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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忽悠”欧阳修 世人皆知苏东坡是欧阳修的“门生”，尔今说学生“忽悠”老师，可能会令人置疑，但这确是一桩史实。 话说宋仁宗嘉祐二年（１０５７年）正月六日，欧阳修受命礼部贡举事（即“主考官”）。是年欧阳修５２岁，已是一代文坛领袖，而苏轼（字东坡）乃是来自四川眉山的一个年方２２岁的考生。 这一年“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位考生仅用不足六百字（实为５４５字）简洁明了地论述了以仁治国的思想。文章开宗明义破题而解，明确指出为政者应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所实施的惩罚、奖赏都应以从存心忠厚出发。 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 这篇论文独具识见之处在于，涉及“赏”与“罚”产生置疑的时候，主张“赏疑从与”，“罚疑从去”，尤当“慎行”。文中举了一个例子说：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这里，使用的执法狱官皋陶三次对疑犯提出“杀之”，而尧却三次提出“宥之”的远古典故，无疑起到了支持自己论点的作用。 接下去文章延伸到“罪”与“功”的层面：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入于忍人。”
可赏可不赏时，选择奖赏；可罚可不罚时，就不要惩罚，因为奖赏重了仍不失为君子，而惩罚重了则流于残忍。总之，无论赏罚，都应本着“爱民之深，忧民之切”的忠厚仁爱之心，于是，文章最后又呼应了本题。 无怪乎“参详官”梅尧臣最先读到这篇应试文章时，大为激赏，立即呈荐给主考官，欧阳修读罢又惊又喜，深觉文章引古论今，说理透辟，富有独到见解且笔力稳健，颇具大家风采。特别对那个“远古典故”留下深刻印象。本想评为第一，名列榜首，但转念一想：如此出色的文章，除了自己门下弟子曾巩之外，天下恐怕不会有第二人能写得出来。倘若把曾巩取为第一，岂不有徇私舞弊之嫌吗？于是决定忍痛割爱，使该文屈居第二。可是待到揭榜之日才知道此文乃一文学新生“苏轼”所写。 尽管阴差阳错之中，苏轼没能成为这次科考状元，但金榜提名之后，主考官与新进士之间，便有了师生的名份和情谊。苏轼循例向恩师呈递了谢书，并亲至欧府拜见。谈话之间，欧阳修问苏轼：“你那篇应试文中说到，皋陶对罪人三次要杀，尧帝三次赦免。这个典故出自哪本书？” 苏轼回答道：“在《三国志??孔融传》的注中。” 苏轼走后，欧阳修立即将《孔融传》及注细细地重读一遍，却没有发现这个典故，十分纳闷。下一次见面，又问苏轼。 苏轼说：“曹操灭袁绍，将袁熙（绍之子）美貌的妻子赏赐自己的儿子曹丕。孔融对此不满，说，??当年武王伐纣，将商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周公。??曹操忙问此事见于哪本书上？孔融说，并无依据，只不过依今天的事情来推断古代的情况，想当然罢了。所以，学生也是以尧帝为人仁厚和皋陶执法峻严来推测，想当然罢了。” 欧阳修听罢居然称赞苏东坡“善读书，善用书”。以欧公一代宗师之声望，一句褒贬关涉学子一生荣辱成败，真为苏轼庆幸。倘遇到皋陶那样的主考官，很有可能会把苏轼的“想当然”，视作胡编乱造的“忽悠”之作，判定“废卷”，那么苏轼一生岂不完了？ 《刑赏忠厚之至论》今载《古文观止卷十·十二章》，请读者审详玩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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