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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末，原国民党青年军206师少将师长邱行湘到台湾探亲访友。一位昔日的部下对他说：“老长官，你这次来台湾，是来领钱的吧？” 这位部下的话让邱行湘很失望，但他的消息倒确属空穴来风。邱行湘离开台湾前一天，蒋纬国为他饯行，地点在圆山饭店。邱行湘如余人前往，有一位自称“（伪）国防部抚恤基金会”的人早在那里恭候。他拿出一份表格，说：“我们知道邱将军在大陆生活困难，子女尚未就业，所以请你在上面签下你的名字。” 邱行湘颇有些生气了，他推开表格，严肃地跟对方说：“你说错了。第一我经济宽裕，收入稳定，不存在生活困难的问题。第二我的儿子邱晓辉在南京公安局工作，当警察都七八年了。我来台湾为的是探亲访友，不是来当伸手要钱的叫花子，所以，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  晚年邱行湘一家三口 邱行湘拒绝的，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国民党政府当时有个新规定，他们仍视被俘将领为现役军人，按月给他们发工资，此前没有领的，只要来台湾，可以一次性领走。年过80的邱行湘毫不犹豫就拒绝了，而跟他同龄的文强，也曾遇到同样的诱惑，而身为中将的文强，所能得到的钱比邱行湘还要多。 1987年中秋节，恰好是文强80岁生日，他正在美国探亲访友。老友蒋志云拿出1000美金给他祝寿，文强拒绝了。蒋志云笑道：“大哥是嫌少了，这样吧，我欢迎你到台湾去，你在那里存有一百万美金呢！” 文强吓了一跳：“我在台湾一分钱也没有，你们不要胡说八道好吗？”蒋志云将国民党政府的新政策告诉文强，并给他这个“中将”算了一笔账：每月固定工资400美金，还有1200美金特别费，一个月就是1600美金。30多年积累下来，差不多有一百万美金了。 蒋志云还告诉文强，这个钱必须由本人去台湾拿，任何人不得代领。文强想了想，告诉蒋志云：
很明显，蒋志云是受了台湾的国民党方面所托，有意将文强拉拢过去。但这位原国民党军统中将，在共产党监狱里被关押了26年的战犯，却毫不犹豫就拒绝了。当时，文强人在美国，只要他想，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得了他，但他拒绝得那么干脆。  文强 文强的选择，在1975年他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之一出狱时，就已经做出了。他在填写今后志愿的表格中写道：“我个人的志愿是永远定居祖国大陆，……我愿意回到原籍或定居上海，过自食其力的生活，除此，别无请求。” 不写悔过书的战犯“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要写也是他们写……” 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强算得上是个经历坎坷、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文天祥的第23代后裔，也是毛主席的远方表弟。他曾以全国第三名的成绩考进黄埔四期，跟林彪是上下铺的同学。在黄埔军校，文强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同时也在邵力子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蒋介石搞清党时，文强选择了放弃国民党党籍，保留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作为共产党员的文强，参加了北伐，参加了南昌起义。1930年10月，文强担任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也是文强在共产党内达到的事业顶峰。他在后来的口述自传中曾“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才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1931年6月，文强被叛徒出卖被捕，后经党内特工相助侥幸逃脱。在革命形势低落时期，文强原本想到上海找周恩来，正好赶上顾顺章向忠发等人叛变。他找不到周恩来，只好返回长沙老家，以做老师和报刊编辑、记者谋生，从此脱离了共产党。 或许是对革命丧失信心，抑或是不愿再过东躲西藏的日子。文强在黄埔同学廖宗泽的介绍下，投入到了军统戴笠部下，在戴笠的“提携”下官运亨通、扶摇直上。1944年春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1945年春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12月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因策反华北、东北部队有功，1946年被晋升为中将。  文强 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之时，周恩来曾经派文强的黄埔四期同学，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劝说他归队，但文强没有答应，错过了一次弃暗投明的大好机会。 无论在军统期间，还是日后脱离军统转到国民党作战部队中，文强都做了太多反革命是事。他不再是当初那个对共产主义信仰至深的革命青年，他原本有机会痛改前非，回到革命阵营中，但他却拒绝了周总理伸出的橄榄枝。 淮海战役期间，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点名要文强去徐州任副参谋长。他当时正担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远比淮海前线安全得多。临行前，程潜为文强饯行，对他说：“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没想到一语成谶，文强果真于1949年1月10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文强被俘后，先后被关押在华东野战军设在山东益都和白滩头的“解放军官教导团”中一个高级组进行学习管训，开始了他的战犯生涯。1950年春，文强被押解到了北京功德林监狱。 初到功德林监狱的时候，文强自知问题严重，历史复杂，又是军统高级特务，觉得有生之年也难以走出这高墙大狱，于是拒绝写悔过书。当时，他对监狱管理人员说了这么一段话：
文强是复杂的，他似乎有着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当他还被关押在山东时，解放军解放南京，管理所出刊庆祝，文强献诗一首：
此诗一经张贴，其他战犯无不大惊失色，王耀武甚至不敢从墙报面前通过，绕道前来劝说文强赶紧把“反诗”撕掉。文强冷笑道：“一个'痛’字表明我对国民党失败的哀悼，一个'雄’字表明我对共产党胜利的喜悦，我是矛盾的，却是真实的。”  文强 进入功德林后，文强那细长脖子两侧的青筋上，长出了一个连一个的疙瘩，让他饱受折磨，痛苦不堪。管理处将他送到医院检查，确诊为淋巴腺结核，需要开刀住院。文强出院后回到功德林，情感上的天平也从那时起发生了倾斜。 1959年，第一批战犯获得特赦时，文强也燃起了希望，然而，在急迫的期待中，他一次又一次失望。当第四批、第五批还没有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恍若热锅上的一只蚂蚁。同样没有获得特赦的军统特务徐远举劝文强，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军统身份。可文强马上就提出已经特赦的沈醉、康泽的名字来反驳。徐远举只得表示，“没有谁人的历史有你复杂。” “历史复杂”的文强最终还是获得了特赦。1975年3月17日，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战争罪犯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在293名特赦战犯的名单中，文强位列前十名。3月19日，当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在特赦会宣布特赦“给予公民权”时，文强等人禁不住热泪长流。至此，文强长达26年的劳改生活画上了句号。 特赦之日，文强兴奋之余，想想自己从战犯走向新生的漫长之路，不禁百感交集，挥笔写下了一首七律，题为《顽石点头难》：
文强这块“顽石”终于也被“点化”了。出狱后，周总理派人把他接去，并送他去医院看病。对此，文强深受感动，他说：“是我不识时务，性格又不好，结果误入歧途，我现在也无颜再见大表哥了……” 主持追悼周总理“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大不了我再回监狱去！” 特赦后的文强留在了北京，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杜聿明、宋希濂、沈醉、郑庭笈、李以劻、杜建时等昔日功德林的战犯，都在那里做着文史专员的工作。这些昔日的高级将领，如今在一个办公室里，其乐融融。 但是，好景不长。那日上班不久，沈醉突然带来一个令人沉痛的消息：周总理病危！大家不再说话，有的闭上眼睛，满面愁容，浑身疲惫；有的睁大双眸，目光定定，发呆发愣。办公室里，弥漫着让人窒息的气氛，安静得能够听见自己的呼吸。 对于这些昔日的战犯来说，周总理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始终都是无可替代的。就像杜建时说的，“总理健在，我们这些人才有今天；总理病危，我们这些人绝无明日。”沈醉深信现代医学的发达，又想到了古代的“割股疗亲”。 文史专员办公室里一片悲痛。时隔不久，还是传来了周总理不幸病逝的消息。 骑自行车上班的李以劻边骑边哭，他看见所有骑自行车的都边骑边哭，以致交通秩序有些混乱，前来维持秩序的交警也语带哭声。郑庭笈红着眼眶，对大家说：“总理生前多次接见我们，现在他走了，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送送他啊，可是……”郑庭笈想说的是，文史专员们要求去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时，遭到了拒绝。 最后，在董益三的建议下，他们决定像在功德林那样，通过民主选举成立学习小组。投票结果，文强得票最多，成为了学习小组组长，沈醉得票次之，担任副组长。最后一批特赦的文强，决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不辜负十几位文史专员的厚望。 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允许单位和个人为总理举行追悼会。文强便以组长身份请示政协机关，要求为总理开座谈会，见对方不置可否，他扭头便走，丢下一句义无反顾的话：“不为难你们了，这是我个人的决定。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大不了我再回监狱去！”  座谈会如期举行，家住永定门的文强天不亮就起床，赶上了直达白塔寺的头班车。当他走进办公室时，原国民党79军中将军长，已经76岁高龄拄着拐杖步行上班的方靖已经坐在那里了。陆续进来的文史专员们，人人身穿获释时政府统一发放的黑色棉衣，个个神色凝重，表情肃穆，未待坐定，哭声已起。 哭得最大声的是溥杰，他边哭边说，他哭总理，也替哥哥溥仪哭总理。而在座谈会上，发言最多的自然是人数最多的原国民党将军们。他们当中的多数，曾经是周总理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时的学生，而这些学生中，经历最为特殊的非文强莫属。他在座谈会上说：
这样的座谈会，1976年的一年之内，文史专员办公室还开过两次。一次是朱德委员长去世，一次是毛主席去世。有所不同的是，这两次座谈会都得到了批准；完全相同的是，这两次座谈会都由文强主持。在悼念朱老总时，文强回忆说：
在悼念毛主席时，文强回忆说：
 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为两岸统一奔波“我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海就是台湾海峡……看我以后的行动吧！” 1983年5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委员会的2036名委员名单，在“特别邀请人士”的234名中赫然出现了文强的名字。不仅文强，当时仍在文史专员办公室的八位文史专员，全都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文强伸手比划道：“我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海就是台湾海峡。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大业，我们会各自努力，共同奋斗！”记者夸赞文强的话体现了文史专员的抱负，政协委员的胸怀。文强笑道：“你不要先表扬我，看看我以后的行动吧。” 文强的个性从来都是雷厉风行。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他碰见了从美国探亲回来的宋希濂。宋希濂谈到在华盛顿，他跟蔡文治、李默庵、唐镜如共同发起成立了黄埔同学联谊会的事情，也谈到他所知道的台北黄埔同学会以及这个同学会在洛杉矶、旧金山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的情况。 文强不屑一顾地道：“我不管哪里的同学会，黄埔在广州，在大陆。黄埔同学会的宗旨不是要黄埔同学团结起来么？黄埔同学绝大多数在大陆，所以啊，只有在北京成立的黄埔同学会才名副其实，众望所归。” 宋希濂同意文强的说法，却又表示北京还没有这样的组织。文强看着这位黄埔一期的老大哥，立马展现出自己雷厉风行的性格来，笑道：“如果北京有了这个组织，还需要我们这些政协委员来建言献策吗？”  在文强的推动下，北京黄埔同学会很快就成立了，文强担任了副会长一职。 1984年6月16日，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黄埔一期毕业的徐向前元帅被推选为会长。 推动成立黄埔同学会的目的，除了联络同学感情外，更重要的当然是促进祖国统一。文强在这方面的“具体行动”远不止如此，他还秉承文史专员的本分，撰写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同时也利用自己在台湾方面的影响力，积极推动祖国统一。 1987年，台湾尚未解严，文强还不能去台湾访友。也是在这一年，他跟在美国的好友蒋志云取得了联系，应邀到美国访友。 文强当时有一个弟弟在美国，一个弟弟在台湾，他原本没有将自己的行程告诉两个弟弟。在美国的二弟文国仪将电话打到酒店，质问他为什么不通知自己，文强赶紧道歉。但他很快又感到震惊，二弟打电话给自己不奇怪，但在台湾的三弟也在同一时间到了美国。 兄弟三人久别重逢，不胜唏嘘。文强问三弟文中侠：“我到美国，连国仪都没有通知，你是怎么知道的呀？”文中侠说：“你刚到美国我们就知道了，你住在哪家酒店，住在几号房间，总之你的一切行踪，台湾方面都知道。”文强暗暗吃惊：自己好歹当过国民党军统中将，台湾的情报部门居然把自己当成了目标！ 几天后，蒋志云就向文强提出到台湾领百万美金的事。 文强在美国待了三个月，就回到了北京，把访美见闻告诉了黄维。黄维跟文强一样，直到1975年才获得特赦，而他在狱中的态度，远比文强还要顽固。但在那一次的特赦大会上，黄维作为战犯代表，宣读了致毛主席的感谢信，赢得了满堂喝彩。在填写去向表格时，他没有任何犹豫，做出了跟文强一样的选择：
 黄维没有解甲归田，他跟文强一样成为了文史专员、政协委员，致力于两岸统一大业。他在给在台湾老同事的信中写道：“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 黄维没能亲赴台湾，在文强从美国回来两年后，他在探访台湾即将成行之时，不幸病逝。 参考资料 《毛泽东表弟文强亦是亦非的人生路》，游慧冰，红广角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黄济人，中国青年出版社 《文强的人生四步曲》，罗军生，党史文苑 《毛泽东表弟文强的军统生涯》，共产党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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