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万文（出版人） 文／图 人道是青春做伴好还乡，我却是在炎热夏季登念楼访钟叔河的。由同住一栋楼的周实兄带路，我来到书中读过多遍想象过多次、著名的念楼书房兼客厅。钟老用感冒初愈的嗓音问我的籍贯，得知是安仁后他说那个地方对他有点意义，他父亲清朝末年从长沙时务学堂毕业后，就到那里去办新学，那算是他父亲第一个工作的地方。并说他父亲跟他讲起过那有一种特产，是用梨子切成片，压成肾状，所以叫梨肾。我说读他的书也经常能发现一些我特别亲切的词：比如他说黄鸭叫“生得贱”，到夏天就“正行时”；手握拳叫“拳头箍”等。他说因为平江属于赣方言区，我的家乡安仁县和平江一样，虽然行政属于湖南，但是方言却属赣方言。短短的开场寒暄，老爷子顺手拈来，掌故往事、地理风俗、方言文化尽在其中，让人听起来饶有趣味。 我打开背包，把自己阅读、收藏的十来本钟老著述及编订作品拿出来，请他签名。很显然，他娴熟此事，印章、裁纸刀（裁毛边本）等都在触手可及的范围。周实兄戏称他是著名的“劳动模范”，案头也正摆放着要审读的《知堂书话》第五版书稿。 那就从《知堂书话》和《知堂序跋》开始签吧，这是我最喜欢的初版，书名集的是周作人的手迹，装帧简洁大方。钟老题道：“此书八六年初版，二十九年中印了四版上十次，今年又准备新版印行了，万文先生蒐得旧本，嘱令题名，欣然命笔。钟叔河于长沙乙未夏日。”提笔写来即是文章，有时间有数据，有缘由有故事，签名本拿到手里摩挲，欣喜何如。 我说《记得青山那一边》读得特别有感触。钟老说，现在写不出这样的文字了，也没这种心情了。写这样的东西，对自己的情绪和健康都不一定有正面的影响。感慨中，他把书中那段话题了下来：“我们的青春，就留在青山的那一边，可现在它到哪儿去了呢？茵梦湖中语录呈万文君。” 从《笼中鸟集》我们说起“大家文库”的策划薛原先生，我是因为联系《众说钟叔河》一书的作者才结识薛先生。我讲起时代发展，我们用微信发稿费的趣事。钟老则以出版此书时的一例轶事回赠我。周实兄说，钟老最善于“调腔”了，长沙话里的调腔，就是晓得根据不同的人讲什么味道的话，难怪和钟老聊天这么舒服、有趣。 钟老根据书的开本大小，选择使用不同的印章。幸好我带了不少种书，心里窃喜多收集了几种他的印章。 编辑要有正确定位 签完书，钟老稍事休息，我便发出困惑之问：做编辑十多年，会经手很多作者和作品，但是回头一看，除了增长点经验以外，似乎留不下什么东西。编辑的存在感、价值感体现在哪里呢？而在当前网络大潮的冲击下，数字出版甚至叫嚣说可以直接联系作者出版，不需要编辑环节了。面对这种情况，编辑也只会越来越茫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钟老先回顾了自己做报纸编辑的经历，其实他做编辑时间很短。1949年他做地方报纸编辑时，还没满18岁。而地方报纸的宣传，他认为那就是一种岗位。在他看来，新闻编辑只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学问，就像做文学研究和搞文学创作是两回事一样。编辑这种职业，虽然需要刘知几说的“才、学、识”，但是也不宜把编辑这个职业抬高。有的编辑协会，把很多名人都说成是编辑，比如说孔夫子也是编辑，删诗三百等。由此追根溯源，强调编辑地位如何高，如何重要。但在西方新闻中，编辑地位不高，还比不上中学老师。中国因为是“垄断”出版，一般人出书不容易，所以仰望编辑。真正的案头编辑，本来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职业。所以对编辑要有正确的认识，有正确的定位，不宜过分抬高编辑的作用。 钟老做编辑发记者的稿子，审稿时按等级有四种笔，即便特准他用报纸总编用的绿笔，有了一定的权力，编委会也会听他的意见，对某些稿子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他还是不喜欢做这种事情，因为思想和创作都不是他的。思想上，肯定是作者要高明，编辑只是在文字、语法上高一些，只是做“文字美容”工作。这就是编辑的本质。 另外，他也说编辑不是万能的，不要把编辑想得过高。比如，他曾经碰到别人拿来训诂学的书稿，他就说，“我不懂，所以不出。人家要是追问起来，我也说，因为我不能判断，所以不能签字发稿，这是负责任的做法。” 明白了编辑的本质，正确定位了编辑的职能，不抱有不切实际、过高的幻想，有了符合编辑本身的期望值，或许更能让我们平缓浮躁的情绪，客观面对这个职业吧。 “我只编我想编的书” 至于价值感，钟老说不妨绕远一点谈，从自己做图书编辑经历聊了开来。但钟老说：“我做编辑没有推广的意义，我是个个案。”他是被“平反”的右派，不想回到报纸去，因为性格“傲上”，于是就到出版社去，因为那里可以出书。从1979年到1988年，其实他做编辑的时间不到十年，而且在做总编辑的时候，有很多开会的时间，算不上是在做编辑。 “我是带着选题去的：一套是走向世界丛书，一套是曾国藩，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要搞一套笔记系列，我能做得很好。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周作人的计划，时候不太合适。” “我做编辑，我只做我要做的书，我只编我想编的书！古人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比我说得好，所以我才编！我署名编辑的书，那种书并不一定比著作的价值小。每个编辑都应该有志于此。这种做法，现在很少有编辑，即使有名大学毕业生也做不到这一点。” “编辑始终是出版社的主体。以后可能是电子阅读，但是你看的《周易》还是《周易》，我们现在用电子设备看，孔子用竹简看，韦编三绝。但是我们现在读得就比孔子深吗？《红楼梦》再过一百年也不会消亡，不管你用什么方式阅读。” 钟老说这些话时，语气坚决，掷地有声。“我只编自己要编的书！这一句话就够了！”周实也在一旁感慨地总结。这就是编辑体现存在感、体现价值感的关键吧！如果不是这么有“主见”，如果不能坚持做自己，钟老恐怕也就随波逐流，泯然众人矣！恐怕也就没有那么多人从1981年开始就纷纭“众说钟叔河”了吧！《众说钟叔河》一书出版以后，周实曾这样评价：“以这样的形式，这样的书名，这样的厚度和规格，来出这样一本这样多的人来议论一位当代文人的书，而且这人还活着，在1949年以来的出版现象中似乎还没见过，至少我是没见过。” 正是因为钟老坚持这样的编辑理念，所以“他所编所写的诸多书籍，经受了岁月和市场的双重淘洗，常销不衰，广受好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梁由之语）钟老这个“个案”以及形成的“文化现象”，难道不正是一个编辑的“标杆”？难道不值得每个在迷茫中的编辑好好思考吗？ 和钟老聊得愉快，倏忽已近中午，王平兄来催，说已到饭点。钟老又从书柜中拿出一册精装纪念版的《与之言集》赠我：“张万文君……过长相晤，甚为相投，持赠此书，以为纪念。” 告别钟老，他的话语却在脑海萦绕。王平兄玩笑说我“少年白头，老来不愁”时，我在内心似有所悟：等我老了以后，脱离了具体的商业平台，也没有了那些盈利指标的束缚，我能否像钟老一样，编自己想编的书？能否真正做到老来不愁？若能做到，岂不是既解决了存在感、价值感的困惑，又解决了一辈子安身立命的问题么？ 真应该叩谢钟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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