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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周从昆明调走后，我觉得失去了一个“两打”的朋友，也失去了一个共同对付卢汉地方势力的同伙，心中不免有些惆怅。 正在这时，毛人凤又从南京打长途电话到我家，让我赶快飞到重庆去，因为，徐远举和周养浩又闹矛盾了，得赶快去调解，还要再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放下电话，我就让副官给我去准备第二天上午的机票，又让妻子给我准备两身换洗的内衣。 当时，妻子正逗着8个月的儿子玩，听说我又要赶到重庆去调解徐远举和周养浩的矛盾，就不满地说：“毛先生也真是的，怎么他俩一闹矛盾，就让你去调解？他俩又不是小孩子！” 是的，他俩不是小孩，而是两个让人谈虎色变的人物。  徐远举在军校时的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徐远举当时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重庆行辕第二处处长，是毛人凤手下最得力的鹰犬爪牙，破获《挺进报》、逮捕刘国鋕、酷刑拷打江竹筠等，几乎都是他一手所为。 他中等身材，菜青色的瘦脸上长着一个又高又大的鹰钩鼻子和一双圆圆的鹞子眼，他脾气暴躁，发怒时，两只圆溜溜的眼睛就透着一股杀气，令人毛骨悚然。 周养浩（1910—1990），在军统中有“书生杀手”的称号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七期，抗战前，曾被派往西康做情报工作，后来调回重庆，我当少将总务处长之际，他只是上校军衔。 因为他在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时猛打猛追，一发现线索就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有股一追到底的劲头，戴笠很赏识他，不久，他就当上了第三处（行动处）副处长。 加之，他爱打牌、爱交际，与四川地方势力搞得火热，所以保密局迁往南京后，毛人凤就让他负责重庆行辕二处的工作。 周养浩则与徐远举完全不同，他身材高大、魁伟，看上去像一个大法官，而他也确实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办事为人都比较拘谨、严肃。 他在军统的资历比较长，而且是浙江人，又与毛人凤、戴笠都是亲戚，毛人凤很信任他，派他担任保密局西南督察室主任兼西南特区副区长。  周养浩 图片来自网络 他既有权监督徐远举，又必须受徐远举的领导，彼此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这就是他们之间产生矛盾的主要根源。 周养浩总想对徐远举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以尽其督察主任之职。 而徐远举却瞧不起周养浩，认为他是靠后台硬，才爬上来的，所以处处设防，凡是他掌握的有关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情况，都不让周养浩插手，为此，俩人常常吵架。 他们一吵到不可开交，传到毛人凤耳朵里时，毛人凤就打电话找我，让我出面调解。 我当时虽然很恨毛人凤，却极力想维护保密局的利益，我觉得，这个组织是戴笠一手搞起来的，他死后，仅国民党内部就有不少人想挤垮保密局，这种时候，如果内部不精诚团结，无疑会使戴笠多年来惨淡经营的这个组织毁于一旦。 到那时，我这个没有军校学历的老军统，也将无立足之地。所以，只要毛人凤一个电话，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前往。 当然，这只是主观的一面，从客观上说，毛人凤让我去调解，也确实有他的道理。 徐远举脾气非常暴躁，一点事不如意就会大发雷霆。例如有一次，四川地方军阀中的一个军长请他吃饭，酒菜上桌之后，主人因与另外一个来客谈话，还没上桌，他就一个人先端起酒杯吃喝起来。 主人家一个8岁的孩子在一旁说：“我爸爸还没来，你怎么就吃开了？”这句孩子话，竟使他火冒三丈，他当下把酒桌一掀，转身就走。 主人家的人一再赔不是，他还是理也不理，登车扬长而去。 可是，徐远举却从来不对我发脾气，我说什么，一般他都能听，在军统内部，他与我的关系最好。 因为他是湖北人，与我是同饮洞庭水的“大同乡”，而且，他比我只大一岁，也可谓是“少年得志”。 在军统局局本部的正、副处长中，我和他，还有叶翔之三人，年龄相仿，地位相当，能说到一起，玩到一起。 三人之中，只有我是正处长，在戴笠身边时间最长，也最得戴笠信任，所以，我常常在戴笠面前给他俩说好话，帮了不少忙，他俩都佩服我，有心里话也愿对我说。 而周养浩与我的关系，虽不像徐远举这样密切，但因我是戴笠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所以他也一直把我视为“自己人”。而且，他的老婆毛氏，与我妻子又是最要好的结拜姊妹，这样一来，就使我俩的关系又近了一层。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毛人凤就认为，我是他俩之间最合适的调解人，每逢他们闹矛盾，毛人凤就找我，他们也确实有什么不满对方的话，都对我说。 记得上一次，我到昆明才一两个月，他们就因《挺进报》案件大吵了一场。为此，我曾专程去了一趟重庆。 那次下飞机时，他俩都在机场接我，可是谁也不跟谁说话，只是彼此点点头，就算打了招呼，我在杨家山原戴笠的别墅下榻之后，他们就分别向我诉苦告状。 周养浩一肚子委屈，送我到杨家山后，他故意留了下来，等徐远举一走，就开门见山地向我诉说起来： “我拿他这个人可真没办法，破获中共《挺进报》这样的大事，居然瞒着我偷偷地干。我并不是要跟他抢功，但事情总得让我知道吧！ 再说，上面的意思是让我们借此机会首先把共党在西南的地下组织一网打尽。他虽然也注意这方面的工作，重点却放在川东，放在华蓥山，很少注意其他方面的问题……” 他越说越气，整整对我说了一下午，我听了半天才明白，他的不满主要有两条： 一条是怪徐远举对他隐瞒了破获《挺进报》的实情；另一条就是怪徐远举没按中央的意思全面“开花”。 我当时还不了解全部情况和徐远举的想法，只好先安慰他一番，没做任何表示。 第二天一早，徐远举又赶到杨家山，他更是个急脾气，一见我就嚷嚷说： “周养浩这家伙肯定又诉苦了吧？哼！他倒好，什么事也不干，还什么事都想插手，对我指手画脚！” “哎！我说你老兄冷静一点好不好？你又不知道人家说了什么，就乱吵一气！”我知道他的炮筒子脾气，就心平气和地笑着劝他。 他看了我一眼，随便往客厅沙发上一坐，自己掏出烟来，边点火边说：“我最讨厌这种人，一天到晚养尊处优，可别人辛辛苦苦找到了线索，他又要来插一杠子！” “你先别怨天尤人，说说这次吵架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还不是见我破获了《挺进报》眼红，想插一手！” “这不见得吧！他是督察主任，又是你的副区长，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么大的案件，你总应该和他共同研究商量吧！” “老弟，你过去也搞过侦破工作，你知道发现一点线索就得穷追不舍，步步紧逼吧，哪有那么多时间跟他去汇报商量？就拿抓刘国鋕的事来说吧，不是我追得紧，他怕是早跑啦！” 原来，1948年初，重庆就发现了共产党的秘密报刊《挺进报》，当时，在一封写着“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亲启”的信中，就装有一份《挺进报》。  重庆《挺进报》 图片来自网络 朱绍良气急败坏地去找徐远举，令他“限期破案”，徐远举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加强邮检，守候邮筒，搜查红色书刊，注意报刊和书店，企图从侦破《挺进报》入手，来破坏中共地下党的核心组织。 4月1日，他们找到了文城书店一个叫任达哉的店员，此人是混入中共地下党干潜伏工作的军统特务，他提供了他的领导人许建业及同店的党员陈柏林的情况。 几天之内，他们便逮捕了共产党的许多地下工作者，其中包括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刘国定被捕后稍一受刑，就向特务供出了大量的地下党员名单。 徐远举如获至宝，带着刘国定四处抓人，破坏了《挺进报》机关，使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 最初，徐远举并不知道刘国鋕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只是偶然从一个被捕的学生那里得知了刘国鋕的住址和在川东参加过抗暴运动的情况，便立即派了特务队长（后任重庆航检所长）季缕，带几个特务去诱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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