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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是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就罪行而言，其罪当诛。在他18年的军统生涯中，杀人无数，被人称之为“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但在被俘后，沈醉却用积极的态度认罪，不管是劳动还是学习都非常诚恳。经过在战犯管理所的改造，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特赦后，他再次见到了周恩来，而在敬酒时，周恩来却拍着他的肩膀笑着说道：“沈醉你害苦了我啊！”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戴笠主宰沈醉的命运1914年，沈醉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农村，沈醉18岁时，受大革命的影响，在学校因与同学闹学潮而被开除。 在这之后，他决定来到上海，投靠余乐醒。 
余乐醒 当时的余乐醒是一名中共党员，与周恩来人曾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便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周恩来工作在一处，后又与沈醉的大姐结为了夫妇。 余乐醒曾与叶挺并肩作战，也曾是南昌起义部队指挥机关参谋团的成员。1927年赴苏学习情报业务后，与党失去联系后加入了军统，成为军统中的重要骨干。 沈醉来到上海后，还是一位思想单纯的小伙子，他请求余乐醒在复兴社当联络员。而当时的余乐醒也是复兴社特务社的骨干成员，所以沈醉的这个小小的要求并不难达到。 很快，沈醉很快有了工作，就与戴笠见面并博得了他的青睐。 
沈醉和戴笠 两人初次见面，戴笠对沈醉相见恨晚，谈论了就有一个小时。显然，戴笠已经把这个和他儿子同岁的小伙子当成了他的孩子，临走时，还特意拿出一百元钱，让他在杭州玩一玩，并许诺等我儿子放假回来你们可以一起去南京玩。 当时的沈醉单纯地以为，戴笠是因为和他儿子同岁才对他这么好。后来，刚刚成立不久的复兴社急需要心腹，而戴笠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于是便将希望寄托在了沈醉的身上。 在戴笠这棵大树下，沈醉迅速成长，一路官途顺利，并成为了戴笠忠实的心腹。 
戴笠 当然，戴笠对沈醉也非常信任，还曾当面教育他的儿子要向沈醉学习。 戴笠的儿子向沈醉借了300元的公款，迟迟不还，沈醉直接找到戴笠如实告知，没想到戴笠不仅还了钱还当着沈醉的面他儿子打了一顿，嘴里还说着要向沈醉学习，这让沈醉也很是欣喜，心中对戴笠更对了几分尊敬。 真正当上特务的沈醉，机敏的他立即掌握了特务的技能，并能融会贯通，做了不少有用的情报工作。突出的工作能力也让沈醉立即脱颖而出，很快，他就升为了情报组组长、行动组组长。 在上海法租界时，沈醉还监视过鲁迅，并在鲁迅住所地对面租了一座楼房，在长时间地监视中，他了解了鲁迅的所有活动情况。 
戴笠 当时戴笠是很想逮捕他的，但因为鲁迅的名气太大，如果逮捕他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才一直没有动手，不过监视也并未中断。 即便沈醉是国民党人，但对于抗战还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 在沪松抗战期间，沈醉先后带领特工深入江苏前线，亲自调查工作，为中国炮兵部队指示目标，鉴别战果。 有一次在安徽池州市活动时，不巧与日军相遇，但只有他一个人带了枪，他掩护了两个队友后自己才最后撤退。不过，这次经历也让沈醉感觉后悔，他在日记中写道：“后悔没有抓个活的回来。” 28岁时，沈醉当上了少将处长，成为了国民党军队系统中最年轻的将军。 
沈醉 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后，毛人凤担任了军统局局长，视沈醉为眼中钉肉中刺。沈醉怎能看不出对方对自己的恨意，于是他主动申请调动工作，便被调往了云南，担任军统云南站站长。 沈醉投诚起义沈醉在保密局时，主要的任务就是监视卢汉的工作，毛人凤让他必要时杀掉他，沈醉在云南的工作几乎每天都要向毛人凤汇报。 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的统治岌岌可危，卢汉也加紧了与地下党的联系，这让蒋介石也坐立难安。沈醉得知卢汉正在与地下党接触，所以暗中帮助杨杰脱身。 
卢汉 毛人凤对沈醉暗杀杨杰将军的事很不满意，于是又派去亲信周杨浩、徐远举等人加强对云南的控制，如此一来，徐远举、沈醉、周养浩等人的工作关系更加复杂化，同时也互相提防着。 为了监督沈醉的行动，毛人凤还专门从台湾赶到了昆明，对此沈醉非常不满意，想着毛人凤多年来对自己的种种压迫，沈醉暗起杀机，想用一种慢性毒药来毒死毛人凤。 然而，就在要行动的当晚，毛人凤却找到了他，语重心长地拍着沈醉的肩膀说道：“老沈啊，这些年你待我始终如一……”沈醉也被毛人凤的话语所感动，只好放弃了暗杀的机会。 
毛人凤 在云南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卢汉要准备起义，沈醉也得到了要他去卢汉家中开会的通知。去还是不去？沈醉思索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去，如果去的话也就是回不来，不去的话很可能连命都没有。 他将所有的工作向副站长胥光辅做了交代，让他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在必要的情况下，销毁档案。 果然，当沈醉来到卢汉住所的时候被对方扣留，同时被扣的还有从淮海战役后逃跑的第八军军长的李弥等人。他们被扣之后，一度以为卢汉要杀掉他们，直到卢汉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帮助他起义几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当时的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发表了支持起义的通电，沈醉也向驻云南的所有军统特务发了手令：命令所有的军统内外勤人员，以及一切公开和秘密单位的工作人员，拥护卢汉起义。 沈醉起义后，心中并未投诚，而是准备和其他人一起反击，但蒋介石命令空军空炸昆明市，李弥和余程万的军队也对昆明发起了反击，沈醉的部下也准备在市里内应外合。 没想到，他们就这样失败了，沈醉等人又被关押了起来。 在关押的这批昆明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也有西南绥靖公署主任张群，张群对卢汉有恩，为了报答他的恩情，卢汉私下放走了张群，却打乱了周恩来用张群换回张学良的计划，卢汉也担心中共不能原谅他，于是便将沈醉等人交给了解放军。 
至此，沈醉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战犯改造生活。 最初被作为战犯关进管理所时，沈醉的心情也很复杂，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不知道中共会如何处理他，所以对共产党也有着抵触情绪。 后来，当他们被迁往重庆市，陈赓等人还来看望了他们狱中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还请他们吃饭，这让沈醉看到了一丝希望的光芒。 身为特工的他，自然善于对身边周围的一切察言观色，他细细地观察着管理所干部的一举一动，感觉这些干部和国民人有着很大区别。 后来为了更了解他们，沈醉也故意接触一些管理人员，与他们交谈，表达自己的看法，自己竟然也从中得到了一些教育和启发，心里也对共产党发生了转变。 
对于狱中的所见所闻，沈醉了然于心，他在回忆录中记载着杜聿明身患多种疾病时，对方还想来个慢性自杀。然而，当管理人员发现他的症状之后，立即把他送到了医院治疗，还买来进口药给他用，后来病情居然全好了。 时至今日，他还记得杜聿明出院后对他说的一句话：“共产党真是我的再生父母。” 看了杜聿明的经历，沈醉也为之感动，因为他知道能让这样一位国民党将领从当初的摆脸色到后来这样的态度转变，并不是假的，作为旁观者，他似乎比当事人更能看清楚事情的本质。 看着周围人的一切在管理所的心态和身体越来越好，沈醉也开始了思想转变，尤其安排他们去重庆各地参观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景象时，更让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触动。 
因为他们知道，就算是蒋介石最后成功了也不可能将国家建设得这样好。 在军统特务中，沈醉的认罪态度是最积极的，他即将交代了过去所有的罪行，陈述了自己的问题，不仅如此还揭发了别人的问题，又有悔过的表现还有立功的表现。 随着思想上的改变，沈醉行动上的改变最大。在管理所的这些特务中，沈醉是表现最好的，他不仅在学习上非常认真，即便身患眼疾也仍然坚持写交代材料，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在劳动中，他也丝毫不逊色，参加了缝纫组、理发班、挑饭菜组等，他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改造自己上。
沈醉的习惯之一就是写日记，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人民政府对任何问题的处理都是实事求是的，从不因为我们这些人过去作恶多端，而进行人身侮辱，我们有一点进步，政府都是予以承认的……进一步认识了继续学习、改造的必要性，对党的宽大政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新生有望，当加速改造方可。” 沈醉的这种改造态度是需要真诚和勇气的，尤其是当政府帮助他联系上他的香港亲人之后，他也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终于，沈醉作为特务头子在第二批释放战犯中被特赦。 沈醉受到周恩来接见1961年春节刚过，中央统战部邀请沈醉在等第二批特赦的人员在一起聚餐。当时还有李维汉想、徐冰等人参加。徐冰告诉他们首批特赦人员在农村劳动一年期限已满，政府决定安排他们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室委员会任专员，待遇也会比现在高。
这样的安排，也出乎了沈醉的意料。他早知道共产党好，没想到特赦之后还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2月21日上午，沈醉在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和沈醉谈话时，沈醉首先向周总理请罪，说道： “总理过去在上海、重庆、南京等地时，我曾亲自带领特务，或是指示一些特务，对总理搞过侦查、跟踪、监视等活动。” 周总理却摆了摆手，爽朗一笑，得意洋洋地说道：“你们过去搞得那一套，从来没有起过作用，只是当了我的义务随从。” 周总理告诉他，当年他在上海新亚酒店时，他是知道周围有特务在监视的，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中共的特务甚至比他们的人还要多，所以对他们进行了有效的反监视和反跟踪。
周总理 其实在特务的监视下，周总理也能轻松地和地下工作的同志见面、交谈、传递文件。周恩来经常看电影，每天出门的时候总有一大批特务跟着，而他也能利用看电影的机会来见地下工作者。 当他一走进电影院的时候，特务就守着前门和后门，但实际上在电影院的位置上都是他要见的人，电影开映时，特务也找不到他，只能在门口等候散场，就这样他们也完成了会面，对他的工作没有啥影响。 沈醉暗暗佩服周恩来的机智，打心里觉得就连戴笠都不是周恩来的对手。
周恩来知道沈醉的思想是经历了极大的转变的，所以他握住沈醉的手，语重心长地说道： “共产党员只有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从来不计较个人仇恨，处处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特赦你们，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今后一定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周恩来的一番话，也让沈醉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做对人民有益的事。但她想到以自己的条件，就算想做也没有机会了。周恩来笑着说道：“你的条件很好，只看你做不做了。”沈醉不解：“请总理明示。” 周恩来告诉他，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知道的内幕一定很多，你把这些好好写出来。这样不仅能传至后代，还能为今后编写历史提供宝贵的资料，让后人知道革命成功的来之不易。 周恩来再三叮嘱，写作时一定要真实，不能有任何顾虑，不要避讳，知道什么就写什么。 当天晚上，沈醉回去就把周恩来的话写在了日记本上，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周总理的这番教导，是我最大的精神财富，宛若一盏指路灯引导我走完这三十年的人生旅程。” 1963年11月10日下午，周恩来和陈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在京的四批特赦人员以及家属共二十余人，沈醉也在其中。 周恩来在讲话中，告诉大家，要好好工作希望他们幸福愉快地度过晚年，并让大家在来年到江南等地去参观游览。在宴席上，周恩来热情地向大家敬酒，他拍了拍沈醉的肩膀，苦笑着说道：“你可把我害苦啦！”
沈醉吃惊自己怎么会害总理？周总理这才娓娓道来： “为了一口气读完你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我是一晚上没睡觉，戴笠的情况，我过去知道不少，重庆期间，他还是我邻居，可是我知道的是核桃壳，你写出的是核桃仁，就算出于好奇，我也爱不释手呢！” 沈醉当然知道这是周总理在鼓励他。周总理接着告诉他：“以后还要继续写，不论长短都如实地写，不要有顾虑。” 他还说希望大家所有人能多写一些历史资料来让后人看看，能受到启发，增加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你们就做了对人民有益的事了。
第二天，当沈醉在办公室见到杜聿明的时候，他也感慨万千地说道，想不到他们写的东西，周总理会那么有兴趣，而这也更加激励他们今后不但要多写还要写好，一定要实事求是，才对得起总理。 后来，周恩来还和他们一起拍了合影留念，这也是让沈醉最光荣的事情，在此后的十几年来，他也一直将这张照片珍藏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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