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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专员对于本职工作，大多倾注了大量心血，同时也得到了丰厚的社会回报，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专家学者到普通老百姓，都不乏他们的读者。经他们的手审订或撰写的稿件，揭示、澄清和订正了大量重要史实，一些被长期尘封的历史真相因为他们才得以重见天日，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胡绳所言:“他们所叙述的往往是旁人不可能知道的细节。有些资料可以视为某一领域有代表性的典型材料。”类似《我的前半生》(溥仪著)、《军统内幕》(沈醉著)这样的作品，一经面世即引起热烈的社会反响，成为家喻户晓的畅销读物；溥杰、宋希濂、文强、杨伯涛等人写的回忆录或自传，也都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沈醉的女儿回忆说: 我父亲曾告诉我说，写文史资料是周总理交给他的任务。他说，1961年大年初七上午，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罗瑞卿副总理等领导人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他们前两批特赦战犯时，周总理就对他讲: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地写出来。不论是你自己干过的，或是看到和听到的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几十年，牺牲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你如实地把这些写出来，这就对后人起了反面教育的作用，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 沈醉回去后马上动笔，以不辜负周恩来的教诲。他很快就写出《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由群众出版社内部出版。第二年，周恩来再次接见他们时，对沈醉说:“你写的那本书，害得我看了整整一个晚上没睡觉。主要是你讲了真话，吸引了我。”周恩来还告诉沈醉，他以前对戴笠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但仍有好多事情连接不上，看了这本书，他才恍然大悟…… 文史专员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陆续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的黄森回忆说:“我在政协全体会议上，和专员们一起编在特邀组里，我和文强担任这个组的正副组长。这个组来自国家机关的老同志较多，他们在解放前或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或在内战前线上打过仗，同特赦人员过去是两个对立的营垒，冤家对头。但是硝烟已散的今天，大家一笑泯恩仇，都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同志般的一起参政议政。专员们认真审读会议文件，积极参与讨论，有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的偶有所感、即席发言，争先恐后，无拘无束。发言内容已不是特赦初期那样只是对新中国的赞颂，而是对社会生活中的消极现象、不正之风直言批评，对应兴应革的事情积极献言建策。” 各具风采的“大家庭” 文史专员来自五湖四海，从前的身份和经历也各不相同，但都顶过战犯的帽子；这座古色古香的王府大院，又成为他们晚年共同的归宿。 他们当中，溥仪的身份显然最特殊，但作为文史专员，他和大家愉快相处，犹如一家人。他自己常说，在政协从事文史工作，是他一生中“最自由、最幸福的时光”。尽管帝制覆亡已半个世纪，中国也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但他“皇帝”的影子并没有完全被民间抹去。在《我的前半生》审稿座谈会上，时任中华书局编辑的李侃提出一些“颇有点愤愤之意”的尖锐意见，令李侃没有料到的是，他面前的作者与想象中的完全两样:“这位当年的‘皇帝’却表现出虚怀若谷的样子，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意见，耳听手写，连连点头。他身穿灰布中山装，乍一看去，简直就是一个普通干部，又像个中学教师，连一点皇帝的‘影子’也不见了。给我印象尤深的是在座谈会后举行聚餐，这位当年‘钟鸣鼎食’、‘宫廷传膳’的皇帝，却和大家一样，举箸大嚼，有说有笑。”与李侃想法相近者当时大有人在。李以劻(曾任国民党121军中将军长)和溥仪成为同事后，来往较多，他也留下了一段有趣的回忆: 我家住在北京和平里，溥仪夫妇住在观音寺22号，两家时有往返。1964－1966年，每年春节都互相拜年，初二我们夫妇到溥仪家，午餐后回家；初三他们夫妇带着一个烧鸡到我们家回拜，所谓投桃报李也。从1964年春节开始，住和平里的街坊知道“宣统”来我家拜年的消息后，不少人以看我们夫妇为借口来一睹“宣统皇帝”的风采，一时间门庭若市。溥仪置身此情此景，哈哈大笑，和大家共享新春的快乐。 溥仪和溥杰作为伪“满洲国”战犯，是文史专员中的“另类”；其他专员全是国民党将领出身。不论以前军衔、职务高低，到政协工作后，他们的地位按说已一律扯平，但潜在的上下级关系，还时有体现。比如黄维和杨伯涛从前同为陈诚系将领，杨为军长，黄是兵团司令，尽管杨伯涛任文史专员的资历早黄维十余年，但他仍将黄尊为“上峰”，有时因稿件内容等问题被黄维申斥，也不敢“造次”。此外，这些“国军”将领还保持着一个相同的习性，即站立时笔管条直，走路时目不斜视，开会时正襟危坐。上世纪80年代就从事文史工作的王合忠曾和多位文史专员共过事，他和笔者谈到，他们开会时的“坐姿”，与电影里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时那些将领的姿势没什么区别。这应该是他们年轻时被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王合忠说，当时拍重大战争题材的电影，如《大决战》等，黄维、文强等文史专员都曾被邀请去参加审片。其实不必发言，他们的一举一动，想必就能对导演起到“现身演示”的作用。 做派相同，并不意味着想法也完全一致。1987年2月16日，黄维、文强等会见来访的美国陆军指挥学院研究员鲍嘉礼，王合忠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见。他告诉笔者，美方在座谈时问黄维等人:“你们当年将美式装备武装到了‘牙齿’，为什么败在‘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手下？”文强答道:这是人心向背所决定的。国民党腐败涣散，失去人心；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黄维则认为:共产党已经钻进我们最高统帅部的内部，等于国民党军队在受共产党指挥。明知这条路走不通，也要奉命往里面钻，焉能不败？黄维和文强都参加过淮海战役，同一天被特赦，同一批进政协工作，都在文史工作和对台工作中作出了许多贡献，但从他们的回答中，能让人感到两人在对事物的认识上以及性格上的差异，这就是所谓的“合而不同”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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