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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花:当代中国需要更多像任正非这样的“商业思想家”

 汕头能率 2015-09-11



导语:

商业和企业的成长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并非在于它摧毁了一个旧传统,而在于它在建立一个新世界。由荆棘丛生的荒原构成的中国商业世界,更需要雄心勃勃的梦想者与开拓者。华为与任正非正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代表。


文/陈春花

来源:《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故事、哲学与华为的兴衰逻辑》


20 世纪 40 年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中热情洋溢地赞颂大企业在现代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他指出:“大型公司的工资水平决定了全国的工资水平,它们的工资条件和工作实践也成了一种规范。当我们谈论美国的经济机会时,首先想到的是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工厂和现代大型公司提供的机会;我们谈论美国的技术时,想到的是龙头企业设立的标准值。”正因为大企业很大程度上承载着社会信仰、精神和希望,所以我也一直期待着中国可以出现德鲁克所赞颂的“大企业”,而这个期待随着华为的出现终于成真。

商业和企业的成长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并非在于它摧毁了一个旧传统,而在于它在建立一个新世界。由荆棘丛生的荒原构成的中国商业世界,更需要雄心勃勃的梦想者与开拓者。华为与任正非正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代表。


力量,来源于组织,不是个人


“我是在生活所迫,人生路窄的时候,创立华为的。那时我已领悟到个人才是历史长河中最渺小的。我深刻地体会到,组织的力量、众人的力量,才是无穷的。人感知自己的渺小,行为才开始伟大。”“也许是我无能、傻,才如此放权,使各路诸侯的聪明才智大发挥,成就了华为。”任正非认为华为有今日成绩是因为“17 万员工,以及客户的宽容与牵引”,而他不过是“用利益分享的方式,将他们的才智黏合起来”。任正非重视组织的成就远远超过对自己的成就描述,也没有将自己放在组织的顶部,他做得更多的是托起这个组织,并用组织的整体力量成就华为。

出于对组织力量的理解,任正非为华为人赋予了公平原则、利益共享原则,甚至对华为下游供应商也是如此,在经济危难时期华为也会承诺“绝不让利益共同体吃亏”。由此可见,华为的力量来源于组织整体,而绝非仅仅依靠领袖个人,这也是华为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是任正非创造的组织整体的可持续力量。任正非将华为人个人的能力与组织的能力聚合,形成强大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被他称为狼性。值得注意的是,狼的组织只适合于狼,一头狼率领一群羊不可能形成狼的团队,一头羊也无法统领狼群。

文化,从理念到行为习惯


“世界上一切资源都可能枯竭,只有一种资源可以生生不息,那就是文化。”任正非强调文化,不仅仅是华为的企业文化,不仅仅是每天需执行的流程和制度,而是文化本身,积极将文化渗入了华为人的自身修养中去。在一个知识与变化的时代,如何培养忠实的追随者,显得越来越扑朔迷离。大凡真正的大企业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对企业战略有清晰的认识,以自己独特的思想认识,影响和指导企业的发展。华为之所以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标杆,不仅仅因为它用 20 多年时间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高科技企业,不仅仅因为它在技术上从模仿到跟进又到领先,而是因为华为独特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的背后则是总裁任正非穿透企业纷繁复杂表象的深邃的思想力。从产品到技术再到文化,华为做得有条不紊。任正非对企业目标的界定,对企业管理的创新,对智力价值的承认,都开创了中国民营企业之先河。

中国历来都不缺乏政治家、企业家,但从来都缺乏真正的商业思想家,在当代中国,任正非应该算是一个。“寻求主流价值观认同”、“企业成长动力来自于矛盾”、“聚力和扩张力的辩证关系”、“跟着外交路线打入国际市场”等,都是他作为商业思想家对华为提出的闪亮指导思想。

时至今日,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富于雄心、试图改进世界的人物,我们对中国企业在世界商业领域的地位或许仍会有些不知所措;商业世界需要英雄辈出的气氛,没有这些英雄,很难将中国商业领域中属于中国自己的这部分内容区别出来。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来说,商业的繁荣也意味着一个不断繁荣昌盛的社会和国家。

本文摘自陈春花教授为《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所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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