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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庐图》轴，绢本，水墨，纵185.8厘米，横106.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画上有南宋高宗题“荆浩真迹神品”六字；钤有“御府之宝”一印；又有元人韩玙、柯九思二诗；还有清乾隆题诗及梁诗正、汪由敦的和诗。 画面作“全景山水”。中挺一峰，秀拔欲动，而高峰之右，群峰巑岏，如芙蓉初绽；山径盘桓，飞瀑一线，扶摇而落，汇成溪河；山下亭屋、桥梁、林木、曲曲掩映；还有撑船、赶驴者穿插其间。表现出“云中山顶，四面峻厚”的雄伟气势。章法以高远、平远、深远相结合，丰富而有变化。皴法将 “芝麻皴”稍加伸长而为“小披麻皴”，有皴有染，层次井然。画法似一突出的轮廓线与结构线确定山石形体凹凸，再以短条皴其质感，复以水墨渲染，因而石质的坚凝，空气的清明，隐约可见。这幅画，反映了荆浩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代表了当时山水画发展的新成就。 荆浩，字浩然，沁水人，隐居太行洪谷，号洪谷子。通经史，能诗文、书法，工佛像，尤精山水。唐末战乱，隐居太行山洪谷，画山水以自适。朝夕接触雄奇山林景象，并随即写生，仅写松就得“数万本”。他的山水画并非客观的模拟，而是融主观于客观的能动创造，是“度物象取其真”“搜妙创真”，表现“气质俱盛”而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他认为“水晕墨章”是唐代新兴的画风，善于汲取借鉴前人之长而加以发展，说“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长，成一家之体”。 他对山水画的贡献，有创作实践，有理论著作。其《笔法记》对唐代山水画的创作进行了认真总结，为我国绘画美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把荆浩算作唐末画家。《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了他的《笔法记》。可见《笔法记》是唐朝灭亡之前写成的。而就《笔法记》的内容之深刻程度推测，应该是荆浩晚年的著作。这说明荆浩主要还是生活在唐代。 他主张山水画应当“图真”，并认为“真”与“似”不同。“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所以他认为山水画中有“无形”和“有形”两种病。有形病是造型中局部失当，而无形病则为“气韵俱泯，物象全乖，笔墨虽行，类同死物”。他将书法用笔的理论移入绘画，是要求“笔”与“墨”并重的第一人。这些都对后代山水画创作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荆浩传世作品有《匡庐图》，据传系描写庐山及附近一带景色。但其所描绘的雄伟峭拔的山势，却具有北方山水的特点，更像是荆浩隐居的太行山脉。 学者们对荆浩的里籍、隐居处、《匡庐图》的取景地。疑虑重重，猜测种种。 只要亲自到庐山去过的人，就会产生“跃上葱茏四百旋”的感觉，“高、险、绿”是庐山的特点。“葱茏”是指南方大山的绿色植被，茂密而葱绿。 《匡庐图》中“高、险”的山峰，怪石嶙峋的石头，庐山上是没有的。荆浩挥洒的斧劈皴，恰好表现的是太行山典型的地理地貌。 画的不是庐山，为什么取名《匡庐图》？一个北派山水的鼻祖，为什么去画南方的山水？ 原来宋代以前并无画题，画的题目多是后人著录时根据画中的内容而拟定。元代内府收藏此画时，柯九思曾在此画题跋：“岚渍晴熏滴翠浓，苍松绝壁影重重。瀑流飞下三千尺，写出庐山五老峰”。明末清初孙承泽说，此画是他购于明末显贵之家。到了清代，《匡庐图》进入御府，乾隆召集朝臣鉴赏此画，遂将此画御定为“匡庐图”，并于画中题诗两首。乾隆五十六年(1791）由阮元等编撰的《石渠宝芨续编·宁寿宫》著录。 荆浩的里籍有山西沁水县与济源二说。 宋刘道醇在《五代名画补遗》中说荆浩是“河南沁水（今济源）人。”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云：“河内人。”《宣和画谱》亦作河内人。 另一种意见说是山西沁水县石火庄人，持此观点有山西几位学者。他们认为现在山西沁水，在战国至汉时系端氏邑（县）。后魏分出一部分置东永安县。隋改为沁水县，故城在今沁水县西三十里，今名故城镇。宋后移今治。元至治间，端氏县又并入沁水县。符合荆浩生活的年代。 汉代所置的沁水县，治所设在今济源的王寨，属河内郡，北齐废。 从隋至今的沁水县，与从汉到北齐设在济源王寨的沁水县，显然并非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荆浩隐居的洪谷，有沁水、晋城，济源、林州几说。 记载“晋城说”的《沁水县志》《泽州府志》《山西通志》都未说明洪谷在何地，不能确定地方。沁水崆峒山（中条山系）说，岢岚山（吕梁山系）说，均不属太行山系。“济源”说，在各个时期的《济源县志》内没有查到有洪谷的记载，但那里属王屋山系。河南林州人相对比较淡定，没有人去争夺洪谷与荆浩。而山西师范大学袁有根教授等，经多次实地调查、反复推研，认定荆浩隐居的地方是林州洪谷。 荆浩在《笔法记》中说：“太行有洪谷”所以不应是属于中条山、吕梁山、王屋山系等地的“洪谷”。林州的洪谷有北齐皇帝为高僧僧达建立的洪谷寺，唐乾封元年（666年）石刻记有：“以大齐武平五年（574年），于洪谷山寺东四百余步……”金人王庭筠“黄华墨灶知名寺，荆浩关仝得意山”的诗句，也说明荆浩隐居的地方在太行山的黄华、洪谷一带。 孔子说过：“礼失而求诸野。”把“礼”改作“史”，去实景处来证画史，也是一种尝试。从《匡庐图》中表现的瀑布、巍峰、曲径诸景，在林州洪谷皆有景可依。 对荆浩及《匡庐图》的相互辩难，有的因是各自收集和利用材料的差异，有的是调查所下功夫程度不同，所以得出结论也大相径庭。另一种是基于地方利益，偏重于旅游资源的开发或推介所然。正如“挺曹派”多是从事考古研究人员，而“反曹派”多是历史学者，二者所用材料、方法皆有不同，结论自然难以糅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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