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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1945年9月10日，第一批38名战犯名单确定，里面全都是日本昔日的“帝国精英”，前首相东条英机名列榜首。9月12日下午，美军到东条家准备抓他的时候，东条照着胸脯上画好圆圈的位置开了一枪，可是没打中（心脏畸形呈长条状）。美军听到枪响，冲进屋内，看见他正躺倒在椅子上，像“猪坚强”一样要水喝，喝完还要，痛苦的脸扭曲着，仍在开口：“这么长时间才死，我真遗憾。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正义的。我对不起我国和大东亚各国所有民族。我不愿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我等待着历史的公正裁决。”东条说这些没用，他还能说话就很招人烦！想弄死自己有那么难吗？学学阿南惟几切腹不就行了。真是“不争气”的家伙！画好圈瞄准，都打偏了！这足以说明恶魔和普通人一样也怕死。东条被及时送到医院救活过来。 自杀时不让你死，根据你的罪行进行审判，让你听到判决才处理你。美国人给日本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司法正义课。 1946年1月19日，经盟国授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了《特别通告》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在东京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准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一天后，起诉书被送到全体被告手中。5月3日，法庭召开第一次公开会议，开始审理东条英机等战犯的罪行。3日至4日，首席检察官季南宣读42页的起诉书，历数了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被告所犯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定大法官的时候，原本只有9个国家有资格派出法官。其中只有一个真正的亚洲国家，那就是中国。为了彰显这是属于亚洲人的审判，才又增加了菲律宾和印度的法官，这样就有11国派出法官。中国派出的大法官是留学美国的法学家梅汝璈先生。 “东京审判”旷日持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1月19日成立，整整审理了近三年，到1948年11月12日，完成宣判。回顾往昔，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深深地改变过中国的历史。我们遍体鳞伤地坐到了审判席上，但审判对我们来说并不习惯。 因此，中国对“东京审判”的初期准备并不细致。以至于原29军副军长秦德纯在证人席上无词以对，当法官让他举证日军暴行时，他说：“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法官让他谈具体点儿，他却又重复一遍：“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法官气得差点儿把他轰下去。相比普通人，“皇帝”溥仪倒是表现不错，他连续八天出庭举证，将满洲的“帝王生涯”描绘得有声有色，淡定的发挥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皇帝”毕竟没有白当！ 审判进行到后期，围绕对战犯的量刑问题，法官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远东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中，不少人所在的国家在二次大战中没有过多遭受日军的侵略践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缺乏切肤之痛，他们因此主张对战犯从宽处理，有的法官则由于国内刑法废除了死刑，而不赞同对战犯处以死刑，还有的则以人道主义为由，反对处死罪大恶极的战犯。 梅汝璈用充分的证据证实了日军的暴行，例如，光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就使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四肢、割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杀人的办法残酷百倍。 鉴于此，梅汝璈主张对日军首恶必须处以死刑。在梅汝璈的慷慨陈词和据理力争下，11名法官就死刑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土肥原贤二等7名主要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梅汝璈的一段话，或许能让人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战争和历史：“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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