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凌濛初著名的拟话本《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中有个朱晦翁与妓女严蕊的故事，题目叫做《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说的是浙江天台营中有一上厅行首，姓严名蕊，表字幼芳，乃是个绝色的女子。一应琴棋书画、歌舞管弦之类，无所不通。善能作诗词，多自家新造句子，词人推服。又博晓古今故事，行事最有义气，待人常是真心。所以人见了的，没一个不失魂荡魄在他身上。四方闻其大名，有少年子弟慕他的，不远千里，直到台州来求一识面。正是：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
此时台州太守乃是唐与正，字仲友，少年高才，风流文彩。宋时法度，官府有酒，皆召歌妓承应，只站着歌唱送酒，不许私侍寝席。却是与他谑浪狎昵，也算不得许多清处。仲友见严蕊如此十全可喜，尽有眷顾之意，只为官箴拘束，不敢胡为。但是良辰佳节，或宾客席上，必定召他来侑酒。一日，红白桃花盛开，仲友置酒赏玩，严蕊少不得来供应。饮酒中间，仲友晓得他善于诗咏，就将红白桃花为题，命赋小词。严蕊应声成一阕，词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词寄《如梦令》”。
仲友看毕大喜，赏了她两匹缣帛。又一日，时逢七夕，府中开宴。仲友有一个朋友谢元卿，极是豪爽之士，是日也在席上。他一向闻得严幼芳之名，今得相见，不胜欣幸。便对唐太守道：“久闻此子长于词赋，可当面一试否？”仲友道：“既有佳客，宜赋新词。此子颇能，正可请教”。元卿道：“就把七夕为题，以小生之姓为韵，求赋一词。小生当饮满三大瓯”。严蕊领令，即口吟一词道：“碧梧初坠，桂香才吐，池上水花初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 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到隔年期，怕天上方才隔夜。——词寄《鹊桥仙》”。词已吟成，原卿三瓯酒刚吃得两瓯，不觉跃然而起道：“词既新奇，调又适景，且才思敏捷，真天上人也。我辈何幸，得亲沾芳泽”。亟取大觥相酧。
且说婺州永康县有个有名的秀才，姓陈名亮，字同父。赋性慷慨，任侠使气，一时称为豪杰。凡缙绅士大夫有气节的，无不与之交好。所以唐仲友也与他相好。因到台州来看仲友，仲友资给馆谷，留住了他。闲暇之时，往来讲论。仲友喜的是俊爽名流，恼的是道学先生。同父意见亦同，只一件，同父虽怪道学，却与朱晦庵相好，晦庵也曾荐过同父来。同父道他是实学有用的，不比世儒迂阔。惟有唐仲友平日恃才，极轻薄的是朱晦庵，道他字也不识的。为此，两个议论有些左处。
此时朱晦庵提举浙东常平仓，正在婺州。同父进去，相见已毕，问说是台州来，晦庵道：“小唐在台州如何？”同父道：“他只晓得有个严蕊，有甚别勾当！”晦庵道：“曾道及下官否？”同父道：“小唐说公尚不识字，如何做得监司？”晦庵闻之，默然了半日。盖是晦庵早年登朝，茫茫仕宦之中，著书立言，流布天下，自己还有些不慊意处。见唐仲友少年高才，心时常疑他要来轻薄的。闻得他说己不识字，岂不愧怒。怫然道：“他是我属吏，敢如此无礼！”然背后之言未卜真伪，遂行一张牌下去，说“台州刑政有枉，重要巡历”，星夜到台州来。
晦庵是有心寻不是的，来得急促。唐仲友出于不意，一时迎接不及，来得迟了些。晦庵信道是同父之言不差，果然如此轻薄，不把我放在心上。这点恼怒再消不得了。当日下马，就追取了唐太守印信，交付与郡丞，说：“知府不职，听参”，连严蕊也拿来收了监，要问他与太守通奸情状。晦庵道是仲友风流，必然有染。况且妇女柔脆，吃不得刑拷。不论有无，自然招承，便好参奏他罪名了。谁知严蕊苗条般的身躯，却是铁石般的性子。随你朝打暮骂，千棰百拷，只说“循分供唱，吟诗侑酒是有的，曾无一毫他事”受尽了苦楚，监禁了月余，到底只是这样话。晦庵也没奈他何，只得糊涂做了“不合蛊惑上官”，狠毒将他痛杖了一顿，发去绍兴，另加勘问。一面先具本参奏，大略道：唐某不伏讲学，罔知圣贤道理，却诋臣为不识字。居官不存政体，亵昵娼流。鞠得奸情，再行复奏，取进止。等因。
唐仲友有个同乡友人王淮，正在中书省当国。也具一私揭，辨晦庵所奏，要他达知圣听。大略道：朱某不遵法制，一方再按，突然而来。因失迎候，酷逼娼流，妄污职官。公道难泯，力不能使贱妇诬服。尚辱渎奏，明见欺妄。等因。
孝宗皇帝看见晦庵所奏，正拿出来与宰相王淮平章，王淮也出仲友私揭与孝宗看。孝宗见了，问道：“二人是非，卿意何如？”王淮奏道：“据臣看着，此乃秀才争闲气耳。一个道讥了他不识字，一个道不迎候得他。此是真情。其余言语多是增添，可有一些的正事么。多不要听他就是。”孝宗道：“卿说得是。却是上下司不和，地方不便，可两下平调了他便了”。王淮奏谢道：“陛下圣见极当，臣当吩咐所部奉行”。
这番京中亏得王丞相帮衬，孝宗有主意，唐仲友官爵安然无事。只可怜这边严蕊吃过了许多苦楚，还不算帐，出本之后，另要绍兴去听问。绍兴太守也是一个讲学的。严蕊解到时，见他模样标致，太守便道：“从来有色者，必然无德”。就用严刑拷他，讨拶来拶指。严蕊十指纤细，掌背嫩白。太守道：“若是亲操井臼的手，决不是这样。所以可恶”，又要将夹棍夹他。当案孔目禀道：“严蕊双足甚小，恐经挫折不起”。太守道：“你道他足小么。此皆人力矫揉，非天性自然也”。着实被他腾倒了一番，要他招与唐仲友通奸的事。严蕊照前不招。只得且把来监了，以待再问。
严蕊到了监中，狱官着实可怜他，分付狱中牢卒，不许难为，好言问道：“上司加你刑罚，不过要你招认，你何不早招认了。这恶是有分限的。女人家犯淫，极重不过是杖罪，况且已经杖断过了，罪无重科。何苦舍着身子，熬这等苦楚？”严蕊道：“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奸，料然不到得死罪，招认了，有何大害。但天下事，真则是真，假则是假，岂可自惜微躯，信口妄言，以污士大夫。今日宁可置我死地，要我诬人，断然不成的”。狱官见他词色凛然，十分起敬，尽把其言禀知太守。太守道“既如此，只依上边原断施行罢。可恶这妮子崛强，虽然上边发落已过，这里原要决断！”又把严蕊带出监来，再加痛杖，这也是奉承晦庵的意思。叠成文书，正要回复提举司，看他口气，别行定夺，却得晦庵改调消息，方才放了严蕊出监。严蕊恁地霉气，官人每自争闲气，做他不着，两处监里无端的监了两个月，强坐得他一个不应罪名，到受了两番科断。其余逼招拷打，又是分外的受用。正是：规圆方竹杖，漆却断纹琴。好物不动念，方成道学心。
严蕊吃了无限的磨折，放得出来，气息奄奄，几番欲死。将息杖疮，几时见不得客，却是门前车马，比前更盛。只因死不肯招唐仲友一事，四方之人重他义气。那些少年尚气的朋友，一发道是堪比古来义侠之伦，一向认得的要来问他安，不曾认得的要来识他面，所以挨挤不开。一班风月场中人自然与道学不对，但是来看严蕊的，没一个不骂朱晦庵两句。
晦庵此番竟不曾奈何得唐仲友，落得动了好些唇舌，外边人言喧沸，严蕊声价腾涌，直传到孝宗耳朵内。孝宗道：“早是前日两平处了。若听了一偏之词，贬谪了唐与正，却不屈了这有义气的女子没申诉处”。于是便将晦庵改调而去
接任提举浙东常平仓是岳商卿，名霖。到任之时，妓女拜贺。商卿问：“那个是严蕊？”严蕊上前答应。商卿抬眼一看，见她举止异人，在一班妓女之中，却像鸡群内野鹤独立。却是容颜憔悴。商卿晓得前事，他受过折挫，甚觉可怜，因对她道：“闻你长于词翰，你把自家心事，做成一词诉我，我自有主意”。严蕊领命，略不构思，应声口占《卜算子》道：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商卿听罢，大加称赏道：“你从良之意决矣。此是好事，我为你做主”。立刻取伎籍来，与他除了名字，判与从良。
后人评论这个严蕊，乃是真正讲得道学的。有七言古风一篇，单说他的好处：天台有女真奇绝，挥毫能赋谢庭雪。搽粉虞候太守筵，酒酣未必呼烛灭。忽尔监司飞檄至，桁杨横掠头抢地。章台不犯士师条，肺石会疏刺史事。贱质何妨轻一死，岂承浪语污君子。罪不重科两得笞，狱吏之威止是耳。君侯能讲毋自欺，乃遣女子诬人为。虽在缧绁非其罪，尼父之语胡忘之。君不见贯高当时白赵王，身无完肤犹自强。今日蛾眉亦能尔，千载同闻侠骨香。含颦带笑出狴犴，寄声合眼闭眉汉：山花满头归去来，天潢自有梁鸿案。
朱晦翁为着成心上边硬断一事，屈了一个下贱妇人，反致得她名闻天子，四海称扬，得了个好结果。有诗为证：白面秀才落得争，红颜女子落得苦。宽仁圣主两分张，反使娼流名万古。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最早见于宋人洪迈的《夷坚志》庚卷第十，后有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六十，明代江南詹詹外史《情史》卷四“情侠类”，清人沈雄《古今词话》“词辨上卷”，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四，冯金伯《词苑萃编》卷十四“纪事五”，江顺诒《词学集成》卷八。直到今天，还有人将这个写成小说《风尘误》，敷衍成一个香艳故事。安徽的黄梅剧团走得更远，创作出黄梅戏《朱熹与英娘》，并获得第九届“飞天奖”、第七届“金鹰奖”和“攀枝花奖”。
小说《风尘误：朱熹与严蕊》
新编黄梅戏《朱熹与丽娘》
这个故事很生动，很吸引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首《卜算子》词写得确实很感人。它将一位下层妓女的沦落风尘的无奈，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尤其是沦为阶下囚的身份所造成的婉曲、哀怨的表达方式，都显得曲折尽情。词句同通俗浅白，但直白之中又有婉曲。
上阕抒写自己沦落风尘、俯仰随人的无奈。首句“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即作开门见山的表白，其中有自辩，有自伤，也有不平的怨愤。因为歌倡本属下贱行当，作者又因事关风化而入狱，自然更被视为生性淫荡的风尘女子，因而词一开篇，就特意声明自己并不是生性喜好风尘生活，之所以沦落风尘，是为宿命所致。一个“似”字反映出作者对“前缘”似信非信，既不得不承认，又有所怀疑的迷惘心理，既自怨自艾，又自伤自怜的复杂感情。“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两句借自然现象喻自身命运。东君，即春神，自然是花落花开的主宰。作者比喻象自己这类歌妓，俯仰随人，不能自主，自然十分贴切，其中亦透露出深沉的自伤自叹，也隐含着对主管刑狱的长官岳霖的期望——希望他能成为护花的东君。但话说得很委婉含蓄，祈求之意只于“赖”字中隐隐传出。
下阕承上不能自主命运之意，转写自己在去住问题上的不得自由。去，指由营妓队伍中放出；住，指仍留乐营为妓。离开风尘苦海，自然是她所渴想的，但却迂回其词，用“终须去”这种委婉的语气来表达。其中亦明确表达出这位歌妓的人生志向和对自由幸福的理解：以严蕊的色艺，解除监禁之后，假如重新为妓，肯定会有许多仰慕者重新聚拢在她的周围，她又可以过着“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的奢华放荡生活。但她实在不愿再过这种生活了，所以用“终须去”来明确表达脱离此风尘苦海的愿望。下句“住也如何住”从反面补足此意，说仍旧留下来作营妓简直不能想象如何生活下去。两句一去一住，一正一反，一曲一直，将自己不恋风尘、愿离苦海的愿望表达得既婉转又明确。但此时严蕊的身份不仅是营妓，而且是阶下囚。面对长官的审问，她无权直接申述，为了达到目的，更不能直接表白，因而采取含蓄比兴方式，以期引起对方的同情：“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山花插满头”，是到山野农村过自由自在生活的一种借代性表述；“奴归处”是对“山花插满头”的进一步坐实和肯定。“若得”，是假设更是祈求；“莫问”不是“不要问”而是“无需问”，肯定是这样！两句回应篇首“不是爱风尘”清楚地，表明了对俭朴而自由生活的向往。其中有陈情，但显得不卑不亢；其中有祈求，但没有低三下四，这是一位身处卑贱但尊重自己人格的风尘女子的一番婉而有骨的自白。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这首词写得虽然婉曲哀怨、曲折尽情，受到诸多词论家的称赞，也被众多的词集所收录。乃至被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中变成朱熹与唐仲友两位官僚间争闲气而招致严蕊受屈含冤。连鲁迅也在杂文里挖苦朱熹，说他这个大儒是讲“恕”道的，然而却不能不让无告的官妓吃板子。（《且介亭杂文·论俗人应该避雅人》）。但从这首词所涉及的背景来看，却是对正义的颠倒和真相的混淆，他将一位宋代大儒不屈不挠，六次上章弹劾反贪腐故事，偷换为文人之间互相瞧不起的“争闲气”，变成这位迂老夫子的执拗和不近人情带累无辜。将本来应该讴歌的关心民瘼、独抗横流而且愈挫愈勇的一位斗士，改成了歌颂一位下层女子宁愿受刑也不愿诬告的坚贞操守。而且这个故事之所以能混淆视听和具有迷惑性，就在于其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
故事中的“大儒”朱晦庵，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朱熹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上，除先秦诸子之外，他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他仅次于孔孟的圣哲，因而被后人尊称为“朱子”。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世居安徽歙县皇墩，后徙婺源（今属江西）。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即询问其父“天上有何物？”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上题字自勉：“不若是，非人也。”南宋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朱熹参加乡贡中举，时年十八岁。录取他的主考官蔡兹曾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第二年进士及第，绍兴二十三年任同安主簿，任满后即以亲老请祠，从李侗潜心理学研究并四处讲学，宣扬他的“太极”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程（指程颢、程颐）朱学派的创始人。孝宗即位，应诏上书反对言和，隆兴初受召入对，重申前议，忤时相与近习，除武学博士，辞朝命。朱熹为人刚正倔强，其后十五年间，朝廷屡次征召皆不应，潜心学术。淳熙五年（1178），经宰相史浩推荐，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县）知军。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来到抚州常平司官邸。在任期间，他募集钱粮赈济灾民，百姓得以安生。拟调直秘阁，他以捐赈者未得奖赏不就职。次年，因弹劾台州守臣唐仲友违法扰民，被唐之姻亲、宰相王淮扣压并改荐朱熹为浙东常平提举，朱熹坚辞新命，挂冠东归。光宗绍熙元年（1190），出知漳州。三年，除知潭州，领湖南安抚使，次年五月莅任。宁宗即位，召为焕章阁待制。时韩侂胄用事，被劾落职，旋指为伪学逆党，几遭杀身。庆元六年卒，年七十一。嘉定二年（1207）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朱熹 武夷山朱熹讲学精舍
唐仲友也确有其人其事。唐仲友（1136—1188），字与正，号悦斋，浙江婺州（金华）人。唐氏一门是婺州有名望的官宦之家。唐仲友父辈有兄弟四人：唐尧咨、唐尧封、唐尧举、唐尧卿。其中唐尧封生了三个儿子：唐仲友、唐仲温、唐仲义，皆是进士。
唐仲友，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又中博学宏辞科；唐仲温，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唐仲义，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一门兄弟三人皆中进士，这不仅在当时，就是在整个科举时代，也是很罕见的。兄弟三人中，唐仲温官饶州（景德镇）府学教授；唐仲义官江西乐平县主簿，唯有唐仲友官阶最高，曾判建康府，后为台州太守。金华地方志称他识治体、有干才：“登绍兴辛未（1151年）进士。上书累万言，言时政甚切。兴利除弊，政声赫然。”“仲友邃于经学，通性命之理，下至天文地理、兵农、礼乐刑政、阴阳度数、郊社学校、井地封野，探索考订，体赅本末，可见诸用”（《金华耆旧补》卷十九）。佚名的《林下偶谈》卷三《晦翁按唐与正》：“唐知台州，大修学，又修贡院，建中津桥，政颇有声”。在学术上，以“鼓倡经制之学而同金华学、永嘉学、永康学喧腾并起于浙东”，在中国儒学史上具有一定历史地位。清代学者全祖望将唐仲友所为经制之学与吕祖谦兄弟的性命之学、陈亮的事功之学相提并论，称：“乾、淳之际，婺学最盛。”黄宗羲甚至认为唐仲友的学问，已超过当时著名的事功学派代表人物叶适：“仲友之书虽不尽传，就其所传者窥之，当在艮斋、止斋之下（分别为当时事功学派代表人物薛季宣、陈傅良的号），较之水心（叶适号），则稍醇，其浅深盖如此”（《宋儒学案》）。
严蕊也是确有其人、其事。关于这个台州营妓被捕受杖之事，唯一的第一手史料，就是《朱文正公（朱熹谥号文正）全集》中收录的朱熹弹劾唐与正（字仲友）的六个折子中提到的她的事，以及奏折中摘引的她在台州和绍兴两地司理院受审时的口供。她确实是唐最宠爱的官妓，两人的关系确实逾越了制度的规定。宋代制度规定：官妓可以佐酒、伴唱，却不可以近身（即发生两性关系）。但严蕊经常出入唐的内宅，还和别的官妓一起侍侯唐与正洗澡，并供认不止一次和唐发生性关系（供状上作“逾滥”）。唐还打算收她作妾，所以用太守的职权准许她脱籍。叫她到外地去住。但也正是唐仲友害了她：因为唐此时正要升任江西提刑使，怕严蕊真的脱了乐籍不跟他去江西，所以并不给她在妓乐司衙门正式办脱籍手续，因此身份还是“官妓”，所以朱熹参唐的不法之事之一就是“滥用职权，私放官妓”。而严蕊以台州官奴的身份到黄岩去居住，就是“逃亡”。如按“逃亡律”治罪就要判徒刑。就算事出有因，最轻也要按“浮浪律”判“杖八十”。所以严蕊从黄岩捉回台州，不必审问，至少就是杖罪。这完全是唐唐仲友害的。朱熹在台州调查唐案时，唐与正虽已停职，势力还很大，一直刮翻案风。司理院衙门要对严蕊杖责，是欲借此打击唐党的气焰。唐仲友听说严蕊要受杖，竟派手下的打手到司理院去抢人。没抢到严蕊，却更使严蕊非捱打不可了。这就是严蕊第一次受杖。当时唐案涉及人犯很多，朱熹要进一步查唐的问题，认为在台州受唐党的干扰，所以把一干人犯都送到绍兴司理院再审。并不只是严蕊解去绍兴，单是妓女就有沈芳、王静、张婵等好几个。在绍兴严蕊又供了恃宠干涉公事，替人说情收人财物等事。但在绍兴再审出的事加在一起也没有告到唐与正，倒是严蕊这样的涉案人员，到结案时少不得还要因为犯了“不应律”等罪名，又受一次杖刑。而且至少是“杖四十”。这就是严蕊在二月之间一连受到两次杖刑。
朱熹与唐仲友都是南宋初年著名学者，宋孝宗淳熙年间，二人同时在浙东为官。朱熹为何要冲破层层阻力，不惜得罪举荐他的宰相，连续六次上书，甚至宁可辞职回乡也要扳倒唐仲友？此案当时在官场震动很大，学术界也闹得纷纷扬扬。从一些文人笔记来看，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传闻：
一是说唐仲友与吕祖谦因学术上不合而结下怨仇，袒护吕祖谦的朱熹借机奏劾唐仲友。也是浙江丽水人的南宋俞文豹在《吹剑录·四录》中说：东莱（吕祖谦世称东莱先生，亦是金华人）与与唐仲友同去应试博学宏词科，考前曾向唐请教：路鼓（古时祭享宗庙所用的四面鼓）是是放在宗庙寝门的里面还是外面？“唐曰：在门里”。结果唐仲友考中，吕祖谦落选应试后回来查资料，才知为唐仲友所骗。于是吕祖谦对唐仲友说：“只缘一个路鼓，被君掇在门里。”宋人周密《齐东野语》也有类似记载，但不是因应试博学宏词科，而是在金华书会中就不和：“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云吕伯恭（吕祖谦字）尝与仲友同书会，有隙，朱主吕，故抑唐。”这种说法的前提是吕祖谦和朱熹确为好友，两人都提倡“格物致知”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和陆九渊主观唯心主义理学之间的争执，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双方争议了三天，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盛会。
二是说唐仲友“恃才轻晦庵”。朱熹有个好友叫陈亮，婺州永康人，也是位著名的词人和爱国志士，此人也是唐仲友的朋友，但唐嘲笑陈亮学问粗疏，加以唐、陈二人争夺色妓，情场败北的陈亮遂向朱熹进谗言。此事在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曾大加渲染，作为朱、陈矛盾的主因。但最早见于文史笔记的则是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卷十七《朱唐交奏始末》：唐仲友“平时恃才轻晦庵”，而陈亮却为朱熹所誉扬，认为其学问与唐仲友不相上下。有次陈亮到台州游玩，看上了一位营妓，想让太守唐仲友为其脱籍。唐仲友又玩起对待吕祖谦那一套，表面上答应，暗中却使坏：再一次宴会上，他对正在佐酒的这位营妓说：“你真的愿意嫁给陈官人吗？”。营妓说愿意并对唐太守让其脱离营籍表示感谢。谁知唐又接上一句：陈亮身无分文，流浪四方，“汝须能忍受冻乃可。”这位营妓一听这话，脸上马上变了色。陈亮再次“至妓家，无复前之奉承矣。陈知为唐所卖，亟往见朱。朱熹听说他从台州来，便向他打听唐仲友：“近日小唐云何？”陈亮便对朱熹说：陈亮说你不识字，怎么能做茶盐常平提举？于是，朱熹恨唐仲友。等到他奉旨巡按江南西路来到台州时，正好唐仲友又迎候迟了，于是朱熹更对陈亮说的信以为真。于是立即收缴唐的官印，并上章弹劾唐仲友。
这种说法也不能说没有丝毫根据。朱熹和唐仲友的学术思想存在巨大分歧。从地方志对他的评价“体赅本末，可见诸用”来看，他受浙东事功风气的熏染，同金华学、永嘉学、永康学一样重视物质，强调实用。而朱熹则讲究“穷天理、窒人欲”，强调心性的明达。“格物”的目的也是为了“致知”。因此唐轻视程朱学派，以为是“空谈性命”。朱熹自然对为学驳杂而又重实用、讲实利的唐仲友很反感。例如唐在台州太守任上，他修路建桥，大兴文教，虽未必做到了“兴利除弊，政声赫然”，却也确实取得了些政绩。但其为政举措颇有违于朱熹所认同的儒学基本原则，如其集资建中津桥本不失为一善举，但该桥既成，他设卡收税，专门拦截过往船只，三日一放，故朱熹在《按唐仲友第三状》中指责其“百端阻节搜检，生出公事不可胜计”。
尽管上述种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朱熹严参唐仲友，也确有如唐在辩解中所说的“疾恶太严，所谓偏隘也”之处，但朱熹与唐仲友的根本分歧，以至朱熹愈挫愈坚，决心冲破一切障碍，连续六章弹劾唐仲友，乃是因为朱熹为人嫉恶如仇，关心民瘼，尤其见不得唐仲友这类伪君子在浙东大旱，百姓辗转于沟壑之际不顾荒年民困的事实，为完成朝廷和户部下达的限时上交税收任务而委派酷吏四出坐镇各县刻急催督，更添新税残民，致使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朱熹在赴浙西提举任上目睹台州灾民扶老携幼逃荒的惨景，遂在未入台州界便先写出了劾唐仲友的第一状，其中斥道：“知台州唐仲友催督税租，委是刻急……急于星火，民不聊生。”更加上好声色，又贪污受贿。上述的地方志在称颂他在台州政绩的同时，也认为他好声色，纵容儿子贪污受贿：“逾度于官妓，其子又颇通贿赂”（《金华耆旧补》卷十九）这样才抓住唐仲友以公款刻书及与营妓有染这样一些于节行有亏之事大做文章。其事的大体经过是这样的：
朱熹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入仕之后，长期奉祠乡居，生活清贫，因此比较关注民间疾苦。清禇人获《坚瓠集》三集《葱汤麦饭》条载：有次朱熹去看其女婿蔡沈。女婿家很清苦，只能用葱汤泡麦饭招待他。女儿心中很不过意，朱熹却很坦然，并写诗一首安慰女儿：“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也正因为如此，朱熹特别痛恨贪官污吏，特别不满官府的横征暴敛。在《题米仓壁》中，他甚至借用老庄的话进行抨击：“度量无私本至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正因为如此，不仅他自己作地方官时，敢于抑制豪强，打击贪官污吏，而且也以此勉励朋友。在《送彦集之官浏阳》中说：“君行岂不劳？民瘼亦已深。催科处处急，椎凿年年侵。君行宽彼甿，足以慰我心。”这是一位正直的士大夫对民瘼、对腐败的一以贯之的常态！
孝宗淳熙八年（1181）九月浙东发生大水旱灾，致使当地民众“卖田拆屋，所伐桑柘，鬻妻子，贷耕牛，无所不至”。新任右相王准看中在江西提举任上修举荒政有功的朱熹，将他改任浙东茶盐公事，以巡按身份主持浙东救灾救荒。本来，按照南宋朝廷走过场的赈灾惯例，朱熹完全可以高高坐在提举司发号施令，把救济钱粮分拨到各州便算完事，可是朱熹却在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一月到各州各县去实地巡历，视察赈灾详情细节。他发现，自己的赈荒措置几乎一条也没有得到顺利实行。由于贪官污吏的作祟和恶霸豪右的抗挠，尽管钱料不断拨下，乡间依旧到处道殣相望，有的一村断烟，有的全家无粮。七月十六日，他从绍兴府白塔院出发，开始了第二次巡历。然而，当他巡历到台州时，接到举报：台州知府唐仲友为人为官不正，有贪污受贿之嫌。朱熹随即进行了调查，收集到了唐仲友违法收税、贪污官钱、贪赃枉法、培养爪牙、纵容亲属、败坏政事、仗势经商、伪造钱币等８条证据，并将与案件有关的蒋辉、严蕊等人抓获归案。７月１９日，朱熹向朝廷递交了弹劾唐仲友的奏折，２３日，又寄出第二份，２７日，他又递交了证据更加翔实的第三份奏折，从残民、贪污、结党、淫恶等４个方面列出了２４条罪状，对唐仲友的违法行为进行全面的揭露。唐仲友知道朱熹在查他后，指使爪牙闯进司理院殴打朱熹的手下，朱熹很气愤，当即又写了第四份奏折。可过了一个多月，朝廷依然没有反应，朱熹估计是王淮暗中作梗，于是毫不畏惧地写信告诉王淮，直言如果不把４份奏折呈给皇帝，他就要进京告御状。宰相王淮是金华同乡，唐仲友的弟妇王氏是王淮之妹，王淮确实是唐仲友在朝中的最大保护伞。王淮见无法再掩盖下去，于是又采取偷梁换柱之法，依旧压下了笔笔条陈唐仲友累累罪行，言之凿凿的第二、三、四状，只把寥寥二三百字的第一状同唐仲友的自辩状一起，送给皇帝赵昚看，故意造成“唐苏学、朱程学”、“秀才争闲气”的假象。朱熹见四封奏折皆如石沉大海，他不但没有罢休，反而愈挫愈勇、横流独抗，八月十日又上了劾唐仲友第五状，指出唐仲友的气焰嚣张是“有人阴为主张，济语消息”，揭露了从宰相、侍从、台谏直到台州的“台省要官子弟亲戚”的上下串通勾结，径直提出要么将唐仲友“早赐罢黜，付之典狱，根勘行遣，以谢台州之民”；要么“议臣之罪，重置典宪，以谢仲友之党，臣不胜幸甚。”表示了他破釜沉舟的奏劾决心。朱熹这一攻击，牵动了整个官僚集团利益，于是吏部尚书郑丙、右正言蒋继周、给事中王信等朝臣则纷纷上章保举荐唐仲友，称其为有清望的儒臣。唐仲友也飞章上奏，将这场正义邪恶的较量说成是个人之间的恩怨。朱、唐交章飞奏与现实政治搅和到一起，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加以各种传闻纷起，致使此事愈益扑朔迷离了。此时执掌朝政的王淮又玩起新的手法：一方面在八月十七日罢唐仲友江西提刑的新任，化解舆论压力，也给朱熹一个交代；八月十八日，又将朱熹调到江西，改任江西提刑，彻底斩断了他与台州案子的关系，同时也给世人造成一种朱熹弹劾唐仲友是为了夺取江西提刑职位的假象。朱熹当然明白王淮的用心，虽即上了一道辞免进职状，而且抢在改除江西提刑朝命正式下达之前，又上了劾唐仲友第六状，集中揭露唐仲友的贪污偷盗和伪造官会两大罪行。然而，在整个官僚体系的铁壁保护下，朱熹只能是空费气力，无奈之下，只能用弃官归隐表示最后的抗议。自淳熙八年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四日的短短三个月里，朱熹六上奏章严词弹劾唐仲友，这些奏章俱收录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八、十九之中。对唐仲友在灾荒中依旧催逼税租和贪盗残民、植党淫严等不公不法之事皆有证据和他人供词，并非是“争闲气”，私人之间攻讦。据此由此可见古代贪官的难究和腐败势力的强劲，以及惩贪反腐的无奈。这也给今日的“反腐”提供某种借鉴败在当今亦是“持久战”，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它不仅需要广大群众的支持，更要求纪检监察部门和检察机关不畏艰难，顶住压力，把每一个贪官绳之以法。只有这样，反腐败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那么，这个本来是真理与邪恶之间的较量的“反腐”主题怎么变成文人之间“大儒争闲气”的口舌之争的呢？那个本来应该讴歌的关心民瘼、独抗横流而且愈挫愈勇的朱熹，怎么变成不近情理去拷打一位弱女子的迂夫子，这位唐仲友的从犯又怎么成为一位下层女子富有才华又操守坚贞的值得同情和讴歌的对象了呢。这与洪迈的《夷坚志》有关。这是南宋时记载这件事最早的笔记小说，也是后来所有文史笔记和戏剧小说的滥觞。现全录如下：
台州官妓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唐与正为守，颇属目。朱元晦提举浙东，按部发其事，捕蕊下狱，杖其背，犹以为伍佰行杖轻。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岳商鲫霖提点刑狱，因疏决至台，蕊陈状乞自便。岳令作词，应声口占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在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即判从良。
洪迈的记载不但改变了主题，而且容易引起误解，比如说“杖其背。犹以为伍佰行杖轻”都没有主语，让人误以为只是朱熹的判词。其实宋朝法制，审理和处决犯人是各地司理院的事，台州当时是一个姓吴的通判（积极倒唐的）主管此事。以朱熹的地位和身份，根本不可能坐堂审问一个妓女，更不可能亲自监临光背裸臀的女犯捱荆条。又比如把“复押至会稽，再论决”和上文连读，很像是因为第一次打得轻了，才发到绍兴再打一遍。其实“罪不重科”是各朝法律的通则，严蕊到绍兴又受杖，是因为她还犯了别的罪。只是一个柔弱的年轻女子在不到两个月就两次受同样的肉体刑罚，的确称得上“酷刑”，因此更让人同情。到了《二刻拍案惊奇》中，将审问严蕊的绍兴太守编造为朱熹的门生，让严蕊受拶指和夹棍严刑拷问，但严蕊拒不诬告唐仲友，可见其品格。当时拷问拶指和夹棍是到明朝才流行的，在宋代用此酷刑，无中生有的。到南宋晚期周密写《齐东野语》时，他记录的从“天台故家”听来的故事，就和《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差不多了——严蕊成了保全唐与正名声的“侠女”。
现在的问题是，洪迈为何要本来是歌颂朱熹刚肠嫉恶的反腐的主题，编造成一个迫害一个下层营妓，并成了歌颂这位营妓侠肝义胆的故事呢？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文学与出汗》）。原来这位洪迈也与朱熹有过节。洪迈（1123-1202），字景卢，号容斋，南宋饶州鄱阳（今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人。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也是南宋一位著名学者。著书极多，有文集《野处类稿》、志怪笔记小说《夷坚志》、笔记《容斋随笔》等。毛泽东就曾读过并称赞过他的《容斋随笔》。淳熙十五年（1188年），朱熹在玉山邂逅翰林学士洪迈。洪迈给朱熹看了淳熙十三年完成的由他负责主修的《国史》。在《四朝国史·周敦颐传》中，竟把周敦颐《太极图说》最关键的首句“无极而太极”改成了“自无极而为太极”，却没有任何校勘考异的说明。朱熹认为这是对周敦颐本意的极大背离，马上当面向洪迈问“自无极而为太极”有什么版本依据。洪迈却支支吾吾，拿不出任何依据，又断然拒绝修改，竟拂袖而去。朱熹认定这是御用文人的蓄意篡改，又再次发扬其嫉恶如仇精神，写了篇《记濂溪传》对此加以揭露，再次要求《国史》予以修改。《记濂溪传》传布后，洪迈始终保持沉默，不敢反驳，所有的修撰者也都保持沉默。直到庆元二年（1196），韩侂胄用事，朱熹被劾落职，旋又被指为伪学逆党，禁锢在家，几遭杀身。洪迈感到机会来了，遂开始另一种形式的反击：在十一月至十二月的44天时间里快速写成《夷坚志》庚卷，在第十中编造了这个传闻。洪迈声称这则才妓风流艳事是得自“景裴”。景裴就是洪景裴，洪迈的兄弟。用弟弟来为哥哥作证，当然是可靠稳妥的。但历史却让其露出编造的痕迹：洪迈把严蕊所作的这首《卜算子》，说成是当堂曾给复查此案的浙东提刑岳霖（字商卿）的。岳霖是岳飞之子，恰与张栻、朱熹相知，信奉理学。作者借此来扩大影响力。实际上，并不存在岳霖在这时接任浙东提刑的事。据《宝庆续会稽志》记载，严蕊无罪释放是在十一月初，这时的浙东提刑是张诏，浙西提刑是傅琪，都不是岳霖。浙东提刑张诏释放严蕊，也不过是奉王淮成命履行公事而已，并非对因为这首出色的《卜算子》赏识严蕊才华，从而动了恻隐之心而判严蕊从良的。再者，这首《卜算子》的真正作者不是严蕊，而是唐仲友的表弟高宣教，这在严蕊受审时有明确交代。古时的文人常常应妓女之请为其写诗作词，其中一种是以第一人称，称为“代拟体”，宋代一些与歌妓接近的大词人，如柳永、张先、秦观、周邦彦等都有许多这样的作品。高宣教也是一名浮浪子弟，唐仲友交通关节、受财纳贿的心腹，朱熹在劾状中屡次提及。这首词本用在唐仲友欲娶严蕊做妾，严蕊向其表白愿从良之际，洪迈将其嫁接到岳霖复审此案时，严蕊当堂所作的表白。其中有陈情，但显得不卑不亢；其中有祈求，但没有低三下四，严蕊不但由此获得岳霖的赏识和同情，得以解除营籍，而且也变成一位有才华又有风骨的风尘侠女。当时朱熹已被禁锢在家，已经失掉任何可以自我辩白的权利，只能任洪迈等人往头上泼污水。三年后即去世，更失去澄清事实的可能。随后经过南宋文学家周密在其著名的笔记集《齐东野语》中的一番加工，洪迈的这一编造更加风传开来，历史的真相就这样被谣诼掩埋了。
朱熹在江西婺源旧居
【附 录】
《夷坚志》庚卷第十 宋·洪迈
台州官奴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唐与正为守，颇属目。朱元晦提举浙东，按部发其事，捕蕊下狱。杖其背。犹以为伍伯行杖轻，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岳商卿霖提点刑狱，因疏决至台，蕊陈状乞自便。岳令作词，应声口占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即判从良。
《齐东野语》 宋·周密
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
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即成《如梦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与正赏之双缣。
又七夕，郡斋开宴，坐有谢元卿者，豪士也，夙闻其名，因命之赋词，以己之姓为韵。酒方行，而已成《鹊桥仙》云“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道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元卿为之心醉，留其家半载，尽客囊橐馈赠之而归。
其后朱晦庵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棰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狱吏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为受此辛苦邪”蕊答云“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然声价愈腾，至彻阜陵之听。
未几，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为宪，因贺朔之际，怜其病瘁，命之作词自陈。蕊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即日判令从良。继而宗室近属，纳为小妇以终身焉。《夷坚志》亦尝略载其事而不能详，余盖得之天台故家云。
《宋稗类钞》 卷四 清·潘永因
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奕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承其名，有不达千里而登门者。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即成如梦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与正赏之双缣。七夕郡斋开宴，坐有谢元卿者，豪士也。夙闻其名，即席命缀词。以己姓为韵。酒方行而已成鹊桥仙云“碧梧初坠，桂香才吐。池上水花微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蛛忙鹊懒，耕慷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道隔年期，天上方才隔夜”元卿为之心醉。留其家半载，尽客囊赠之而归。其后朱晦庵以庾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棰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狱吏以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罪不过杖，况前已经断。法无重科，何为枉受此惨毒耶。蕊答云“身为贱妓，纵令与太守有滥，料亦不至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复痛杖之，仍系于籍。两月之间，一再受罚，委顿几死。然蕊声价愈腾，至彻阜陵之听。未几，朱公改除，而丘霖商卿为宪。因贺朔之际，怜其病瘁，命之作词自陈。蕊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即日判令从良。既而宗室近属纳为小妇以终身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