席位,前排是国务大臣席,左边一排的最右端是内阁总理大臣;后排是参议院事务局职员的席位。大厅左右靠两角地方还有皇室席,但据说皇室人员极少来旁听国会。记者席也在三楼,就在旁听席位边上。整个大厅长32米,宽23米,周围以雕有精美花纹的木板装饰,天花板则以蔓草花纹的彩色玻璃镶嵌,给人以庄严典雅,古色古香的感觉,但就其规模来说,显然不能与北京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相提并论。天皇休息室是每届国会开幕时天皇出席开幕致辞前休息的地方,整个房间用扁柏木建成,四壁用日本最珍贵的“华山织”锦锻装饰,墙壁上段是绣有凤凰的刺绣,地上铺的是手工制作的绸地毯,门扉和柱子上镶嵌着螺钿涂漆的描金画。据介绍,这个休息室造价非常昂贵,仅它就占整个工程造价的三分之一多。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在位于中央塔下面的中央大厅里,看到四个大理石制成的方台,前三个上面立着三座铜像,他们是为确立日本议会制度做出重大贡献的“宪政功劳者”: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第四个台到现在仍空着,据说是为未来伟大的政治家保留着的。面对着这四个方台,我思绪联翩:这三位伟人也许不会想到,曾几何时,他们为之奋斗终身的日本议会制度会被日本军国主义所践踏,他们的国家会给亚洲各国人民、给世界带来那么大的灾难!半个多世纪来,日本有多少政治家梦想有朝一日能荣登此台,但有谁能获此殊荣?他又会给日本、给世界带来什么呢?

    位于市中心热市区的东京塔,高333米,号称世界第一高度。自1958年开始营业以来,一直作为东京都的游名胜和象征。我们乘电梯一直上到 250米的大了望台,尽情观赏四周的景象。在这里,东京多少宏伟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向东可以看到东京迪斯尼乐园、世界贸易中心等,向西可以望到明治神宫、新宿御所等,向南可以眺望富士山,向北可以看到皇宫、国会议事堂和银座方向。据介绍,东京塔光油漆便用了 2.8万公升;重量约是4000吨,而巴黎埃菲尔塔则为7000吨,由此可见东京塔在钢材和建筑技术方面都比埃菲尔塔有长足的进步;东京塔是东京地区所有 8个电视频道和 4FM频道的综合发射塔;塔上还共装了 164个投射灯,在各个季节能投射不同的颜色,可惜在白天,我们没能看到在夜晚灯光照耀下的铁塔雄姿。从大了望台下来,我们还参观了四楼的政府宣传展览室、三楼的娱乐游戏场、二楼的土特产礼品商品街店。离开东京塔时,看到这号称世界第一高塔周围的建筑物离得这么近,我们不禁赞叹建造东京塔用地面积之节约了。

 

(三)

在东京考察期间,我们看到了发达国家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种种景象,学到了许多好的东西,但我们也看到在东京这极其繁荣的大都市令人眩目的光芒下的道道阴影。在许多地铁过道里,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个个用硬纸箱围成的小房,里边睡着穿戴龌龊的人,据说这些都是一些由于各种原因而无家可归者。在遍布东京大街小巷的各种店铺中,我感到那最为兴旺的要数随处可见的弹子房了。据说这种弹子机,也叫老虎机,玩者可付钱买上一盒弹子,然后一个个往机子里塞,弹子不断地滚落,弹子机哗哗地响着,显示窗里的数字不停地变动着,如果几个数字一对上,就会落下几盒的弹子,可以继续玩,也可以换钱去,很多人因此玩上了瘾,整天乐此不疲。正因为生意兴旺,每天都有许多家弹子房开张。我不禁想,在弹子机哗哗的声响中,有多少人的钱财和时光被“老虎”机吞没呢?而且在东京许多商店、书店里,黄色书籍随处可见;在街上行走,经常会有人给你递上 1包手纸,上面有些莫名其妙的地址示意图和电话,据翻译说那是提供性服务的地方;在旅馆里还专门设“有料(即收费)电视”,你只要一揿按钮,就播放黄色录像;在新宿那边据说还有地下红灯区。这一切不禁令人感到,尽管资本主义国家一贯喜欢标榜、兜售他们所谓的“文明”和“道德”,但对他们眼皮底下的一些现象却视而不见,任其发展,莫非这些也属于西方“文明”和“道德”?

      写于一九九五年二月

(发表在《干部党员人才》1995年第5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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