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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监狱生活满了，还超过了20多天。突然有一位态度较好的小头头把我叫出去告诉我：'你可以和家里的人通信了。'一边说，一边问我需要几个信封几张信纸。我有点激动，只轻轻地说了一声：'给我两套吧！'我拿回信纸信封，便在房内的小床上，用正在写材料的笔，给我在国内唯一的女儿和结婚才两年多就离开了的妻子各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们，我平安，也就是说还活着，让她们意外地高兴一下。我想她们接到信，也可能会比五年中不知我是死是活，将更会牵肠挂肚些。  1972年11月28日，我第二次离开了监狱。与我同样情况并同时恢复自由的还有董益三专员。我们被接回政协时，我们两人的妻子都等在那里。许多老同事因听到我们那天下午要回机关，都不肯下班回去而等在那里。这一场面是非常感人的。大家五年不相见，都憔悴多了，彼此紧紧地握着手，久久说不出话来。谁都有满肚子的话想说，但此时此地，说什么好呢？ 我抱着向监狱要来作纪念的四本《毛选》，跟着老伴走出专员劳动后的休息室，走向新搬的住宅。路上，老伴告诉我：自我被逮捕之后不久，她就被从三间附有卫生间的北房，赶到两间当西晒的东房，又隔不久，再从两间东房被赶到一间停放汽车的房内住了几年，直到我要回来的前几天，才在政协附近拨出两间东房，比一小间汽车间要宽敞得多了。  休息三天便得上班。过去文史专员是搞脑力劳动，现在是搞体力劳动，因为天上的乌云仍笼罩在中国大地上。横扫我们这些被称之为'牛鬼蛇神'的人，只是一个幌子，'四人帮'的真正目的是加紧篡党夺权。当周总理发现他们把特赦了的几个'特字号'（国民党的党、政、军、特）又抓去关了起来，便立即下令释放。于是我们这几个人又在周总理的笔下得到了第二次的自由。 过去的文史专员办公室，起码是每人一张办公桌和一张休息和学习时坐的舒适沙发。这次再上班，十多个专员只有一张办公桌，以便写外调材料时用；此外便是几张破沙发和椅子，以便劳动后休息时用。主要工作是打扫政协机关和附近街道的卫生，管理花木，以及搬运、装卸等。我是专员中年龄最小的，当时还不满60，是新参加的，身体又结实，所以一些重活都有我。我也自己争取多干点，因为别的专员都比我大，有的大十来岁。但毕竟是久不干这活儿，有次与一个比我大几岁的一道卸一卡车块煤，我手不停地用锹把煤块向车下掀，忽然一阵头晕眼发黑，从车上栽倒在卸下的煤堆上，要不是卸下的煤堆堆到快与车厢一样高，那次可能就提前'安息'了。  过去在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虽然也参加一点体力劳动，但有一个原则：'力所能及，量力而为。'这次劳动则是：'尽力而为，力尽为止。'所以有次与人抬一大木箱上四层楼时，我一再说自己腿受过伤，抬东西上楼没有劲，宁可多提点，可以多歇歇。但不行，还得抬。而且抬东西上楼时走在后面，几乎绝大部分重量压在我的身上。我咬紧牙关，把术箱扛在肩上，一手扶着，一手用力抓住楼梯扶手，一步一挨往上顶，上一层换一次肩，喘几口气，再往上爬，刚爬到三层楼梯的一半，受过伤的左腿一下软了下来，跪在楼梯上，大木箱向我头上身上压下来。这次运东西的那位好心肠的司机，正帮着我们提些东西跟着上楼，一看到这情形，马上把手里的东西放下，冲了上来，把木箱和抬前面的那位一同扶住，才没有使我负伤。他又主动替我抬木箱，让我提他放在楼梯上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之下，我除了出自内心的感激外，还不敢说一声'谢谢'。因为怕被人指责这是'界限划不清'，反会给他带来麻烦。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忘记这位肯'助一臂之力'的优秀共产党员。  也许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日趋激烈，慢慢放松了对我们这些旧社会来的'帝王将相'的专政，劳动的强度也在渐渐减轻。本来他们对'横扫'我们这些人，只是'虚晃一枪',而真正要刺杀的却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但刘少奇、贺龙、彭德怀等革命老干部和开国元勋被他们明枪暗箭刺倒了，连敬爱的周总理、陈副总理等也被刺成轻伤、重伤。等到恢复我们这批特赦战犯﹣﹣文史专员半日学习半日劳动时，我检点了一下人马，不到20个残兵败将。在这场暴风骤雨中，除了几个因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病故外，其余都还活着。这主要是我们不是当权者，又能一切听摆布，再加上政协毕竟是长期搞统战工作的，对我们这些人，绝大多数干部还是有形无形中给予照顾，特别是由于周总理常常惦记着这些人，所以还能从死里逃生，肉体上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只有我和董益三被不明不白关了五年，也算是躲过了一些灾难。  黄维接过特赦令 我恢复自由后，最使我感到安慰的是女儿带着刚满1岁的男孩从内蒙回来了。我被逮捕去的那天晚上，和她挥泪而别，一转眼便是五年多，她也由一个小姑娘变成妈妈了。我第一次，也是第一个见到的小外孙是那么可爱，使我感到了无限温暖。他们在家虽然只住十多天，却对我五年多心灵上的创伤给了一次很好的抚慰，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天伦之乐趣。女儿外出访友而把这小家伙让我照顾时，他睡醒后我去亲他，被他重重地打了一耳光。虽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被人打的一耳光，我却感到格外高兴，因为他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不管他小嘴嗷得多高，我还是抱着他到处去玩，让他不感觉到外祖父是一个陌生人。几天时间，我们便混得很亲热了。  1976年，沈醉与女儿沈美娟一家合影 一年后，女儿和女婿带着第二个男孩和上次来过的外孙一同回家，家中一下增加了四个人，立刻打破了原来的寂静，顿时显得热闹起来。我也特别高兴，不知疲倦地逗弄着两个小外孙。生活在他们中间，我感到年轻多了。两个多月很快地过去了，他们回去之前，决定把小的孩子留下来，这个刚满1岁的小外孙便成了我和老伴的心头肉了。我过去虽有过六个子女，但都不是自己照顾，这次补上了带孩子这一课。这对我来说，不但不感到麻烦，而且认为是一种极大的乐趣与安慰。也许这是一般老年人的心情，对第三代比对第二代要疼爱得多。  黄维与老伴 回来总算过上了一段比较'平安无事'的日子。每天按时上班去搞半天劳动，打扫一下机关卫生。机关外面的街道却不再让我们去打扫了，这是因为有一次杜聿明为了培养花木，到政协大门外去拾了一点儿马粪，一位领导人看到后，立刻关照，不能让我们这些人再去大街上扫街，认为对外影响不好。那时有这种看法的人，可以说政策水平相当高了。不过到大饭厅去扫地抹桌子的劳动，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才经过研究，准许不再由专员们担任。又经过一段时期，我们的手才重新拿起笔杆子，搞我们的本行。只是拖一个小尾巴，机关花草树木仍由我们管理，理由非常充足：这些老头儿，在家不是也爱弄花养草吗？让他们搞搞这些，对他们的身体有好处。我们非常感谢地领受这种好心的照顾，又延续搞了年多的花木工作。说句良心话，他们对杜聿明、罗历戎接枝的技术至今还在称赞，因为他们能在一株梨树上接上几个不同品种，结出的梨子、苹果等，是很适合许多人口味的。所以在他们看来，这项'轻微'劳动，让这些老头儿兼任一下，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一到修剪树枝与锯掉树上的枯枝等需要爬树高空作业时，老头儿们的手足就有点跟不上形势了，困难与摔伤的危险，一天比一天逼近。有次我和另一专员爬上一棵大树去弄掉几根粗大的枯枝，因把手伸得太远，脚便踏了空，一下从两丈多高的树干上摔下来，幸好下面是煤堆，只摔得青了一块，紫了一块，而没有骨折。经过一番研究，可能认为这些老头干这种'轻微劳动'，已经有点笨手笨脚了，所以索性把这一轻微劳动也免了，而让我们恢复专搞文史的专业。当然，我们这些人，大都建立了一点劳动观点，虽然不硬性规定我们的劳动任务，但对打扫办公室附近的卫生等，还是照样都爱搞一下，所以文史专员办公室，多次在全机关的卫生检查中，都得到了好评。  特别是1975年3月间，在押战争罪犯全部释放后，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中，又增添了黄维、赵子立、文强、李九思等七人。专员室又恢复到十年动乱前的繁荣景象。 在释放全体在押战争罪犯的时候，叶副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接见了来京参观学习的部分特赦人员。原有的十多位文史专员，也被邀参加接见和宴会。在全国许多报纸上，包括香港一些报纸上，又出现了我的名字，多年失去联系的老朋友，也敢和我通信了。  又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国务院拨了在永定门东街的一座四层楼的新建楼房，给留在北京的特赦人员和原来有住房但条件不好的文史专员使用。我和董益三被关押期间，家属住的房子被一换再换，这次也分得了这座楼房的一个单元，生活条件得到一些改善。  在我的内心刚刚感到一点点温暖时，不久，又突然听到了周总理重病的消息。这真像是一个晴天霹雳！它使我感到特别难受，情不自禁地天天为他老人家暗中祈祷。过去不相信有什么神，有什么上帝，现在，我却希望冥冥中真有一位主宰人类命运的神，能好好保佑他老人家早日恢复健康。如果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来换取他老人家的健康时，我会毫不吝惜地把自己身体上任何部位的东西，直到心肝与生命，都立刻献了出来。有天下午，我在医院工作的老伴下班回来，她说，从许多医务工作人员那里传出了周总理的病越来越沉重的消息，我听了连晚饭都吃不下去。 极少失眠的我，那晚怎么也睡不着，心头像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第二天早上，我还得照常骑着自行车，从永定门到政协上班，在这十来华里的路上，我几次都差一点点发生撞人与被人撞的车祸。我一向谨慎小心，从来没有出过岔子，怎么会变成这样心不在焉？原来我正在想，古代的孝子，有把自己股上的肉割下来去治疗父母的重病，而收到超出许多药物的疗效。我也真想能仿效这种做法。所以我一边在骑车，一边在这样胡思乱想，而且顺口占成一首七绝； 割股疗亲效若何？愿输肝脑起沉疴。 更捐十岁增公寿，好为人民造福多。 当我饱含着热泪，神魂颠倒地、高一脚低一脚地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几个先到的专员，一眼就看出了我心事重重。这些饱经风霜的老人，大都善于进门观颜色，出门看天色，所以都走过来搀扶我，怕我摔倒，而且一个劲地问我：'出什么事了？'我几乎是一字一字地回答：'周、总、理、病、加、重、了！'大家一听这话，也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都是热泪夺眶而出，如果不是在办公室，我相信都会痛哭失声！ 我白天黑夜的不安，日夜在祈祷神灵保佑周总理，使他老人家能早日恢复健康，总希望真会有神灵来为十亿中国人和全世界热爱他的人解除心头的苦痛：请让他活下去吧！因为中国人民不可没有他，全世界热爱他的人也不可没有他！可是最害怕听到的不幸消息，终于在广播电台一阵哀乐之后公布了：'周总理不幸病故！'那天我正骑车上班，这一使人震惊与万分悲痛的噩耗传出之时，马路上的人都哭了，连正在岗位上值勤的民警，也是带着哭声劝骑车的人，不要因为悲痛而不注意红灯，发生车祸。我长这么大，什么稀奇古怪的场面都见过不少，像这种一个人死去会使得人人哭、家家哭、全城哭、全国的人都哭的事，不用说看，连听也没有听到过。我读过中国历史，历史上曾有些人在为某一封建统治者或什么清官一类的人捧场时，也写过什么'国人皆为之举哀'，那是编造的，而像现在这样十亿人民出自内心的悲痛，肯定全世界都不曾有过。周总理之深为全国人民所热爱，是他老人家几十年来一贯地为了中国而孜孜不倦地工作，为中国的解放和建设做出了光辉灿烂的成绩，把毕生精力都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的结果。而他老人家的为人正直、诚恳、俭朴和一生光明磊落、从不计个人名位等高尚品德，更是有口皆碑，深得全国人民敬仰的。他的逝世，使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们这些不爱哭的特赦战犯，也伤心到比自己父母死去还要伤心，这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我认为只有周总理才称得上是'古今完人'! 遗憾万分的是，总理生前多次接见我们，而他老人家逝世后，与遗体告别时，竟不让我们去，因为'四人帮'把他的遗体安置在北一间小小的房间内，故意不让多的人去，实在令人感到气愤。我只能从电视上看看，连看电视时也使人感到悲愤交集。江青在屏幕上出现时，竟傲慢得连军帽也不摘下来，这一起码的礼貌都没有，是什么居心？谁看了都气愤万分！ 黄维（左） 尽管'四人帮'使用了一切阴谋诡计，不让人去向周总理遗体告别，可是，当他老人家的遗体举行火化的那天，四而八方赶来的人群，从长安街到八宝山的大马路上排得满满的，为的是向载有周总理遗体的灵车告别。数也数不清的人群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十多岁的红领巾，当然更多的是中青年。那天我也挤在广播大厦附近的马路上，和大家一样，流着眼泪，等待着灵车的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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