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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被关押六年,沈醉每天都可能被周养浩徐远举掐死,他只用一招就保住了性命?

2021-09-25  qiangk4kz...

我们看电视剧《特赦1959》,可能会认为沈醉和周养浩徐远举等人在功德林至少呆了十年,而且是在被捕后很快就转运到了那里。但是看沈醉回忆录和相关史料,我们就会发现,那所谓的“军统三剑客”,是直到1956年才从重庆转运过来,在功德林学习了一年多,就又去北京郊外公安部农场半工半读去了——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伙食也很不错。

在功德林的日子,对沈醉来说是很安全的,因为住在一起的人多了,周养浩和徐远举就没那么多机会掐死他了。

《特赦1959》并没有演错,因为该剧模糊了时间,并没有指明沈醉在功德林学习的时间和被特赦的日子。

沈醉于1960年被第二批特赦,而他的伙伴徐远举和周养浩则因为罪行深重、改造态度也不好,一个于1975年在被最后一批特赦,另一个在1973年就把自己气死了。

1975年被特赦的是绰号“书生杀手”的周养浩,1973年被自己气死的是绰号“猛子”的徐远举。

徐远举和周养浩双手沾满了仁人志士的鲜血,相比之下,长期担任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沈醉,不但没有太多血债,而且还在云南起义的通电上签了字,所以他很早被特赦,一点都不出人意料,但是徐远举和周养浩并不理解,在沈醉被特赦后,他们再次发怒,是沈醉一再解释,这二人才再次表示了谅解。

细心的读者诸君可能注意到了,笔者用了两个“再次”,是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还有过更激烈的矛盾冲突,那一次差点闹出人命——在白公馆被关在同一间宿舍的时候,周养浩偷袭沈醉,差点一板凳将其打死,是宋希濂用胳膊替沈醉挡了一下。

如果不是偷袭,周养浩是奈何沈醉不得的,如果两人正面较量,审讯员出身的周养浩,很可能被十九岁就开始用竹刀杀汉奸的沈醉活活打死。

戴笠曾经对着他的蒋校长这样夸沈醉:“他十几岁就跟着我,两手都能打枪,还会驾驶汽车、摩托、汽艇,会照相,会游泳,国术也有基础。(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戴笠或许会跟别人说假话,但是在老蒋面前绝对不敢,而且戴笠说这番话,是要把沈醉推荐给老蒋及其宋夫人当临时保镖,这样大的事情,戴笠万万不敢夸张。

会武术的沈醉跟只会用刑的周养浩打架,结局可以说毫无悬念,所以他不是打不过,而是不想打,他或许就是想用这种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挨你两下死不了,咱们的恩怨一笔勾销。

虽然并称“军统三剑客”,但是年纪居中的沈醉却是老大,这是因为沈醉晋升少将处长时间最早,最受戴笠器重,他对周养浩和徐远举都有提携之情。

按照沈醉回忆录的说法,在军统三剑客中,真正有仇的是徐远举和周养浩。

毛人凤掌权后,将沈醉打压并外放到云南站当站长,却把徐远举提拔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把周养浩提拔为副区长兼督察主任,成了沈醉名义上的上级——西南特区下辖贵州云南等站,但这徐远举和周养浩根本就指挥不动这些站长,反倒是他俩整天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毛人凤只好让沈醉充当调停人。

徐远举周养浩掐架,毛人凤请沈醉调停,事情的详细经过,笔者前一段时间曾经写过,这里就不再赘述,因为咱们今天要聊的是沈醉如何与徐远举周养浩结怨并如何化解的。

读者诸君都知道,沈醉是在云南起义的通电上签字,并且亲自起草命令,让云南站下属特务机构全部停止行动,而且在1980年恢复了起义将领的身份,而徐远举和周养浩则是在出逃的途中被擒获——是沈醉的“热情挽留”,让他们失去了出逃的机会。

据沈醉回忆,当初逃出昆明的机票都掌握在他手里,但他却不敢放徐远举和周养浩走,并且还想用自己起义将领的身份,对这二人进行保护:“我把徐远举、周养浩、郭旭、程希超交了出来,把云南站大小二十多部电台和外省迁往云南的十多部电台、武器和所有重要特务、潜伏电台以及潜伏组织一起交出。不交出他们,他们不免要遭到种种不测,因为当时卢汉已完全控制了机场,他们坐飞机逃走是不可能了,若坐汽车逃跑,他们又不熟悉地形,如果被当地群众和保安团抓住,徐远举的脾气又暴躁,可能当时就会遭到杀身之祸,不如我起义后,倒有可能将他们保住。”

同时沈醉还有另外一层考虑:“这两个人罪大恶极,放走了他们,我难以解释。”

不管沈醉是出于什么原因“留下”了周养浩徐远举,这个仇算是结下了。一同被卢汉关进白公馆之后,得知真相的周养浩徐远举全都火冒三丈:“你出卖了我们,怎么也关起来了?没给你一官半职当当?”

沈醉被两个过去的小弟整天连讽刺带打击,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五六年(从1949年底到1956年初,他们三个一直关押在重庆的不同地点,大多数时间都住在一个宿舍),沈醉要是不采取点措施,每天都有可能被徐远举和周养浩掐死。

毕竟曾经当过总务处处长,沈醉的为人处世之道能甩徐远举周养浩十八条街,他很快就找到了化解矛盾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对军统特务都是比较管用的。

沈醉在回忆录中不无得意地写道:“为了消除徐远举等人对我的愤怒,我常常把别人送给我的衣物和钱转送给他们,想求得谅解。”

这时候读者诸君可能就会感到纳闷了:同为阶下囚,为什么徐远举和周养浩穷而沈醉富?

这件事说穿了一点都不神秘:徐远举和周养浩是来“视察工作”的,他们到昆明的衣食住行都有人免费提供,口袋比脸都干净——事先掏空了口袋,走的时候会有人替他们装满。

徐远举和周养浩做梦也没想到,秋风没打着,自己却成了阶下囚,虽然没有冻饿之忧,但要想锦衣玉食,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了。

与徐远举周养浩相比,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中将游击司令沈醉算是昆明地头蛇:“这里从上到下的工作人员几乎都认识我,我曾到此陪审过案件,典狱长和总务主任等人都待我为上宾。现在我被关在这里,看守们出于职责而不敢放我出狱,但给予我最大限度自由,在这些人心目中,我还是过去那个可畏可敬的'云南区专员兼保密局云南站站长’。”

据沈醉分析,这些留用的典狱长和看守们,主要是看到了《云南日报》上发表的起义通电和沈醉的亲笔手令,认为沈醉只是关押一时,将来出去以后,还会像过去一样威风八面。现在给沈醉一些关照,日后有求于沈醉,沈醉也自然会给予方便。所以无论是监狱长官还是看守,替沈醉办事都很殷勤。

无论是在云南陆军监狱还是白公馆,沈醉不仅可以随意走动,而且可以任意吩咐看守买东西、送信、打听情况。沈醉的母亲和妻子过生日的时候,沈醉只要说一声,马上就有人替他打电报祝寿、问候,沈醉除了不能走出大门,可以说是一点都不受委屈。

最让沈醉得意和感动的,是看守人员们刻意送钱给自己:“我过去从不打牌,更不会打牌,他们为了让我开心,每当白天没事干的时候,就来拉我去打牌,而且每次都让我赢。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缺钱花,昆明的几个大资本家,如西南银楼专做金银首饰生意的孙子顺等,因为解放前王婆帮过他们不少的忙,他们在我被关押时,常常给我送钱送物。”

有了这些老朋友的帮助,沈醉的日子过得十分滋润,他送衣物和钱给徐远举和周养浩,既是主动示好,也是潜在威胁:别看我跟你们一样都是囚徒,但这里还是我的地盘,你们跟我较劲,不会有好果子吃!

也不知道是沈醉的“真情”打动了徐远举周养浩,还是他们知道强龙不压地头蛇,这两个恨沈醉入骨的人,渐渐地改变了态度,甚至还开始“设身处地”地为沈醉着想了。

每年到了3中旬,沈醉总是向军统的老同事提醒一声:“3月17日马上就到了。”一开始徐远举只是长叹一声,吃拿沈醉东西多了,徐远举的态度也变了,他开始劝沈醉:“以后不要再提了,你怀念戴老板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得慎重一点,心里怀念一下就算了,不必再去提醒别人,何必让别人举报你表功呢!”

从不共戴天到互相关照,经过几次转运(他们先是在云南陆军监狱,然后又先后住过重庆白公馆、石板坡监狱、松林坡管理所)之后,他们已经开始重叙旧情了:“我们三个《红岩》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徐鹏飞、沈养斋、严醉又相聚在一起了,开始是相对无言,一会儿便破涕为笑,互相祝贺:'大难不死,终于团圆’。”

看了沈醉的回忆录,我们就能发现把这个人扔到火星上也未必会饿死——这个人实在是太会做人做事了,不管到哪里,他总能如鱼得水,同为军统三剑客,只有他能在1960年被特赦并当了文史专员,其后专注于回忆录写作,著作等身的另一层意思,就是稿费无比丰厚——他回忆录的发行量,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九的畅销书作家。

但是有一点笔者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周养浩和徐远举心里都清楚:要是沈醉早一点给他们机票,或者事先向他们通风报信,也就没有后来的“重逢”了,这两个睚眦必报的少将级特务,真的会因为沈醉赠送的衣物和钞票,就放下心中的仇恨吗?他们跟沈醉化解仇怨,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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