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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郭建龙在其著作《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大意是：
现实中，中央朝廷的控制力，和它的财政能力是相辅相成的。 控制力强，税收能力就强， 反之，有充足的税收，才谈的上足够的控制力。 然而控制力这个东西，很虚。 比如地方上的诸侯或者门阀，是不是对朝廷诏命阳奉阴违？是不是表面上恭恭敬敬，私下里借口一堆，就是不愿意给钱？ 这些事情，你只能靠直觉感受出来，它并不会有直观的数据反馈。 有数据反馈的，是财政。 有没有钱收上来？今年收的多了，还是少了？ 这些现象所反馈的问题，都非常直接——皇帝的统治，是健康的，还是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说，在古代，经济问题，只有表现为财政问题时，改革才会发生。 或者说，财政问题一旦出现，改革就势必要发生。 因为皇帝缺钱，他就必须要下定决心，去推动一场自上而下的分配改革， 否则权力就要失控，祖宗的江山社稷也可能会断送。 在网上，只要一提到改革和变法，网友们的情绪都会瞬间转向悲观。 大家在潜意识里觉得触动利益太难了。 古代那些有名的改革家，从吴起到商鞅，从王安石到张居正，哪一个的下场不凄惨？ 然而，历史上最成功的改革家，并不是上述那些人。 而是汉武帝！ 只不过汉武帝没有挂一个“改革家”的title， 然后大家就忽略了这位以武为谥的帝王，在财政改革上做出的贡献。 但你想想，若是汉武帝没有建立一个可靠强大的财政体系， 他能从全国调集资源，集中力量，对全盛时期的匈奴展开追亡逐北么？ 大家一直觉得是商鞅的军国主义改造，奠定了秦的统一。 但实际上，真正建立起大一统帝国的制度基础和财政基础的，是汉武帝。 汉武帝不仅开创了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央皇权统治， 还打造了一套非常完善的财政体系，以至于后世历代王朝，都争相模仿沿用。 我们所熟悉的王安石变法也好，张居正改革也罢，抑或是雍正新政，都是在汉武帝设计的制度上，修修补补。 汉武帝的财政有多完善呢？这么跟你说吧，你现在能想到的，所有政府搞钱的办法，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武一朝，就几乎全部用上了（除了公债）。 有人就问了：“你前面不是说，只有当皇帝缺钱的时候，改革才会发生么？汉武帝缺钱吗？” 缺，非常缺！ “瞎说，文景之治留下了巨大的财政盈余，汉武帝怎么可能缺钱？” 汉武帝之所以缺钱，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打仗太烧钱，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打了五十年的仗，文景之治的遗产，还不够他打完上半场； 2）“集中力量干大事”带来了庞大的官僚系统， “大政府”就需要“大财政”来养； 3）高、吕、文、景四朝的“无为而治”，给汉朝的财政，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我们就从隐患这里开始聊，看看汉武帝为什么要改革。  汉武帝接手时的大汉王朝，乍看上去，综合国力很强，但其实内部问题很多，贫富分化严重。 汉初所提倡的“无为而治”，是典型的“小政府、大市场”思维。 尤其是汉文帝，这位千古帝王的典范、道德圣君的楷模，把轻徭薄赋、宽厚节俭发扬到了极致。 他不仅开创性地把土地税由十五税一减到三十税一，甚至有十三年是直接免收土地税的。 这不能不说是仁政吧？ 仁吗？ 看你站谁的立场。 如果你是地主土豪，政府免你的地产税，你当然觉得仁。 但政府是不创造财富的，必须收税，不然运转不了。 不收地主土豪的税，那收谁的税？ 收平民的税。 我们说，所有的税，从大类上分，都是两种： 1） 财产税； 2） 人头税。 有人说：“不对，还有商业税！” 商业税比如消费税、关税，最终都会纳入价格，由消费者承担，归根结底还是人头税。 先说财产税。 财产税具有累进性，所以好处很明显，那就是公平、公平，还是™的公平！ 但财产税是富人税，所以坏处也很明显——征收难度大！ 为什么难度大？ 一方面是财产评估难、确权难。 要征土地税，得先知道田地的面积多大，产出多少，主人是谁，对吧？ 但汉朝那会儿，识字的都没几个，又有几个人具备丈量土地这样的高级技能呢？ 要知道田地的形状可不规则，而且还有熟地和贫地的区别，以及不同作物，不同经济效益的区别。 总之就是复杂得一匹。 但最大的难点还不在核田和确权，而在于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会对抗征税。他们和地方官僚同气连枝，隐匿财产，利用特权，逃避税收。 汉文帝之所以一再减免田赋，除了他是仁君，我更愿意相信是他默认了无法征收土地税的现实。 再说了，三十税一具体要怎么执行？ 你怎么知道赵地主家今年打了多少粮食，该交多少税？ 占有土地不用交税，还可以躺着收租，如果你是先富起来的人，你会不会搞土地兼并？ 肯定会嘛！ 就像现在的房子，由于没有持有成本，谁还不想多买几套用来收获稳稳的幸福呢？ 更严重的是，汉朝的土地一开始就分配不均！ 高祖打下江山后，根据二十级军功爵位从高到低，依次分给手下人土地和宅地。 爵位最高的是列侯，原则上可以分到的宅地是105（宅），田地则是没有限制。 爵位最低的叫公士，也会有宅地1.5（宅），大约是2500平，田地也有1.5顷，也就是1500亩。 高祖分的是不是很慷慨？ 正因为太慷慨了，把饼画得太大，大到整个国家都盛不下。 哪有那么多地嘛，就只能有些人分，有些人不分。 哪些人分呢？ 当然是官大的人！ 哪些人不分？ 必然是没有政治话语权的人！ B站up主“唠点历史”在《帝国财政》这一节中，举过这么一个例子：
你问为什么可以这么干？ 因为地就归他来分，他肯定优先分给自己家和亲戚家呀。 你能说什么？你敢说什么？ 官僚有特权，本就容易聚敛财富，还在一开局就多分田地，buff叠满了属于是。 再加上汉初的土地持有成本之低，和“无为而治”，大汉朝廷的一系列操作，就相当于支了个喇叭，鼓励权贵们搞土地兼并。 兼并的结果，就是国家逐渐丧失对土地收税的能力，所有的公共开支、官僚薪俸以及宗室消费，全靠人头税。 人头税的好处是征收方便。 比如通过商业活动征收的“间接人头税”，由于含在商品价格中，披着买卖自由的外衣，老百姓的痛感要低得多。 直接征收的人头税也比土地税好收很多，编户籍、数人头就行。 普通平民也没法像地主豪强一样抗税。 但人头税的缺点也很明显， 因为是无差别征收且没有累进性，所以人头税是穷人税，或者说是劳动税。 其结果就是加剧社会不平等，打击劳动积极性。 汉朝的“人头税”名目繁多，包括口赋、更赋、徭役、兵役…… 有些要求出力，有些则要求出钱。 财产税少收，人头税多收的结果，就是贫富分化扩大！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高、吕、文、景之后的“天下大治”是有水分的，汉朝的GDP总量固然很可观，但大多数平民阶层应该是“被平均了”。 文帝时期的名臣贾谊在其著作《时变》中写道：
在《忧民》中写道：
贾谊这号人，要是活在现代，是不是会被骂成“公知”？ 别人都在歌颂盛世，他倒好，非得给“文景之治”抹黑。 啥意思呢？他前面是说，现在的国家出了问题，官僚和贵族想的不是先富带动后富，而是大量兼并土地。 这些人生活奢靡，用超出需求的财富互相攀比……社会风气堕落到笑贫不笑娼，当官的要是不以权谋私的话，都会被人笑话。 后面是说，汉朝建国三十年，底层百姓还是穷得叮当响，青黄不接的时候，如果不向富人借贷，就只能饿肚子，碰到天灾的话，更是要变卖家业甚至卖儿卖女。 不下雨，忧心收成，下雨，又忧心天灾，民间储蓄之低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了！ 另一位治世名臣晁错也给文帝上书说：
晁错的话跟贾谊差不多，但意思更直接，大致是说劳动者辛苦劳作，收益很少，赋税很重。 而官商贵族，投机兼并，不事生产却获利丰厚，又拒绝纳税，生活奢华！ 总之，汉初经过休养生息，国家确实富了起来，但富得并不均匀——掌握大量经济资源的豪门贵族，奢靡无度，拒绝纳税。 而平民百姓则丧失土地艰难求生。  所以汉武帝看似拿着一手好牌，实际上国家的税基已经遭到破坏——已经是有田无税、有税无田的失衡状态了。 随着对匈奴的战争逐渐进入战略决战阶段，战士的动员、物资的转运、装备的消耗……每天的花费，都是天文数字。 由于平民阶层已经被耗尽民力，所以人头税和劳动税的数额不仅无法增长，反而由于人口逃亡而逐渐减少。 这时，汉武帝必须要进行财政改革，对贵族豪强进行征发，国家运转才能得以维持。 关键是怎么改？  假设你是汉武帝，你准备如何让有产阶级把钱掏出来，支持国家建设？ 上来就收财产税么？ 不行，那样的话，豪强们就会联起手来，煽动舆论，说财产税不可征、不能征，有“五方博弈”， 征了就是与民争利，会向下转嫁，最终仍然是征到平民头上…… 反正就是会给你添堵。 你知道他们根本就是不想交税， 你也知道平民根本就不怕转嫁，因为他们能交的都交了，民力早已耗尽到了极限。 但你必须得一步步来。 汉武帝走的第一步，是劝捐。 这是一种很温柔的征收手段，不外乎就是对豪强们宣传“没有国哪有家”，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把钱掏出来。 有没有人掏呢？ 真有！ 有一个叫卜式的爱国商人，就把一半家产都捐给了国家。 汉武帝立刻将之立为典型，封官恩赏，不在话下。 然而有觉悟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他并不想听你唱“听我说谢谢你”。 他花了钱，就要换回点实在东西，比如特权、爵位…… 于是汉武帝开发出了一套“武功爵”系统，明码标价——只要买了这个爵位，既可以曲线当官，也可以抵刑降罪，还可以转卖。 是不是觉得很有创意？ 但爵位这种东西，如果批量销售，就烂大街了，很快就卖不动。 而且卖官鬻爵，历来就为文人士大夫所不齿，动不动就要被史书批评为“乱政坏法”。 随着汉匈漠北决战的到来，山东又突遭大水，贫民流徙，国用不足，汉武帝必须要想出新办法搞到更多的钱。 从哪里可以搞到钱呢？ 自然是谁有钱又好欺负，就搞谁的钱！ 谁有钱？ 商人有钱！ 在汉朝，商人有钱却没地位，大致相当于中世纪的犹太人，十足的冤种奶牛，政府只要缺钱，就从宗教角度找个借口，薅异这些教徒羊毛。 汉武帝这种霸道皇帝，自然不屑于找借口，他直接颁布法令，向商人收税，即“算缗”！ 算是货币单位，1算=钱120文； 缗是串钱的绳子，一串即一贯，也就是1000钱。 算缗规定，商人的财产，每两缗抽税一算; 手工业者的财产，每四缗抽税一算。 后来又开始收车船税，规定除官吏、三老（掌教化的乡贤）和戍边骑兵外，凡有轺车的，一乘抽税一算，商贩的车翻倍；五丈以上的船抽税一算。 你肯定会想：“这些商人会老老实实上报资产并交税么？” 当然不会！ 《史记·平准书》说：“富豪皆争匿财”，所以必须要给点颜色看看。 朝廷破解的办法叫“告缗”，即鼓励群众对呈报不实者进行举报，一经查实，违法商人罚放戍边并没收财产，告发者则获得抄没财产之一半。 本来汉朝就贫富分化严重，民间仇富风气盛行，“奉旨举报“的命令一下，群众热情高涨，争相告缗，中等以上的富人家庭，大部分都被告破产了。 但光搜刮商人还不够，因为真正的大户是各地诸侯王和豪强大族，他们霸占经济资源，隐匿人口，逃避税收，对抗政府征发。 他们才是帝国效率最大的损失。 对待诸侯，汉武帝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招。 “软”招叫“推恩”。 以前诸侯王去世后会把爵位和封地传给嫡长子，地盘和title都不变。 但现在则要均分给各个孩子，爵位必须限制在侯及以下。 这样一来，客观上就造成了诸侯国的“分裂”和“缩小”，从而变得更容易控制。 “硬”招就是找借口直接夺国。 汉武帝曾以诸侯王所献助祭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由，废掉了占当时半数之多的106位列侯（《汉书·武帝纪》）。 对待树大根深的豪强，汉武帝则采取了严苛的强制迁徙令，逼迫他们离开根基之地，且不得族居。 也就是著名的“迁茂陵令”：
汉武帝还大量任用“酷吏”担任地方官，以残暴严酷的刑罚对各地“乡贤”、豪强进行镇压：
有人就问啦：“这时的汉武帝，就不怕这些人搞舆论战啦？” 不怕！ 因为汉武帝通过连年的军事扩张，树立了强大的统治威信，并培植起了新兴的军功贵族和官僚贵族，可以熟练展开“拉一派打一派”的政治操作。 在他眼中，这些旧贵族，那就是帝国的补给包，使大汉朝廷没收了上亿的财产和成千上万的奴婢，查抄的土地更是无数。 但罚没收入即使再多，也都是临时性的，花完了就没有了，钱还得再搞，关键是怎么搞？  如果是现代政府，一旦开始缺钱，你觉得它会怎么办？ 超发货币，对不对？ 古代也这样！ 超发货币在纸币时代很容易理解，但汉朝还没有纸币，那时候的钱，不是金属就是实物，没有超量的矿产、谷物和布匹，怎么超发？ 不要小看古人的智慧，他们照样可以超发。 在纸币被发明之前，古代官府超发货币的办法，不是“铸大钱”就是“铸小钱”。 原理很简单，就拿“铸大钱”来说，假设现在市面流通的是“壹铢钱”，朝廷收上来10枚壹铢钱，融了，铸成1枚“百铢钱”，官宣兑换比例为： 1百铢钱 = 100壹铢钱。 这就相当于超发了90钱。 “铸小钱”也同样不复杂，就是收上来10枚壹铢钱，融了，铸出了20枚更小的钱，但也当壹铢钱使。 这相当于超发了10钱。 刚开始，老百姓还不明所以，老老实实按官府要求的比例兑换。 但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新钱不如旧钱值钱，就会抵制新钱。 你拿着一枚百铢钱，想当100个壹铢钱使，但商家不干，人家只认可那玩意顶10个壹铢钱。 这就是古代的通货膨胀——原来1个百铢钱可以买100个馒头，现在只能买10个了。 但是官府发行新币，和群众发觉新币变毛之间，有个时间差，所以这事对缺钱的官府很有吸引力。 但副作用也很大。 首先，一旦有人发现10个壹铢钱可以铸成1个百铢钱，并能当100个壹铢钱使时，900%的利润会让盗铸者趋之若鹜，民间的投机商人就会大量回收旧币，铸成新币。 然后市场上就没有旧的壹铢钱了，全是名不副实的百铢钱，这就叫“劣币驱逐良币”。 其次，经济会严重“脱实向虚”。 种地哪有铸币来钱快呀，时间一长，种地的人就越来越少，国家根基便会动摇。 再次，货币失去了信用，百姓啥也不信，商业活动下降，宏观经济遭受打击，照样影响政府收入。 所以超发货币这种敛财行为，确实能快速且轻易地搞到钱，但长期看，是自掘坟墓。 基于上述逻辑，汉武帝为了应付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进行了多次敛财性质的货币超发。 比如鹿皮币，就是一种白鹿皮做的垫子，强制作价40万钱。 但这是为了专门薅贵族羊毛的一种设计，要求他们上贡玉石的时候，必须用这种鹿皮当垫子——本来他可以明抢，却非要送诸侯们一块破皮垫子，诸侯们就偷着乐吧。 白金币，是在银里面掺锡，也是作价奇高的“铸大钱”行为，还有同时期推行的更铸三铢钱、新铸五铢钱、赤仄五铢钱…… 这些新钱很快都被玩成了“一次性”货币——只薅了一轮羊毛，然后就泛滥成灾了。 汉武帝很头疼，因为如果朝廷的货币不能流通全国，那他就无法通过发行货币来集中经济资源，也无法长期征收“通胀税”。 事实证明，专业的事，还得由专业的人来干。 公元前113年，史上最著名的财政大臣（没有之一）——桑弘羊上线，他替汉武帝稳定了货币制度。 首先，他利用暴力机器，将铸币权彻底收归中央，严禁民间和豪强私铸； 其次，他改进了防伪技术，使得盗铸成本变高。 假如造10万假币要花掉20万，不就没人愿意造假了么？ 自此，西汉王朝终于实现了货币稳定。 随之而来的经济稳定，不仅给国家创造了源源不断的税收，也为汉武帝其他的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  关于其他的财政改革，诸如盐铁专营、均输平准、酒榷等，限于篇幅关系，就不再赘述了。 感兴趣的，欢迎移步到我的知乎盐选专栏《趋势与周期2：历史洪流中的改革与变法》，里面有关于汉武帝统治时期国家经济政策的详细讨论。 汉武帝的一系列改革，带来了权力结构和经济结构的重新洗牌，这意味着社会各阶层的充分流动，也是一个国家欣欣向荣的表征。 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到希望，都认为自己只要努力向上，就有机会获得军功，或是被“举贤良”，从而进入帝国中枢，分享特权。 汉武帝统治初期，显然经历过一段人人有希望、人人奋进的高潮阶段，不然马踏匈奴的功绩和万国来朝的伟业也实现不了。 看到这里，有人会说：“汉武帝统治末期，搞到民不聊生，户口减半，又怎么说？” 我想说，这就是王朝统治的规律呀——扶植新贵族打压旧贵族，这个过程会带来社会的流动和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会给社会注入活力。 但一段时间之后，新官僚就会取代旧贵族，新势力就会取代旧豪强，他们霸占经济资源，窃据特权，大搞兼并且抗拒征发，就又造成了帝国效率的损失。 这样的事实，并不能说明汉武帝的改革不成功，只能说明改革需要不断反复地进行。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从这样的变化中，找到能对我们所面临的现实能产生指导意义的启发： 1）历史上的税，都是先收容易收的，也就是先收人头税、劳动税。 当这个税收到民力耗竭的时候，财政也就出问题了。 这时就必须要改革。 而所谓改革，就是调整税收方向，由谁比较好收就收谁的，改成谁有钱，就收谁的。 2）完全不用担心税收向下转嫁，一是因为底层的负担早就被推到极限了，你能扛更多的话，它早就让你扛更多了。 二则财产税是直接税，是没法转嫁的，只会让地主豪强放弃持有更多资产，从而形成财富再分配。 3）古代的货币超发只能薅一轮，现代的货币刺激，也被证明只在短期有用。 长期看，只会带来通货膨胀，制造更大的经济问题，从而影响财政收入，完全是得不偿失。 维护币值稳定，才是长治久安之计。 这是弗里德曼和曼昆等经济学家已经论证过的了，我将会在接下来的第三个盐选专栏《趋势与周期3》中，详细论述这些观点。 4）权力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改革，会带来社会阶层的充分流动，能够创造出人人都有希望的社会，能够使国家焕发出强大活力，汉武帝的丰功伟业，就来源于此！  本篇完。 欢迎点赞、评论并分享，以给予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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