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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是怎样搞钱的?

 汉青的马甲 2015-09-09

这是一场

影响中国未来财政的大变局

负面结果

我们至今还在扛着

文 | 郭建龙(行者、独立作家)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元光二年)六月,一场发生在马邑(在如今山西北部的朔州)的战役决定了两千年中国的走向。

此次战役标志着汉帝国和匈奴的彻底决裂,此后,匈奴人再也不相信汉朝,双方爆发了连绵不绝的恶战。

这些恶战对于汉匈两方都得不偿失。匈奴人口少,战争消耗大,内部也产生了分裂,到了东汉中期终于瓦解。而战争给人口众多的汉帝国带来的影响,则是帝国财政的崩溃。为了应付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不得不放弃了汉初宽松的财政税收制度,开辟另外的财源,于是,一整套国有垄断、政府干预经济的制度被建立了起来。

这种财政制度横跨了两千年,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可以说,它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牌,产生的连锁反应不仅导致了一场影响中国财政的大变局,也进而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发展,让我们至今仍然在消受那次战役的负面结果。

皇帝,是怎样变成穷光蛋的?

名将之福,财政之灾

出生在和平时代的汉武帝爱好奢华和大场面,时时刻刻都试图表现出汉家的威仪。他喜欢美酒妇人、建设宫殿,利用儒家推崇的天子礼仪四处铺张。对后世影响更大的是,他抛弃了前几位皇帝谨慎的态度,追求战争带来的征服感。

在大行令王恢发动针对匈奴的马邑之战前,皇帝在其他方向已经采取了军事行动。

这些行动包括:严助和朱买臣对南越和闽粤的战争,这次战争招收了许多东瓯地方(浙江)的士兵,又从江淮一带获得物资供应,造成了这一带的萧条。唐蒙和司马相如从巴蜀向云南贵州开辟道路,让巴蜀的老百姓疲惫。彭吾出兵朝鲜,让现在北京、山东一带的老百姓承受了过重的负担。

由于群臣发现汉武帝喜欢战争,纷纷投其所好,鼓励他放弃前任的绥靖政策,在帝国的各方边境都采取更加激烈的对抗行为。所以,马邑之战并非偶然发生的,而是汉武帝个人喜好的一个自然结果。

只是,之前的战争都还没有进入不可逆状态,如果及时收手,还能够保持住大致的和平。而马邑一战,匈奴和汉朝廷从此互相猜忌,已经没有了选择,双方的对抗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双方的你来我往持续了10年,但随后,汉朝进入了收获期。

随着收获期的到来,汉代也进入了一个名将迭出的时期,最著名的则是两位年轻的外戚(武帝卫夫人的娘家人)将军卫青和霍去病。这两人的成就在整个中国战争史中都极为突出。

然而,就在汉军屡屡获胜时,真正的问题却来到了。如果换个角度,从财政角度去观察,就会发现战争巨大的破坏性,所谓名将之福,财政之灾。

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大将军卫青率军进攻匈奴右贤王,出塞六七百里,斩获15000人。

公元前123年(元朔六年),大将军卫青再次率领6位将军,从定襄出发,北进数百里,歼敌19000人。

这两次战役是卫青扬名立万的标志性事件,军事学家则称之为远程奔袭的楷模,是中外战役史上的名局,为汉政府出了一口积压了几十年的恶气。

但如果从经济和财政的角度看,就会发现,当年御史大夫韩安国所说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即便是胜仗、大胜,也是得不偿失。

这两场战役造成了汉军兵马10余万的损失,而为了安抚活着的士兵,汉政府又拿出了20余万斤黄金进行赏赐。汉代货币的折算率是一斤黄金折合10000钱,二十余万斤黄金就是20余亿钱。之前供养百官公卿只需要3000万钱,而一次战争的赏赐就达到了中央官吏俸禄的几十倍,可见消耗之大。

但这还不是全部。被俘的数万名匈奴人也受到了优待,吃饭穿衣都由汉政府供给。再加上正常的战争物资、粮食消耗,汉代财政吃不消了。

为了应付这巨大的开支,主管财政的大司农拿出了库里所有的积蓄。当年文景时期积累的丰厚家底已经耗空了,可还是不够支付战争费用。

最后,武帝只好下诏卖爵,因为卖爵可以获得三十余万斤黄金的收入。买爵的人可以免除一定的人头税,还可以当公务员(吏),甚至当官。

公元前121年,年轻的骠骑将军霍去病连续两次进攻匈奴,令匈奴的浑邪王投降了汉朝。从军事角度讲,这又是传奇的一年,霍去病的征战可谓出生入死,一万兵马最后只剩下三千。但他转战河西走廊五国,歼敌9000,获取了匈奴的祭天金人。之后再一次孤军深入,杀敌30000。匈奴的浑邪王归顺了汉朝,这是一次分裂匈奴的巨大胜利。

但从财政上,司马迁只告诉了我们一个简单的数字:这一年汉政府的财政消耗是上百亿。这个数字甚至超出了前几次战争的总和,是中央政府一年正常财政收入的数倍。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战争支出大增,政府疲于应付时,汉武帝的其他政策又导致了额外的花销:为了运送粮食和战略物资,要求有一个良好的运输系统,于是兴修水利,开凿运河。最终开河的效果并不明显,却耗费了无可挽回的巨款。

作为战略品的马匹一直是汉政府的心病。在古代,一个国家的马匹数量在十万到几十万之间,一场战役的马匹消耗就接近于这个数字。为了弥补消耗,汉武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去养马。他将数十万中原百姓迁往关西,但这些百姓一下子还不能养活自己,只能由政府给予补贴。

就在大司农还在战战兢兢考虑如何应付如此众多的财政包袱时,北方更大的胜利又来到了。

公元前119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联军直捣漠北,完成了对匈奴的重大一击,霍去病更是到达了位于外蒙古的匈奴腹地,在狼居胥山封山而还。两位将军斩杀的匈奴合计达八九万人。

在如此的大捷背后,财政上却是另一幅景象:此役战死的马匹又高达10多万匹,不管采取什么政策鼓励养马,花多少钱,都禁不起战争的消耗。而为了奖赏出生入死的战士,皇帝拿出的赏赐高达黄金50万斤(折合50亿钱),超过了政府一年的正规财政收入。面对空空如也的国库,皇帝又如何满足将士们对于金钱的渴望呢?

从冷冰冰的数字和空荡荡的仓库可以看出,巨大的帝国一旦统一,就要承担高昂的统一成本,几次边境战争就足以拖垮汉代曾经健康的财政。

那么,汉武帝又该如何应付?

大规模卖爵

一次收入就高达30余万斤黄金。官僚系统也败坏了。

当战争的多米诺骨牌推下,汉武帝就已经失去了退路。为了应付巨额的开销,启动了他的筹款之途。

对于依靠农业人口税收的大一统王朝而言,他们的正规税收是有限的。在汉初,帝国主要靠土地税和人头税这两种收入。土地税的税率是三十分之一,土地的规模是固定的,所以土地税的额度也可以计算出来。人头税(成年人称为算赋,一年120钱,未成年人称为口赋,一年20钱)针对人口征收,由于人口数固定,也可以相应计算。两项收入相加,折算成钱,一年大约在40多亿钱之间。

一旦战争出现,土地和人口数量不能迅速增加,税率也不能大幅度提高,而人力被从农业抽调进入军队,生产率还会受到影响。综合起来,税收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

武帝之前的汉代政府是一个消极型政府,除了收税和做最基本的养官、司法、行政和一定的公共工程之外,不负责和具体经济有关的职责。政府由于过于简洁,在税收上更显无力。所以,一旦政府开支膨胀,正规渠道根本没有办法满足资金需要。

在马邑之战后,汉匈战争还没有完全恶化,汉武帝就已经考虑过征收商业税来满足战争需求。但商业税的征收由于需要建立一套严密的财政班子,这套班子没建立起来之前,征收商业税并不容易,额度也满足不了政府的战争需求。

汉武帝也尝试过出卖爵位甚至官位。汉代卖爵的鼻祖并不是武帝,在文帝时期,虽然与匈奴保持了和平,但在与匈奴接壤的边界上也建立了防御阵地。为了保住阵地,需要向边关输送粮食,文帝采用了晁错的建议,沿用了秦朝制定的爵位制度,如果有人向边关输送六百石(合六户人家一年的产量)粮食,就给与上造的爵位。如果送四千石,就拜爵五大夫。一万二千石,爵位为大庶长。

不过,汉初的功爵位与当官并不是一回事。爵位来自于秦朝商鞅变法,为了鼓励百姓征战,规定对享有战功的人封爵,相当于荣誉称号,一共设有二十个等级。在汉初,高等爵位具有免赋免役的特权,拥有爵位的人不需要再出人头税和服役了,但是土地税仍然需要缴纳。

景帝时期,上郡以西遭遇灾荒时,也有短暂的卖爵令,对于较轻的罪行还可以交粮食免罪。

到了武帝,为了大规模卖爵,他模仿秦代的爵级制度,另起炉灶,一共设了十一级武功爵。每一级武功爵的售价是17万钱。公元前123年战役之后,一次卖爵收入就高达30余万斤黄金。

武功爵除了可以免赋免役之外,还可以免罪。轻罪可以减免,重罪可以减轻惩罚。另外,武功爵的拥有者还可以担任公务员(吏)。在古代官和吏是分开的,吏的地位比官低,不让武功爵当官只给当吏,也算是对官僚体系的一种保护。但是,到了最需要钱时,皇帝将这个隔离层也去掉了,许多人先购买爵位,之后进入仕途,大的封侯,小的当郎官。

武功爵出台后,虽然暂时获得了财政收入,但从长期来看,是丧失了帝国的正规税收。而由于当吏的人太杂,又导致帝国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到最后,随着这些人进入官场,帝国的官僚系统也败坏了。这是个杀鸡取卵的办法。

“腹诽之罪”因此而生

乱套货币、 新发明了“国有企业”。

当卖爵还是不能带来足够的财政时,汉武帝再次将目光瞄准了另一端:货币。

在武帝之前,汉代的货币主要是文帝时期推出的四铢钱,钱币六枚重一两,它的面值和含铜的价值相近。汉政府甚至允许民间铸造货币,只要铸币达到政府规定的规格,都可以进入市场流通。

汉武帝采纳了酷吏张汤的意见,依靠政权的力量创造了两种新型的货币:皮币和白金。这两种货币的面值和真实价值严重扭曲,皇帝借助它们从民间抽取了大量的“铸币税”。

所谓皮币,基本材料就是一块白鹿皮,一方尺的白鹿皮饰上紫色的花纹,可以充当40万钱,也就是40斤黄金。

由于兑换率近乎明目张胆的抢劫,市场拒绝接纳。要推行皮币,必须依靠政权的强制性。汉代的礼仪,诸侯朝觐、祭祀祖先,需要使用玉璧,汉武帝就看上了这块市场,他规定诸侯在贡献玉璧的场合,都必须用皮币作垫子,衬在玉璧下面。一个玉璧有时只值几千钱,而它的垫子却要40万钱,等于让诸侯花大价钱购买一块不值钱的皮子。

如果说皮币是为了搜刮诸侯的钱,那么白金则是为了直接从富裕的民间搜钱。所谓白金是银锡合金。汉代的法定货币是黄金和铜币,银并不属于法定货币。但由于仓库里存了很多的银,皇帝决定把它利用起来。

汉武帝制作的白金货币有三种,一种重八两,圆形,上面有龙形图案,叫做白选,一枚价值三千钱。另一种小一些,方形,上面有马的图案,价值五百钱。第三种椭圆形,龟形图案,价值三百钱。

由于民间本来不使用银和锡做货币,加上白金的价格被严重高估,特别是白选,按照汉武帝的价格,白选估值已经接近金的三分之二,出现了巨大的暴利。

面对如此暴利,民间社会一方面在交易中抵制接受这类货币,但另一方面又大量模仿和偷铸假币,希望以此牟利。在短短的几年间,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加入到了偷铸钱币、使用假币的行列。

为了防止民间的抵制和偷铸,政府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监管市场,官僚阶层也变得更加庞大。这件事导致未来政府更加深度介入金融业,将整个金融业收归国有。

政府的法律机器也开动了。按照法律规定,那些偷铸货币的人会被判死刑。但由于这个行业过于暴利,在严刑重法之下人们仍然趋之若鹜。当所有的人都参与犯罪,法律就好像是概率决定的射击游戏,谁被打中了谁就自认倒霉,没有被打中的继续犯罪。但是,没有被打中的总是大多数。

对于白金持有异议的官员也遭受了排挤甚至甚至杀害。历史上有名的“腹诽之罪”就出在这个时候。

所谓腹诽,就是“肚子里诽谤”,对政策不满,甚至没有跟别人说,只是在肚子里嘀咕了两句,就被杀死。这位倒霉的官员是掌管财政的大农,名叫颜异。在汉武帝听从张汤的意见创造皮币之时,派人征求颜异的看法,主管财政的颜异表示不赞同,说道:诸侯朝天子使用的玉璧才值几千钱,而现在规定玉璧必须垫上皮币,这个皮币的价值却值40万钱,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武帝听了不高兴。张汤乘机找人告发颜异,说他有意见不好好提,心怀不满,肚子里瞎嘀咕,犯了腹诽之罪,将其处死。

颜异之死向百官指明了方向,他们再也不敢表示哪怕一点不赞成,变本加厉地用张汤的标准推行政策,惩罚那些不听话的人们。

在官员的推波助澜下,汉武帝的政策已经被夸大到荒谬的程度。高峰时期,西汉每100个人中,就有5个人偷铸货币而触犯了死刑罪则。犯罪分子又有大约五分之一被抓,剩下的逍遥法外。

五年后,汉武帝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政府不能靠灭绝人民来推行政策。他推出挽救措施,签署赦免令,赦免了几十万偷铸犯的死刑。由于保证自首就可以获得赦免,又有一百多万人自首,而没有自首的人至少还有一半。

到最后,白金币终于支撑不下去,被废止了。

金融不仅没有满足皇帝的胃口,反而造成了市场的混乱。如果要解决财政危机,必须在其他方面想主意。

到这时,国有垄断制度已经呼之欲出。汉武帝最终找到的出路是:如果要获得无限制的收入,就必须把政府变成了一家庞大的企业,这家企业唯一的任务是为政府创造利润,政府想要多少,就供应多少。这就是官营垄断、国有企业之源。这个办法也终于影响了未来两千年中国经济和财政的走势。(待续)

郭建龙 行者

曾经的IT工程师、财经记者。科技专栏作家。2007年独自骑车穿越藏北无人区,国内有记载的最早藏北骑行者之一。近年行游世界,有经济、历史、文化等多领域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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