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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言诗体。这正像明清以来的民歌虽然采用了很多口语，但是仍然沿用了传统的五言诗体一样；诗体上如果要起大的变化，必然是因为在日常的语言文字上普遍的有所变化，那也就是说散文上起了新的变化。从这一个普遍的变化上新的诗体才有所根据，才能够因其普遍性而成为新的格律。《楚辞》处在先秦诸子散文高潮的战国时代，正是由于这一高潮所带来的新的文学语言，《楚辞》才有条件取得诗体的变化，《楚辞》的纷繁变化、紧张尖锐，与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无一不是当时散文的形态。”（林庚《中国文学简史》第五章）楚辞因其接近于散文的句式和规模，而获得了《诗经》所不可比拟的表达功能。楚辞内容的丰富厚重，是与这一特点密切相关的。比如，《离骚》共373句，2490字，是中国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鸿篇巨制之一。作品用自叙的手法交代其世系、祖考、生辰和名字，陈述自己的性格、才能、志愿和遭遇，并假设女嬃责骂、灵氛占卦、巫咸降神等三大段对话作过渡，再展开想象中的陈词、求女、漫游的过程。有情节，有场面，规模宏大，如此巨大的容量，确乎前无古人。其二，大量的使用“兮”字，而且，不只是用在句子结尾，还常常用在句子中间。这些“兮”字，有时候起句逗的作用，如“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其效果是增加了句子的长度，通常比《诗经》的句子长一倍。有时候相当于语助词，如“采芳洲兮杜若”，“观流水兮潺湲”，“兮”相当于“之”字；如“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兮”相当于“而”字；“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兮”相当于“于”字。《诗经》中虽然也有“兮”字，但用法单调，只有楚辞，才如此充分地发挥了“兮”字的功能。其三，句句用韵，以增强节奏感。韵是构成节奏的重要因素。楚辞以散文的句式写诗，每一句通常都比《诗经》长，如果隔句押韵，就会显得节奏感不强。楚辞句句用韵，说明屈原这些诗人对诗的节奏非常敏感而又把握得恰到好处。其四，楚辞经常使用三字节奏。《诗经》的四言以二字节奏为基础，而楚辞中则有不少三字节奏，如：“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二字节奏并非典型的诗的节奏，三字节奏才是典型的诗的节奏，中国古典诗的核心句式是五言和七言，它们都离不开三字节奏。而楚辞则是最早比较多地使用三字节奏的诗体，它对五七言诗的发展具有导夫先路的贡献。楚辞在体制上的四个特点表明，作为《诗经》以后的一种新型诗体，它在中国古典诗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楚辞在后世的发展，主要在下述三个方面：其一，楚辞直接发展演变为骚体赋，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等骚体赋，可以说是楚辞的嫡传。其二，在楚辞、《诗经》和纵横家游说之辞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汉代的散体大赋应运而生。其三，赋这种文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为骈文。赋和骈文均非典型的诗体，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楚辞自身受到了散文的显著影响，而这种诗体所包含的散文因素，又明显地影响到它在后世的发展。 五、屈原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浪漫传统 楚辞与屈原其实是一体，后世文人喜爱楚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屈原精神的感召。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称赞屈原及其作品能和日月争光而光照千古，这一点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赞同。在我国历史上，大凡到了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屈原便成为一种具有强大精神感召力的象征，而《楚辞》的传播也就进入繁盛期。因为这时人们会从屈原及其作品中获得一种上下求索、不屈服于黑暗势力的斗争精神，以及主动担当、直面悲剧的勇气。正如陆游在《哀郢二首》中所写的那样：“《离骚》未尽灵均恨，壮士千秋泪衣裳。” 作为屈原精神的载体，楚辞也是光耀千古的文学杰作。与《诗经》相比，楚辞的个性是鲜明的，风格是峭急的。它是黑暗中舞动的灵魂，也是不屈生命的抗争之歌。它或热情洋溢，或切齿痛骂，或长歌当哭，或慷慨悲壮，率性任情，发愤以抒情。在艺术方面，楚辞带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它尽其可能地汲取神话和宗教的营养，借助幻想的方式，上天入地，役使百神，用宏大的背景和壮阔的画面带给人浪漫的感受和激动人心的力量。在《诗经》比兴传统的基础上，楚辞大量运用象征的手法来抒发情感，王逸将之归结为“香草美人”的表现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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