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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杨联陞 摘自《国史探微》，中信出版社2015年7月 转载已获三辉图书授权
整个中国从公元前221—1912年的历史，主要是一个男权和父系的社会，这已是普通知识。然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有好几个时期由女主统治。不论是汉人或外族所建立的朝代，都曾有太后摄政，尤其是汉、北魏（鲜卑）、辽（契丹）、宋、元（蒙古）、清（满）的太后最有权势。唐朝唯一的女皇帝武曌，甚至建立了她自己的朝代（摄政时间： 690—705，逝于705年，享年八十岁）。总之，这些女主在中国历史上曾有相当的影响力。 女主虽很重要，但对她们的研究却很缺乏，并且常非批评性的。西文作品中，只有少数译自中国正史的传记：如前汉吕后（摄政时间： 前188—前180，逝于前180年），后汉邓后（摄政时间： 105—121，逝于121年，终年四十一岁），北魏冯后（摄政时间： 465—471、476—490，逝于490年，终年四十九岁）的传记，及对武曌和慈禧太后（摄政时间： 1861—1872，1874—1889，1898—1908，逝于1908年，享年七十四岁）的研究。魏复古和冯家昇曾对辽朝皇后所享崇高地位仔细讨论过，但对其他朝代就没有类似的研究。并且，由于其他朝代没有像辽耶律氏和萧氏的互婚，辽的例子并不是典型的。萧氏皇后们作为契丹统治者及统帅之重要性，在今天中国评剧中仍可看到。 传统中国学者对太后摄政虽已有若干研究，但常是简略的，并且带着浓重的传统伦理批判色彩。幸好有个近代的研究是相当简明、客观的，可以作为这方面研究的起点，就是赵凤喈所著《中国妇女在法律上的地位》中“皇太后摄政”部分（页111—114）。此系赵教授获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在北京大学所设奖助金资助下所作的研究论文，并于1928年出版。虽然已经过了三十多年，但大体说，这本书，尤其是这一部分，仍是极有用的。在此我引用一段赵文及其注释，并增添有关之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讨论，希望对其他学者有所启发，而对这些女主的临朝和个性从事更彻底而批评性的研究。
中国虽无成文之沙烈律（SalicLaw）；而女子不得为皇帝，（注一）乃历史共同默守之禁例。考之史乘，自夏禹传位子启，以后历代君主，莫不传位于子，而无一传位于其女者，可以知矣。即皇太后摄政一事，吾国经典上，既有警诫之文，（注二）历代亦无成文法可稽；且有禁止皇太后干政者，如明代即其显例。（注三）惟此种事例，起自西汉之吕后，迄于前清末季慈禧太后止，有二千余年之历史，决不可以偶然之事实目之；盖自汉代以后，凡有皇太后摄政之事发生，类多援引先代故事，以为成规。（注四）是太后摄政之事，在汉代创制，在后代为至少有习惯法之效力。降至清代，竟将太后“垂帘听政”一项，列入《大清会典》（卷291）之中，视为一代之大典，其成为一代之政治制度，似毋庸疑。 太后摄政虽为一代之制度，然非谓凡属太后，皆可摄政，盖必具备相当之条件而后可。所谓相当之条件者，亦无成文法为之明白规定；稽诸史策所载，约有下列三者： （1） 皇帝年幼如东汉窦太后临朝，和帝年十岁（《后汉书·和帝本纪》）；邓太后临朝，殇帝方诞育百余日（《后汉书·殇帝本纪》）；梁太后临朝，冲帝年仅二岁（《后汉书·冲帝本纪》）；皆此例也。唯西汉吕后临朝，惠帝年已十七（《汉书·惠帝本纪》），实由吕后贪权之过。 （2） 帝疾不能视事如宋英宗感疾，请曹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宋史·曹皇后传》）；又神宗寝疾，宰相王珪奏请皇太后权同听政（《宋史·哲宗本纪》）；皆此例也。 （3） 先帝卒崩，或有遗诏如汉安帝崩，阎皇太后先临朝，后策立少帝（《后汉书·安帝本纪》），即前例也。唐高宗崩，遗诏军国大事，听天后处分（《唐书·武后本纪》）；又宋真宗崩，遗诏太子即位，军国大事权同太后处分（《宋史·仁宗本纪》），即后例也。
（注一）在中国，女子为皇帝者有二： 其一上古时，有女娲氏，相传系伏羲氏之妹（远藤隆吉著《支那思想发达史》一编五节）；究之年代远古，事不足征。其二中古时，唐代有武则天皇后，改国号曰周，自称神圣皇帝，在位十有五年（《旧唐书·武则天本纪》）；但当代及后世均认为篡位。 （注二） 《书经·牧誓篇》：“牝鸡无晨；牝鸡之晨，唯家之索。” （注三） 禁止皇太后干政之事，不自明代始。魏黄初三年，诏： 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不得与政（《魏志·文帝本纪》）。唯至少帝时，明元皇太后，仍复专政（《魏志·少帝本纪》）。只明代自洪武元年，太祖有谕：“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终明之世，宫壸肃清，无太后干政之事（《明史·后妃传》）。 （注四） 《晋书·明穆庾皇后传》： 成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群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汉和熹皇后故事；辞让数四，不得已，而临朝摄万机（汉和熹皇后即邓太后，于殇帝元兴元年临朝）。《宋史·礼志》： 徽宗即位，皇太后权同听政；三省枢密院聚议故事。……曾布曰：今上长君，岂可垂帘听政，请如嘉祐故事施行。……蔡卞曰： 天圣元丰与今日皆遗制处分，与嘉祐末英宗请听政不同。曾布曰： 今日之事，虽载于遗制，实出自德音。 这段文章给我们三点极为明显的结论，亦即在中国史上，太后摄政（1)是一个已建立的制度，虽然（2）偶尔被禁止并受到批评，但（3）却常作为紧急措施及权宜之计。这三点都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和解释，但在讨论之前，我希望对太后作为摄政者的政治地位加以说明。 摄政太后作为国家的领袖 学政治的学者也许会问： 摄政的太后是国家的领袖，抑仅系政府的首长？此二者在中国史上是否有所区别？我的尝试性答复是： 二者间的区别是极为模糊的，但显然有好几位太后希望被承认为君主或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虽然她们的愿望有时不能实现。这种情势的微妙之处，可由官方对摄政不同的措辞来说明。 《史记·吕后本纪》中，最早有“临朝称制”之语，亦见于《前汉书》的《吕后本纪》，德效骞教授译为“于朝廷出现，并颁诏令”，于此德效骞附注：“此后，每当太后取得皇帝的权力时，就以此词称述其行动，乃成一惯用语……皇后可以下诏，但称制却是皇帝的特权。”当吕后于前183年立少帝时，她不准皇帝宣告第二年是其统治的元年，以此强调称制的是吕后，而非皇帝。她在前汉的统治似乎是相当成功的，因为她被称为女主，并且统治时代在《史记》中可见于《本纪》；只有后汉初年，光武帝下令将其神位自高庙移去，以示不承认其政权。 3世纪以后，试图阻止太后摄政的力量逐渐加强。这股力量最少包括六朝的皇帝、宗室及许多贵族家庭，和唐、宋与以后的士大夫。宋代的士大夫，于宣告太后摄政时用“同”字，以强调即使皇帝年幼或病弱，仍是国家领袖的原则。这个原则可以和英国习惯法一个有趣的观点比较： 依法判断，身为国王，是无所谓年幼的；因为皇室有天赋的能力于一人，皇室有其身份，这是更要紧、更有价值的，所以无年幼问题。 另一个有关的有趣名词是“训政”，当1886年，光绪帝达到亲政年龄时，慈禧就用这个措辞来辩护她的继续摄政。这措辞以后依照孙中山先生遗教，用于中华民国逐步实现宪政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中的一个。 太后摄政的制度化 太后摄政之制度化始于东汉。2世纪时，学者蔡邕的《独断》中，有对太后摄政仪式的记载：“后摄政，则后临前殿朝群臣，后东面，少帝西面，群臣奉事上书，皆为两通，一诣太后，一诣少帝。”文中并无垂帘之语，这似乎是到武后时才有的改革。 到了宋朝，也曾有好几位太后摄政，规矩变得更精密，并且从两种先例间，可以找出微妙的区别。其一是刘太后(摄政时间： 1022—1033，逝于1033年，享年六十四岁)，她偕同年幼的皇帝仁宗到承明殿(一个主要的宫殿)，并在帘后主持决策。高太后(摄政时间： 1085—1093，逝于1093年，享年六十二岁)仿效她，每隔五年之单日和哲宗来到迎阳门： 同坐于帘后。另一先例是曹太后(摄政时间： 1063—1064年，逝于1079年，享年六十二岁)所建立的，她只在一个小殿中垂帘听政，不立生辰节名，也不以己名遣使契丹；然而刘太后和高太后却僭取这些皇帝特权。1100年，朝中曾讨论向太后(摄政时间： 1100—1101，逝于1101年)听政应援何种先例，结果决定以曹太后之例为佳。 刘太后无疑是北宋最野心勃勃的太后。1032年，她行亲耕籍田礼，并谒太庙，行此二礼都是皇帝的特权。1032年于其遗诏中，她希望杨淑妃以太后名义继续摄政，然而当其遗诏向全国宣告时，这部分却被省略了。 清朝对太后摄政的规定最为详尽。自然，这些规定只见于光绪朝编的《大清会典》，而不见于清代较早的辑本中；因为清初依循明制，是禁止太后摄政的。按照这些规定，太后面前需垂帘，而皇帝则不必；某些主要的祭祀遣王公代，某些典礼，包括亲耕籍田礼，则暂停举行。 太后摄政的批评和禁止 对女子摄政的批评，早在后汉时就有了。107年，大臣杜根和其同僚批评邓太后之摄政，并请将政权归还皇帝。此举激怒了太后，她下令将这班人置于缣囊，于殿中扑杀。杜根被弃于城外后苏醒过来，幸免于难，他佯装已死，过了三天，逃到一偏僻处所，隐姓埋名，在酒馆中当侍者。过了十五年，于121年，太后去世，邓氏家族失去影响力，皇帝因其忠诚而欲表扬杜家时，他才出面。直到晚清，对士大夫而言，杜根仍是一个有启发性的例子，这在1898年维新运动死难的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于行刑前所做的一首四行诗可以看出来。 范晔于《后汉书·邓后纪》中，虽然称赞其统治的能力和成就，但却批评她之称制终身，在《皇后纪》序文中，范晔也强烈反对这样的摄政，尤其是太后们企图以自己的亲戚来控制政府。就这个意义来说，我们或可部分同意费兹哲罗(G.P. Fitzgerald)教授的话：“汉朝太后们所扮演的是特洛伊木马的角色，引进一批充满野心的亲戚争权夺利，但她们自己只提供饵，并成为其家族的工具而已。”总之，自妃子到皇后的路并不是平坦易行的。皇上的恩宠不易获得或保持，在宫中扮演特洛伊木马需要魅力、才能和幸运(例如生下一个儿子，即是重要的因素)；必要时，宫廷阴谋，甚至谋杀，都不是罕见的手段。在整个中国史上，这些均是事实。另一方面，也的确有明智的皇后和太后们懂得自律的美德，并未给自己的家族过分的荣耀、财富和权力，并能抑制其野心或不合法的活动。 正如赵凤喈教授所指出的，禁止太后摄政和其家族干涉政治，始于222年魏文帝的诏令；南朝刘宋的建立者武帝，于422年也有同类的禁令：“后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显然地，后汉的教训仍留给人鲜明的印象；同样地，明太祖禁止太后摄政恐亦鉴于宋、元的教训；为确使皇后们能经常记住，太祖令工部制红牌，记载禁止太后干政的命令，并置于起居处所，这些红牌是以铁制的，可能漆成红色，饰以金字。 紧急措施及权宜之计 像皇帝的无能或年幼，在其他文化中，也曾导致太后摄政。然而中国对未成年的定义，却因时代不同而异，并且不仅是皇帝，平民也是如此；对平民而言，至少从秦汉以后，年龄群是规定的，以决定赋税、劳役和兵役。这个问题甚为复杂，留待以后讨论。目前只需知道在大部分中国史上，皇帝到了十七岁(事实上只有十六足岁)就不再是年幼了，至少不是很年幼。 有时太后应邀暂时主政以为紧急措施，尤其是需要立皇帝，或废立，或向敌人投降时。第一个也就是最著名的废立皇帝的例子是在公元前74年，具影响力的霍光将军要求太后废昌邑王。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晋时，拥大权的桓温将军，废了皇帝，并假太后之旨立海西公为帝。这两个例子，史称汉昌邑及晋海西。后代曾有仿效，特别在南朝更常见，这个事实反映豪族的权势，以及那个时代权力均衡之迅速变易。 1127年有一紧急措施的不平常例子。宋朝两个皇帝及大部分的妃嫔被金人掳到北方，傀儡皇帝张邦昌不愿僭取王权，拥一妃子为太后，以其名义颁诏立一亲王(即日后之高宗)为帝，建立了南宋。这项诏书由汪藻以骈体文撰写，一向被认为是代表作品，例如它有以下几句话：“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读了这段话，令人赏识其历史举例之恰当。 如果立皇帝是愉快的事，那么降敌就不然了。这种场合通常发生在一个朝代的末年，太后和年幼的皇帝面对入侵的征服者时发生。呈送降表的悲惨任务似出售一个家族最后的房地产，必须出自母子二人之名。这种事件的一个特例是1912年仪及太后为中华民国的成立而退位。像过去的降表一样，退位诏书写得很好，事实上，其体裁还是相当庄严的，因为投降的对象是人民，诏书中还友善地祝福中华民国。
母亲的权力和妻子的权力 现代学者对传统中国母亲权威程度的估计有很大的差异。例如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New York，1935.)中说：“中国的妇女，大体来说，生而较另一半为健全，而且我们在儒教的家庭里，仍有许多是母权至上的。”另一方面，梁奥加(Olga Lang)在《中国的家庭与社会》(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New Haven, 1946.)中说：“如果仔细分析中国小说中所描述的，中国妇女地位并不与中国的皇太后揽权的普遍观念符合。”就这个问题来说，我比较同意林语堂博士。以我所知，直到民国初年，在上层阶级的大家庭中，仍有许多“女家长”或“太后”，虽然她们的权限因不同的事例而异，但大体而言是相当可观的。 和母亲的权力相似的是妻子的权力，即使不生儿子也要受尊重，由此可以解释清朝末年，慈安太后较慈禧太后更为尊贵，因为虽然慈禧是同治的母亲，但慈安是咸丰的第一个妻子。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注意仁井田对中国主妇的地位和其主要权力的探讨，这个对主妇权威和责任的研究，包括高、低阶层，农人亦在内。 将以上的讨论作一总结，或可提出一些关于中国及邻近社会妇女地位及其互相影响之可能的假设。比较而言，以华北东部为根据地的商代王室妇女地位较高，商朝兄终弟及比率之高，可能是早期母系社会的遗留。直到汉初，山东仍有“巫儿”的制度，这是未婚之长女在家祭中扮演领导的角色。加上其他的证据，显示早期中国文化，至少其东方的一支，可能是母系，或甚至是女酋长制的。这项特质是否和中国东北或韩国文化有关仍然待考。 汉代及以后中国北方社会妇女的地位，大致较其他中国妇女为高。例如据说北朝妇女活跃于社交及政治场合；妇女可以为其子谋求公职，或抗议其夫所受不平等待遇。相反地，南朝妇女除家务外几乎没有任何活动。北朝皇后们有名的善妒，因而多少受她们的影响，极少王公大臣敢娶一个以上的妻子。北方中国妇女较高的地位，可能启发武的称帝。其次，宋朝的太后们可能受武及契丹拥大权的太后之影响。而金代并没有太后摄政的事，可能有几个原因： (1)金人原系一夫多妻，其间并无妻妾之别；(2)金的兴起颇为仓促，统治者很快地采用了中原的思想和制度；(3)金代有好几位长寿的皇帝；(4)金朝享祚不长。清的情形和金相似，但却长得足够让慈禧太后统治半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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