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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香港——“半中半英”人的奇妙时光 我活了四十多年，在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留给我印象是：被殖民者、雄心勃勃的移民、过分热衷于革命事业的共产主义者；而英国人给我的印象则是：殖民者、世界大战和世界杯的赢家、G-8的成员之一。这种种不平衡意味着在一个人身上调和中西两种文化会非常困难。 接着在突然之间，中国成了第二大经济体，住在上海成了一件很酷的事情。连《Vogue China》都说，北京很热辣。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重要性和相关性的问题上都要比原来平衡了很多。 对于出生在西方国家的欧亚混血儿来说，做一个单纯的西方人更简单，可以忘记文化冲突、抛开内心的挣扎。但是我一直希望能在自己身上实现两种文化的融合，即便它们常常是相反相对的。 一旦真的试图去接触了解这种差异，就会发现其中种种难以捉摸的微妙之处。直到我在奥斯维辛一块纪念铭牌上读到了乔治·桑塔亚纳的那句名言时，才终于为西方不同于中国之处找到了一种清晰的表述方式：“忘记历史之人注定会再次经历历史。” 西方文化认为社会进步意味着不断前进，去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等理念，而桑塔亚纳的话则是在提醒人们要警惕这一关键论断的危险性。 而中国文化则是基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论断：人们应当尊重历史，当遇到疑问时应当依照旧有的做法而不是背离它。儒家思想的一个中心原则可以概括为：一个人应当先回顾历史，然后再对未来做出决定。 中国历史的引力是如此之大，令人难以逃脱。所以中国人需要一条不同的箴言，正与桑塔亚纳的说法相反：把自己从过去中解放出来，以独立的人格去做决断。 正是这两种相对的生存方式常常导致西方人和中国人无法互相理解，这也是许多欧亚混血儿对文化一致性十分纠结的根源。 有教养的西方人追求那些理念，也重视理念产生的基础——原则和对话。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一个理念不能填肚子，不能在银行户头里变出资产，也不能为大脑提供教育。孔夫子依旧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模范人物，人们认为他提倡的是一种可行的、明智的并且往往行得通的生活方式。 通过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追求未来的成功，尽管这种做法趋于保守，但是依旧非常有吸引力，特别是在中国，人们有极其悠久的历史可供参考。 调和这两种生存方式非常困难，我可以举一个最清楚明白的例子：“公平（fairness）”观念。西方社会一直以来都对这个词语及其背后的理念倾注了极大的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引发了革命。在我看来公平是西方文化中最美的理念。 在中国哲学中，没有哪个常见的词语或是观点可以完全和西方文化中的“公平（fairness）”对应起来，公平似乎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各种决定并不是依据平等的原则做出的，而是根据命令、指示做出的。数千年来都是“天子”在下命令，而最近六十年来则是“党”。 这两种方式几乎是不可调和的。但是我相信已经出现了改变的迹象，有越来越多学术圈之外的中国人开始对“公平”等理念有了认识。产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活动就是一个例子。中国虽然有了一些积极的发展，但是对艺术家和作家拘禁依旧让我心情十分沉重。 与此同时我也在注意着西方社会可怕的金融、社会动荡，2008年终于落了一个金融彻底崩盘的下场。举个例子，我一直在关注英国政府的艰难决定：如何用有限财政收入来维持社会福利？我禁不住要去想，如果来点儿中国式的实用主义没准就管用了呢？ 据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但是哪种方式更好呢？是像中国人那样进两步退一步好，还是像西方人那样眼光朝前大步流星，直到出问题了才想起来回头看好呢？对欧亚混血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时刻在脑子里较劲。 最后我拒绝屈服于任何一种生存方式，我宁愿相信两者都各有利弊。我要做的是分辨好坏取其精华。绝大多数欧亚混血人都知道世界并不是简单地非此即彼只有黑白之分。 我在香港闹市区四处张望，看到许多欧亚混血儿在人群中被推来搡去。我想也许有一天，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在中西方融合的进程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协调差异，创造一种新的文化。
Duncan Jepson，律师、电影制作人。其首部小说“All the Flowers in Shanghai”将于1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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