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遇见了许多熟人，如督察处的督察王士廷、张致温，长春站第二组组长邱明瑞，长春站的司书齐一文，军统特务孙国，李雄飞，邹盛文等，还有一些面孔很熟，我叫不上来名字，他们都能叫出我的名字。见到了这么多的人，我已经知道没有秘密了。
25日晚上，我与陈震寰、苗可成、李继先在院中研究了多时。关于我走的问题，找路条、上火车都已不成问题。他们的意见还是叫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犹豫，我提出要向共产党自首。他们都说那是危险的事，虽然有宽大政策，并没有见过例证；再说督察处的人不比别的人，北满杀人唯一的特务机关就是督察处，尤其是我，他们说：“万万不能那样做！”
我的理由是：
一、做件非常的事，军统特务像我这样的职务，绝不会有自首的，我开个先例，叫共产党看看。真的把我这个先例杀了，那好了，他们去宽大士兵吧，今后，谁还敢自首？潜伏也是死，自首也是死，宁愿逃跑或潜伏起来，也不自首。所以不一定杀我；
二、到沈阳、到北平都有被捕的可能，如果将来被共产党抓到，用小绳绑上，那就不够面子了。自己送上门去，该死该活来个痛快；
三、如果宽大政策欺骗了我，将来共产党就不会成功，而共产党又何必欺骗我呢？因此，我自首不会不按照宽大政策办事；
四、我到共产党那方面去，依我的特务工作能力，再来对付国民党那些特务——军统和中统我都有办法。给共产党做一些工作，可以得到意外的职位。
我又说：“大丈夫到必要的时候，要拿得起放得下，当机立断，慎之于事先，不必悔之于事后，有办法的人到任何时候也不至于糊里糊涂地把自己葬送了。”
苗可成的意思还是叫我再考虑一下，他说的也对，这不是赌钱，孤注一掷，输赢没有关系。他说这是赌命，不能输只能赢。我同意他的这个见解。
和他们谈了一会儿就散了，他们回屋睡觉，我一个人在院中徘徊。我想起了从前，1934年我19岁，在北平电话局当出纳员，学会了赌钱，学会了一些骗人的技术。不论打麻将或推牌九，我用这种技术都能赢钱。父亲是东北军官，自己是“少爷”，在外面招摇撞骗弄了很多钱。1936年在北京东方大饭店开了一个常房间，自己有包车，有各种衣服，我还是青帮家礼，在北京前门外人们称我“关二爷”，背地里称“小孩王”。因为钱来得容易，去得也糊涂，什么人找我借钱或求帮，一概应允，颇有侠义气概。要作上海黄金荣和杜月笙那样的人物。日子一久我成了赌棍，于是一些朋友看不起我了，渐渐和我疏远起来。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同乡马博权从东北来。他在辽南与我哥一起搞义勇军。我哥当团长，被日本鬼子俘去，用开水浇死。他给我哥当团副，跑了出来，到了北平，继续抗日。他想在察北利用汉奸王英成立军队，打进去进行活动，把实力搞起来再拉到内陆。他到饭店找我是下午两点，我还没有起床。他进屋一看：又是女人，又是鸦片烟灯，20岁的青年这样堕落，他很失望。马博权对我说：“你哥被日本鬼子用开水浇死，你家仇国仇都不顾，在这过着慢性自杀的生活，你回头看看东北故乡，父老兄弟姊妹在敌人蹂躏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你这青年人就熟视无睹吗？你赌钱赌得好，那又能怎样？不过是左手来右手去，落一个赌棍之名，最后没有人理。如果在这国家多事之秋，当一个抗日英雄，或者作一个军事统帅，那有多光彩！你人聪明，赶快离开这里，与我到西北去成立军队，我有路线。”
我很犹豫，经过一天的反复思索，最后决定离开北平奔赴察北。临离北平之时，我辞别双亲，苦干十年，不成功不回北平。一下子到了西北，脱了大褂，开始当兵，一步一步从汉奸的二等兵干起。以后这个部队反正到国民党那方面。我一直干到上校。光复后回到北平。有了1936年那个决定，才有以后的前途。可是今天呢？既然我认为这个决定对，就不能再错了，一错再错，一辈子就完了。辗转反侧想了一夜，还是认为应该自首。不然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受不了。
10月26日起床以后，发下一种登记表，姓名、年龄、职务、经历，这个表要求下午填好。我一看名堂越来越多，昨天重新编队，造名册，今天又要填表，我怎么填呢？全填内陆的经历，内陆没解放，这里的政府也没有地方去调查。先这么办，打个经历草稿，一项一项地伪造，可是伪造起来感到心虚。问题不在这个表上，今后的日子难过呀！
填完经历表，再找个别谈话，再从别人那里了解我，我隐藏得住吗？我一跺脚不填了，把表撕碎，决心自首。我把苗可成、李继先们找来，我说：“我决心自首，你们将来有机会给我北平家中写封信，告诉一声，就说我在吉林公安处投的案。”
勤务兵杨成荣说他也跟去，我说：“你不要跟去了，这是跳火坑，凶多吉少，你这份义气，我心领了，在这个时候看出来，我用的人对我不坏。行了，把东西给我拿过来。”
“不行，我一定跟你去，跳火坑一齐跳，没有关系，您现在身体不好，没有人服侍那怎么能行？我去了也不一定把我怎么样。”
杨成荣并不是我的勤务兵。他是锦州人，伪满国高毕业，1946年，他加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办的情报训练班，毕业后，在该部第二处当谍报员，少尉军衔。1947年9月15日，陈诚命令成立各兵团谍报组，我当时被派为第七兵团谍报组组长，他是我的组员。1947年11月24日我从沈阳到长春，他随我一路到长春，1948年1月，他被派为新七军谍报组组长，在长春卡哨处收集解放军的情报。搞了一些钱，他与一个女人姘居。把钱花光了，女人与他分开，他病了。1948年8月，他到我这儿，我看他有病无钱没处去，就叫他在我的住处养病，代管我的日常家务，扫地、做菜、侍候我，成了家人一样。我逃到吉林，他也不离我，别人问，我就说他是我的勤务兵，其实他与苗可成、李继先、陈震寰等人一样是谍报队的组长。他一定要与我一起自首，我同意了。杨成荣拿起两个灰色军毯，一个粗布饭包。他每天不离身背这个饭包。那里面装着鸦片烟药、药针。挎着饭包，背上两条军毯，他跟我到了干部的屋子。干部不在。我俩便找了一处矮墙跳了出去，到了大街上，雇了一辆马车，直奔公安处。
公安处是红油大门，人们说这是伪满大汉奸熙洽(伪满洲国在苏联的攻击之下瓦解，熙洽也被苏联红军逮捕解押到西伯利亚。1950年熙洽与其他伪满洲国官员被引渡回国，1952年10月29日病故于哈尔滨的战犯管理所。)的住宅。门口没有卫兵，看不出来这是个机关。
一个年轻的战士问我：“同志，你有什么事？”
我庄重地说：“我是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的特务，叫关梦龄，到这自首的。”
“他是督察处的督察长，到你们这自首报到的。”杨成荣从旁加以强调。
这个年轻战士显然对督察处这个机关还不明了，他看了看我，说：“同志们，先等一下。”转身就往院子跑，不一会，出来一个30来岁的人，很稳重地问了我的姓名及职务，然后说：“请到里边吧。”
他把我领到一个空屋子。不一会儿一个背手枪的战士进来说：“饭好了。”
这个战士引我到了一个饭厅，屋内有几条长桌和条凳，桌子上摆了两碗炖豆腐，苞米饭。我吃了一碗，挺好吃。杨成荣吃了两碗，他也吃得很香。正吃饭间，进来一个矮个，穿一件黑旧呢子上衣，敞着怀，里面一件黑制服，脸上还有几个麻子，他问那个炊事员：“没炒菜吗？”“没有，来不及了。”炊事员回答。
我看他一眼，他看我一眼。饭吃完了，那个背枪的战士把我领到一个屋子，把杨成荣引到另一个屋子。我进了一间小屋，屋内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年轻女人穿着黑棉制服在床边给很小的孩子喂乳。方才在饭厅的那个人站在屋内，笑着伸出手来与我握手，我很不自然的与他握了握。他让我坐在把门口的凳子上，他坐在床边的凳子上，他很随便地问我：“到吉林几天了？”
“唉哟，21日晚上下火车，有六天了。”
“在哪儿住了这么些日子？”
“在解放团。”
“那里人那么多，怎么挤得下，怎么不到我们这来呢？”
“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住？”
“你们会不知道？”
我笑了：“不客气说，我害怕。”
“对，这是老实话。”他也笑了。
他给我纸烟，我说：“我这里有，从长春带来的，比你这烟好。”
“好，吸你根好的。”
他是江苏口音，说话很痛快。他与我谈到，长春解放前的各种情况，谈到内陆——我到过的地方。他谈到反动派把共产党宣传为杀人放火的毒蛇猛兽时，说：“你们宣传，到头来自己也中了毒，所以你害怕了。你看，我们这里有什么可怕的？昨天是敌人，今天你过来就成了朋友。”
我想知道他是什么职务，但不好开口，想用一点技术，又考虑不该对这个直爽人耍手腕，慢慢就会晓得了。我说：“到这之后，对你们的政策完全不了解，希望能不客气的指教。我知道我应当做些什么。”
他接过我的后一句话说：“那是以后的事情，不忙，先安下心来。”
天黑了，我们又随着那个年轻战士出了大门，走了两个胡同一道街，到了一个院子。门口有战士守卫，院里有老百姓。迎面是一个木制的楼房，墙是青砖砌的，不怎么好看。我被领进楼下一间屋子。不一会儿来了一位穿黑呢大衣，戴八角帽的人，进了屋子，样子很严肃地问我：“你知道项迺光(项乃光在长春战役结束后，化装逃走,项于1993年死于台湾）)跑哪去了？”
“我不知道。”
“你是督察处督察长，少将？”
“上校。”
“老兄，你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没想到有今天，也没想到到这儿来。”
“你把项迺光的下落写一下。”他右脚踏着土炕，左手拿着纸烟，歪着脑袋，很随便的样子。
“好吧。”
他走了，一会儿来了个很不礼貌的人给我送来几张纸，在一盏不亮的电灯下，我写了两页与项迺光突围未果的经过。
躲在炕上我心里很难过，这么几个钟头接触了这么多的人，先一个说话那样和蔼，后一个简直是对我侮辱，两个人很不一样。我睡不着，一支接一支地吸烟。那个战士来了，我问他有什么书看没有？他问要看什么书？我说：“共产主义常识的书。”他转身给我拿来一本《共产主义常识》，我打开一看，第一篇是列宁著的《论国家》，看不懂，看了两页放下了。
这时，楼上地板不住的响，是脚在地板上跺的声音，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叫唤，是给女人用刑吗？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半夜上刑别人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听到这些声音，想到我的将来，不禁毛骨悚然。翻来覆去，到天亮才睡去。早饭后昨天晚上穿大衣那个不礼貌的人又来了。他叫我写一份自传。我把8岁至今的经历写了十多页，交给了他。
午后1点，那个年轻战士来了，大家叫他小王。小王长得很老实，有20岁，腮帮上的肉很厚，眼睛不大，说话先笑。这样的人一望就不叫人担心。
他说：“请你去谈话。”
我跟他出了大门，在道上问他：“昨天跟我谈话的那位是不是科长？”
“那是朱副处长，今天还是他找你谈话。”
他是副处长呵，我对朱副处长的印象很好，我的思想是“可杀不可辱”，只要客客气气，不打不骂，枪毙了也没关系，千万别另遭罪，给我精神痛苦。
到了公安处，见了朱副处长。他问我昨天睡得好不好？我说没有睡好，心中有事。他说：“新到一个环境，再过几天就好了。”
“昨天晚上，那位穿黑大衣的干部叫我写项迺光的材料，我对他的下落实在不知道。今天早上叫我写自传，我倒写得比较完全。关于我应该做的，我一定自觉去做。因为我是自己来的，又不是你们抓来的，我何不争取主动呢？敬酒不喝，喝罚酒？那样的人，说句上海话，叫不识相。”
“你能这样做，我们欢迎。这样做对你自己有利，对人民有好处。你的问题，我们是了解的，你自己来了，那是最好的表现。”
“你们的工作我也了解，你们现在需要什么我也知道。我先坦白：在特务机关长春督察处当督察长时，由我指挥杀死的地工人员及进步人士四十多人，这是一个极大的罪恶。”
“这是一个很大的罪恶，应该坦白。不过这些人已经死了，以后再写材料不迟，当前……”
“关于军统在长春潜伏的组织，埋在地下的电台，布置在哈尔滨的潜伏组，藏在督察处楼梯下的黄色炸药，以及从长春到吉林的许多特务……这是当务之急。是不是？”
“对！应当马上检举。这些潜伏组织不挖出来，会出事情。你在这马上写！”
他叫人给我拿来几张纸，我检举如下：
一、长春站哈尔滨潜伏组，自1946年建立以来，直到长春解放的早上还通报。这个组组长姓蔡，是哈尔滨报话局的一个报务员，特务电台设在他朋友处，他朋友住在道外一个破烂市；
二、军统局北满电务支台，两部大型电台及几部十五瓦手摇机，埋在督察处院内东南角墙下；
三、长春站潜伏组长吴殷强，以粮米加工厂做掩护，该工厂设在长春市七马路路北，离韩国侨民会很近；
四、东北剿总第二处设在长春的潜伏组组长徐克成，该组设在长春市长江路水楼子隔壁；
五、督察处办公大楼的楼梯下，藏有一箱黄色炸药；
六、随新七军到吉林的特务有：安震东（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以及张致温、孙国、王士廷、李雄飞等人，均在尉官解放团。
这个检举写完之后，按上指印，交给了那个战士。不一会儿朱副处长又来了，他说：“你们的人，有不少在这里，你大概还没见到，你回去就能见到了。”
“报告副处长，他们吃什么灶？”
“他们可能吃大灶。”
“他们既然吃大灶，我也不应该特殊，我请求吃大灶！”
“这是对你的照顾，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可以找曹同志。”
从公安处回我住的地方，我留意街的名字。我看见了牌子，我住的是通天街平安胡同，楼房是原来的新新旅馆。我对这些名字感到愉快，象征着我这个案子是通天的，上边知道；平安胡同预示我会平安无事，没有危险。我这是迷信吗？是迷信，但是有许多事应了验。
1946年2月14日在北平招考北平特警班学生。考完试出来，我走到一个死胡同，这个胡同叫“鬼门关”，我心里很不痛快。没有几天，特务头子戴笠下了个条子，把我关起来，过了一次鬼门关。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最容易迷信，并以此来安慰自己。
我回到住处，昨天那位穿大衣的干部，见了我说：“你上楼住吧，你们的人也知道你来了。”他引我上了楼，在门外他就喊：“陈哲，你看看谁来了？”
呵，陈哲、杨绍林、邱明瑞、翟丕翕、杨钧，都来了！
“督察处来了几个科长了？”曹科长问。
“我是总务科科长，杨绍林是情报科科长，这回又来了督察长，越来人越多。”
“早晚都跑不了，早来好。”曹科长接着又说，“你们谈谈吧，看看吉林市还有谁？找找他们。”
曹科长走了，我们扯起来。自从突围失败便各自分散了，只十天的功夫，经过了各自不同的奔波又在这会面了。他们说陈哲是自己到吉林警备司令部报到的，别的人都是一个找一个找来的，这叫连环套。
大家谈了一下项迺光的下落，谁也说不清楚。吃完晚饭，陈哲自己拉胡琴，唱青衣，大家还买了一些花生米、茶叶，等于开了一个小型茶会。十来天的改名换姓的生活结束了。这么一唱，精神轻松了许多。
第二天早晨起床，陈哲到我这个屋子与我谈了多时，他说：“这里是公安处的招待所，这里住的人，有公安处的干部和他们内部犯了错误的同志；还有捕来的几个可疑的人；剩下的十多个人都是军统，这里顶数你的官大。”
我问他曹科长在什么科？他说：“公安处处长叫陈波，副处长姓朱，治安科科长吕浩，是陈处长的爱人，曹科长是治安科副科长，在招待所负责。陈处长一定要找你谈话的。”
这一天7点钟刚过，曹科长叫我们几个人跟他到公安处去。还是我来那天的院子，不过进的屋子是西式的，屋子里有沙发，写字台，一个穿着古铜色旧呢上衣，背头，戴着近视镜，一只胳膊的干部站了起来，他笑着与我们打招呼。陈哲对我说：“这是陈处长！”
我给陈处长鞠了一躬，他叫坐下。我们八个人都坐在大沙发上，我坐的位置与陈处长的写字台很近。在陈处长旁边坐着一个女人，穿黑制服，可能她就是吕科长。桌上放着纸烟，战士给每人倒上茶，曹科长把烟递给大家吸，陈处长先对我说：“过去没到过吉林吗？”
“没有到过。”
“吉林不如长春热闹。”
“长春是伪满的首都，人口多一些。”
陈处长转而对大家说：“你们来了不少天了，早就想和你们谈谈，一直没有功夫，今天咱们好好谈几个问题。我说话，大家能听懂吧？”
他的广东话接近北方话。我们回答：“能听懂！”
桌上放着一个本子，陈处长把本子打开，说：“今天我们讲四个问题，第一、是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现在的形势；第三、宽大政策；第四、义气问题与你们的出路。”从7点半讲到11点，问题讲得很透彻，关于宽大政策讲得更清楚，这个问题，我听得非常仔细，对宽大政策有了初步了解。谈到义气问题，他说：“义气是反动派很讲究的东西，对蒋介石应当讲义气吗？不论是朋友或同事，只要他反人民就与他一刀两断，不要因为义气而不肯与他划清界限。对人民要有义气，对反动派不应有义气……”
“关于你们的出路问题，应该靠拢人民，与反动派一刀两断。这个决心要下，要用行动表现出来，要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低头认罪，诚诚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就有你们的出路。在我们队伍里也有从反动派来的人，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的起义，就受到了人民的欢迎。你们应当选择自己的出路，那就是靠拢人民……”
讲到11时，讲完了。我对宽大政策与出路这两项很注意，我心里明白，现在要检举特务立功赎罪。没有这个行动，不足以表达向人民靠拢。
晚上，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研究如何检举，他们说：“北满支台在督察处埋了两部大电台，埋在什么地方了？”
我留了一个心眼，没有告诉他们我已经交待了。
关于检举，这些人都是很积极的，谁也不会不关心。我为前天检举了一些潜伏组织，内心感到很踏实。
长春解放那天早上，督察处把在押人犯都处理了。我只是在电话中听督察处处长张国卿说过此事，详细情况，我不了解。翟丕翕是当时的侦审室主任（即司法科长），我问他是怎么处理的？翟丕翕说：“10月17日那天，天刚亮，就知道六十军起义了。张国卿从家来到督察处，把陈牧（当时督察长）找来，命令先把文卷档案焚毁。侦审室与秘书室的电文档案多得很，烧得满院子是烟。烧完了这些东西，张国卿把陈牧、印匡时（主任秘书）、陈寿岚（督察主任）、我，一齐找到他的办公室，研究如何处理在押人犯。
“'一不做，二不休，杀呀！’陈牧抢先说。
“'杀就杀，杀完了看守所的秘密不会泄漏。’
“'都是些什么案件？’印匡时明知故问，他的意思不同意把这些刑事犯都杀了。
“'都是些刑事犯，内中还有三名同志。一个是绥靖大队谍报十七组的组长张政，还有两个长春站的同志，因为工作情绪不好，临时送到咱们这禁闭的。’我这样说明，也不同意乱杀。
“'一律杀！’张国卿火了，喊了起来。
“两个斗殴的，昨天叫他们打保，没有打好，这两个人也处理？”我又补充了这么几句。
“都杀，只把张政一个人释放，其余48个人全部杀掉，一个不留，开始行动！”
“于是由陈牧、陈寿岚集合督察室的人，开始从看守所提人。我在看守所门口，拿着人犯名册，喊一个提一个，由我过目，当时也不验明正身，不问三七二十一，反正都杀。人犯到了看守所门口，由督察室的督察把人犯架到后院土山下，一枪一个，不一会儿，把四十八个人都枪毙了。完结之后，用土掩埋在山下。这就是解放那天早上的大屠杀。当时，张国卿与陈牧杀人都红了眼，自己的那两个小同志年纪不大，因为请假到沈阳，他们组长呈报上来说他们情绪不安，就把他们送到督察处禁闭起来，以为押几天就可以释放，想不到把他们二人也一齐杀死了。真是不分青红皂白呀！我也是杀人者之一，从良心上说，如果杀共产党的人，我还没有意见，可是这些是刑事案件，不是打架斗殴，就是买卖银圆的，根本不应当押，更不该处死。”
翟丕翕把上边这段话说完，我又问他：“张国卿怎么跑的？”
“他把人杀完了之后，在督察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就回到西四马路他的住处。他把呢子制服穿好，把少将领章肩章戴上，在家等着解放军进城，等了两个小时解放军没有来。他一想当俘虏不是好办法，于是又换上便衣，出了大门往对面的小胡同溜了。”
我又问陈牧、陈寿岚、印匡时他们都到哪去了？翟丕翕说：“有路条，都换上便衣逃走了。”
10月30日夜里陈处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今晚找你来，研究项迺光的下落问题，如何能把项迺光找着，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这么些天没有一点线索。你们那晚上突围的情况，你写了两页，从那上面也找不到什么线索。”
我沉思了一会儿说：“项迺光是共产党的叛徒，这就决定他不会自首投案。有一件事可以顺便谈一下，1947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袁晓轩为东北特技组少将组长，袁晓轩也是叛徒，曾给朱德总司令当过洛阳的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派袁晓轩到吉林的目的是策反张学思、吕正操、万毅等人。解放区知道这件事，就由周保中将军给袁晓轩写了一封信，劝说他回到人民方面来，并且可以保证袁晓轩的生命安全并予以适当工作。这封信送到了袁晓轩手里，他找项迺光研究，结果两人把这个情况呈报给了南京保密局，并以袁晓轩个人名义给周保中将军回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很关心我，我很感激。但是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你如果能过来，我可以向中央保举，仍任吉林省主席并兼兵团司令等职。这件事可以证明，他们两人不会回心转意的。因此项迺光不会到吉林，他一定在长春，这是一；另，我要从长春到沈阳，化装通过解放区，项迺光不同意，他说中途有许多共军的卡哨在打听我。同时项迺光说：‘你与我不一样，认识我的人少。’那就是说他可以通过解放区了。所以我判断他必从长春经过公主岭和四平到沈阳；再有，解放前几天我给搞的路条，是从长春到沈阳的，如果拿这样的路条拐到吉林，就不合适了。因此现在叫四平卡哨特别注意项迺光还来得及。不过距长春解放已经有十多天了。”
“听说于浩在九台，这可靠吗？”
我说：“据翟丕翕说于浩是他的总务组组长，从不离项迺光的身旁，如果于浩真的在九台，那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接着陈处长站起来，拿了一张地图铺在写字台上仔细地看着。这时吕科长问我：“项迺光在长春都有什么亲友？”
“他有一个表姐，表姐夫在督察处充上尉人事科员，叫刘继皋。住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别的关系我不清楚。”
陈处长又坐下，问了一些项迺光的化装情况，就叫我回来了。我心想突围那天早上在兴安桥卡哨分手，项迺光不先进城，就是防备别人检举他的。他这一手现在说是做对了，如果我真的知道他的下落，今天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一定检举他了。
我的心情很焦躁，家中也不通信。中央社造谣说：郑洞国带领三百官兵，在长春殉国。北平家中知道这个消息，一定担心我也在长春牺牲了。中央（造谣）社无中生有，造这谣将来如何自圆其说？送来的报纸说，沈阳蒋军也惊慌失措。如果国民党能占领许多地盘，还有许多军队，我就可以像被俘的长春市长赵君迈（赵君迈，1926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土木工程系。历任浙江省教导团团长、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总团第一团团长、缉私总队总队长、国民政府军第四师第三旅旅长。1932年率部参加"一二八"抗战。后任财政部税警总视察、湖南省盐务局局长、衡阳市市长兼警备司令、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长春市市长、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渔业管理总处处长。1949年去香港经商。1955年回到北京后，担任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会理事、中国摔跤协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那样，用一个共产党干部换一个国民党的干部，赵君迈就是用人民作家金人（
1942年金人去苏北，在抗敌报社做编辑工作，后调苏中行政公署任司法处处长。1943年回上海，以律师的合法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文学的翻译工作。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翻译了索罗维约夫的《俄罗斯水兵--伊万·尼克林》和《从军日记》。并翻译了一些儿童读物，如《列宁的童年》、《绿野仙踪》等。1945年回苏北，任苏中报社编辑，后任苏中行政委员会法制委员会主任。日本投降后来东北，任中共沈阳地下市委书记，在沈阳北关以经营小店铺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6年刘白羽随国共调处小组去沈阳看望金人时，被特务盯梢，刘白羽同志离去后，金人遭敌特逮捕。1947年，以被解放军俘获的长春市长赵君迈交换获释。回解放区后又来到哈尔滨，任东北文协研究部副部长、出版部长。1948年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司法部秘书处长，1949年11月任出版总署编译局副局长。自1951年起，先后在时代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译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与人合译了《普通一兵--亚力山大·马特罗索夫》，这部译著出版后，在军队和青少年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3年至 1958年，翻译了苏联著名作家潘菲洛夫的长篇小说《磨刀石农庄》，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人》，后又重译了《静静的顿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金人遭到无端的迫害。1971年8月13日含恨逝世于文化部五七干校丹江分校，终年61岁。）
换回来的，回来之后仍任长春市长。如果国民党节节失败，就换不成了。
这里还有长春兴安中学校校长胡松岳一家。两口子都是大学毕业，北平人，在这反省不错。曹科长叫他管招待所账目。他认出我是督察处的督察长。
我来到这儿的头一晚上，楼上发生的女人叫唤始终困扰着我。这天我上了楼进了胡松岳的屋子，朝他对门一看，那屋坐着一个女人。那屋正是那晚我的楼上。于是我问胡松岳：“那个女人是谁？”
“我老婆的娘家嫂子。”
“我来的那天晚上，楼上有一个女人叫唤，还有两脚跺地板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那是我嫂子头痛，躺在床上叫唤，两个孩子在地板上乱蹦。”胡松岳的老婆这样解释。我笑了笑，看来我的神经太过敏了。
楼里那两个反省的干部举动很稳重，非常有修养。我们上街有人跟着，他们出入随便。我问胡松岳这两个干部犯了什么错误？他说：“大概是不服从领导。”
这两个干部有一个姓邹的三十七八岁。有一天我到邹同志那屋，他正在整理一张表，我一眼便看出是长春督察处的人事系统表。他还整理这个？我特别想看这张表，我掏出纸烟，给他一支，他不要，我强给他，他接过去，没有火柴，他便下楼去找火。我赶紧挨近桌子，一看真是督察处的人事表，有我的名字，旁边还有“又名关锡九”。别人的人名，职务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我的姓名、职务都对。另一页是长春站的人事表，只看见“项迺光”，邹同志就上楼了。我问他：“你还办公？”
“他们忙不过来，求我帮忙，给他们整理一下。”
关锡九这个名字是我在中学用的，以后到社会干事我发现“锡九”有许多人用，我就不用了，用我的号“关梦龄”代名，名、号一致。在反动派里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叫关梦龄，不知道叫关锡九。能知道我叫关锡九的，只有中学的同学。
忽然我想起今年3月，一个叫陈尔立中学同学，从哈尔滨到长春，由在骑二旅当副团长的同学杨崇侠（黑龙江龙江人，黄埔十期）陪同到督察处去见我。他给我送了一条纸烟，说他由哈尔滨市来长春，计划到沈阳，求我给买一张飞机票。我给他办妥了。那时我很忙，也没顾得详细问他底细。可能他是共产党的地工人员，不然别人不会知道。这张表可以证明公安处知道我的情况不少。我回到房子里又生了疑问，这张表难道故意给我看的？表示公安处对于关梦龄什么都知道，连你的学名都知道，你要好好的交待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11月2日的早晨，起床后在院中散步，朱副处长满面笑容地走到我的跟前，说：“老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沈阳解放了！”
“啊，沈阳解放了！”我重复着朱副处长的话。这与我有什么好处？沈阳解放能把我释放了吗？不见得。同时心里也很宽慰，幸亏我没往沈阳跑，否则还得往北平跑，万一跑不了被抓着更麻烦。沈阳解放，东北解放，华北早晚也得解放，这是兵败如山倒哇！卫立煌守不住东北，傅作义也难守得住华北。这样一来，东北、华北和西北完全解放，蒋家天下去了一半，再从共产党手里拿回来不容易了。在目前情况下争取活命就是我最大的幸运，蒋介石是指望不上了。我忙说：“好极了，早解放一天，沈阳老百姓少受一些痛苦。”马上我又对朱副处长说，“不是说‘找人’吗？怎么找？时间太长了，恐怕找不到，越快越好。”
“好，这件事，马上就办！”
第二天吃完早饭，曹科长对我们说：“今天都出去‘找人’！”
我问：“怎么个找法？”
曹科长说：“这种工作，你还不明白？”
我说：“当场逮捕是一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是把他的地点记下来以后再去捕；再一种是把他领到一个地方去捕；还有第四种方法……”
“咱们采用第二种方法，先把他的地点记下来再说。”
我们出去四个组。我一个人一组，由曹科长，还有一个郝同志跟着。杨绍林、翟丕翕、陈哲、邱明瑞、杨钧分了三个组。他们也由公安处的干部跟着。
我们徒步走在街上，往人多的地方去。表面上看我是一个人走路，曹科长走在我的前面，后面跟着郝同志。一到大马路就遇到了国防部新闻局长春通讯处的杜主任，他问我在哪住？我说在一个朋友家，他说：“少在大街上走啊，有人问你哪！”
“没关系，敢在大街上走的人没有问题，有问题的人不敢在大街上走，我这是利用这种心理兜兜风。你在哪儿住？”
“我在××胡同一个朋友家，预备三两天就走，此非久居之地。”
我把地点告诉了郝同志，他记了下来。拐一个弯又遇见一个穿灰呢大衣的人，见面就拉手，我不认识他，他小声说：“督察长，你还在这优哉游哉呢，有人说你被抓到公安处去了。”
“我怎么把你的台甫忘了？”
“我叫宋至诚，吉林铁路党部主任秘书，在长春，马绍周结婚时，咱们不是见过吗？”
“对，我想起来了！宋主任，您什么时候到了吉林？有什么消息没有？”
“没有消息。沈阳一解放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您住的地方方便吗？”
“那个地方不可靠，一两天我要迁移一下。”
“我在××胡同××号住，到我那住几天也可以，那是我的至好朋友。”
“看吧，如果实在没办法再去麻烦您。”
分手之后，郝同志又把地址记下，郝同志看着我发笑。
忽然迎头遇见柏经纬，他穿着一套黑棉袄裤，他是军统局北平特警班毕业学生。我在那个班当过总务科长，给他们讲过课，在长春一向叫我关老师。他是长春警察局保警大队长。他一看就我一个人，便马上走过来，又往前后看了一下，笑着对我说：“我以为您化装逃走了呢，怎么还没走？”
“我逛逛吉林，吉林的白肉血肠挺好吃，吃完了再走。这回不逛逛吉林，以后不一定有机会了。”
“老师，您的胆子真不小呀。”
“你一个人来的吗？你太太来了没有？”
“我的岳母也来了，三个人都来了，我岳母在那呢。”他往后一指，有一个不到40岁的中年妇女在路旁等着他。
“你想怎么办呢？”
“我想到王家善（黑龙江巴彦人，1903出生，1979年1月2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曾任伪满步兵师第四旅旅长、第七军管区司令部参谋长，国民党政府第五十二军师长，1948年在营口率部起义。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热河省军区副司令员，辽宁省第一至四届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1月23日王家善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的部队，我与他还有一点关系。”
“什么时候去呀？”
“今晚上就去。”他很小声地说了这句话。
我说：“我住在一个朋友家中，你若是愿意去，住几天没关系，日子多了，当然不行，你们在哪住呢？”
“一个小买卖的后院，××街××号，找一个姓王，啊，不姓王，姓梁的。找到他就能找到我。”
我一看，他这个地点不对，也没说清是姓梁还是姓王，说出来又改嘴。在老师面前卖弄特务技术，这个小子挺狡猾。他未入特务训练班之前在伪满当情报参谋，对于日本特务那一套手段他不外行。今天看出来他对我有戒心。需马上逮捕！不然找不着了。于是我对他说：“我要走了，在北平见吧，到我家过新年。”
“谢谢老师！”
他一转身，我回头告诉郝同志马上抓，他要跑。郝同志马上撵上他，我与曹科长跟在后面，我对曹科长说：“警察局大特务立刻抓！不然，飞了。”郝同志身体有劲，强拉硬扯把他逮住了，一边走一边说：“找你谈一谈就回来。”
他的岳母上来了，很不满意郝同志：“你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拉拉扯扯的。他不走，你强迫他走，一点也不讲理！”
这时候，柏经纬明白过来了。一个特务这点事还能不明白吗？他说：“好，我跟你们去，不要这样，不好看。”
郝同志与柏经纬并肩走，我对曹科长说：“给他们俩雇一辆马车。”曹科长马上叫了一辆马车。回到了招待所，一进院，柏经纬便对我笑：“老师，您对我费那么多话干什么？您叫我来，我不会不来。”
我没理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公安处曹科长。”接着我把柏经纬的反动职务说了一遍。
“是关梦龄的官大呀？还是你的官大呀？”曹科长问柏经纬。
“当然是他的官大，在长春工作时我还听他调遣呢。”
“既然关梦龄的官大，他在这都不害怕，你怕什么？官大的没事，官小的倒有事？你不要恐惧，不要胡思乱想，他没事你来也没事，他能立功，你不也一样能立功。”
柏经纬两眼一转，想出来个办法：“科长，他能立功，我也能立功，长春警察局的职员，没有不认识我的，各分局长、各科长，听说到吉林的不少，我一定能找出来几个。现在咱们就找去！听说二分局局长张宝田在解放团，先把他找来。”
“能找来吗？”曹科长问他。
“能找来，去晚了可不保险。”
这时我出屋，站在院子里，用眼睛把郝同志调了出来，我告诉他：“可不能听他的，真的要去找人，一两个人跟不住他，可别闹个鸡飞蛋打。”
“没关系，跑不了。”
吃完饭大家都回来了，还从街上带回来一些吃的。这一天很有收获。陈哲说：“‘找人’立功，谁也赛不过老关。”
“听说老关‘找人’的办法好，行呵，这就是立功赎罪呀！”石同志在旁边这样鼓励我。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听郝同志回来讲的。”
翟丕翕等人也找来了两个人，是谍报队的，地位低。
第二天起床后，曹科长对我说：“柏经纬那个小子跑了，真是鸡飞蛋打了！”
我没有说什么，心里话抓到手的特务又叫跑了，这么办案子浪费人力与物力。
11月4日又出去“找人”，我与郝同志到大街上转，遇见的军统特务都留下了地点。
已经下午两点多了，我对郝同志说：“咱们回去吃饭已来不及了，在街上吃吧，我也馋了，咱们今天改善生活。”
“回去吃吧，家里会给留饭的。”
“不，不，不用回去吃！”我感到郝同志有些为难，又问，“郝同志，在外边吃一顿饭，是不是犯错误？如果犯错误，那就算了。”
“倒是不犯错误，不过……”
边说边到一个小饭馆子，我把郝同志拉进去。我从来不会喝酒，我问郝同志喝酒不？他摇头，问他吃什么？他也摇头，我告诉饭馆的茶房：“来四十个蒸饺，一个糖醋鱼，一个木须肉，一个随便什么汤都可以。”
郝同志说吃不了，我说能吃了。吃完饭给完钱，又给了一些小费。出了饭馆到街上我对郝同志说：“咱们这是吃便饭，也不是吃席，算不了什么，回去你不用向曹科长说。”
他没有吱声，我又买了几盒纸烟，就回来了。
回到招待所，胡松岳对我说：“沈阳解放，社会上展开劳军，我们是不是也要响应一下？”
“好啊！我们应该响应。”
晚上，大家都谈论劳军的事，胡松岳先捐200片沙发代津（贵重的美国药），还有20块银圆，他老婆捐了5万元东北流通券。我们这些军统特务也开始捐，都是几万元钱，杨成荣对我说：“我捐不捐？”
“你算了，我捐一块怀表。”
“那块表太好了！”
“一块表算什么？生命都不保了！这些身外之物留它何用。现在只要能表示出我们对人民热爱，捐什么都可以。”
这块怀表是我二老婆的父亲在第一次见面时给我的，一块银色瑞士怀表，带一条白色细钢链。价钱相当贵，我很爱惜它。这一次我捐出来了，我在捐献簿上写道：捐给解放沈阳的第一个战斗英雄。
这块表捐出后，胡松岳在背后说：“他捐怀表，还不是贪污来的？”听这句话我非常难过，心想，贪污来的也是我的，我不捐也没有人强迫，说这种怪话，不应该。过了几天，《吉林日报》刊登出来，公安处劳军名单，第一个是关梦龄先生，捐瑞士怀表一块，捐献给解放沈阳的第一个战斗英雄。其他人列在其后。
有一天，曹科长与我闲谈，谈到生活，他说：“如果要改善生活，可以买点肉回来吃，不要到饭馆子，太浪费。”
我的脸红了。
他又说：“我们的同志有什么事都要向组织汇报的，你叫他不说，他也要说。这一点与你们阳奉阴违那一套不一样，我顺便对你提一下。”
“好，好，科长这样批评我对我有好处。”
11月5日，吉林全市举行庆祝沈阳解放大会，曹科长也叫我们参加，并且在会上“找人”。晚饭后，小王同志和郝同志来了。小王同志今天没有背枪，一见面就笑，他说话是关内冀东的口音，不过20岁，非常纯洁。我们三个人一出大门，就找了辆马车。上车之前小王买了一斤榛子，他说：“关同志爱吃榛子，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