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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3月，文强、黄维等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特赦后，要填个表格，文强拿起笔就填，工作人员说你考虑一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决定去向，留在大陆我们欢迎，去台湾我们欢送，到世界任何地方定居都可以，如果有困难，我们可以帮助创造条件。 文强拿起笔填：第一我不出国，第二我不到台湾，我的意志就是定居大陆。 后来，文强回忆称：“我还认为选择定居大陆没有错，我非常高兴这件事。” 不久后，政协一个副秘书长特别通知文强：“你分配到全国政协工作，做文史专员，工资每月200元。在你之前，杜聿明、溥仪、溥杰等等，都是文史专员，这一个制度是周恩来总理定的，这是一个很光荣的职位，你虽然后来一步，也是这个职位。” 特赦这一年的7月，政协组织文史专员们到延安参观，还到了西安、宝鸡，到了三门峡，还到了红旗渠。这一路上，文强很兴奋，即兴写诗：行遍秦川梦亦酣，云山惆怅出潼关；陕州旧址成追忆，狭市新城正好看；高坝欲穷千里目，大河轻挹巨龙澜；人民双手无边力，遍地愚公不畏难。 参观回来后，要成立学习小组。把过去的组长撤销，重新选举组长，二十多个文史专员无记名投票，以得票多少选出一个组长，两个副组长。过去，组长是政协指定的，可是这次，政协副秘书长说指定的不如无记名投票好。 第一次投票结果，文强是票最多的一个，副秘书长就宣布：“选举结果，由文强做学习组长，还有个票居第二的，当副组长，得票第三多的是沈醉，他也当选副组长。” 文强这个组长一当，就是5年。5年后，文强对政协领导表示他不能再当这个学习组长了，按民主制度，另选别人。结果投票选举，大家还是选的文强。 又过5年，再选组长。文强说他都干了10年了，时间太长了，不要再投他的票了。政协的领导说：“现在你们这些人都老了，人数逐渐减少了，你们学习的时间不像以前那样限制了，自由学习就行了。” 结果文强又当了学习组长，他这个学习组长一共当了15年。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文强为组里每一个人服务，谁家有什么困难，他就跑去解决，解决不了的就上报，把每一个人的生活搞得很愉快，得到大家的赞誉。 1983年，文强当了全国政协委员。这次一下子增加文强等八人为政协委员，而过去都是增加一个两个的。这一年，所有的文史专员都当上了政协委员。 有个记者采访文强，问：“这次你们当选政协委员的有多少？” 文强说：“八个，我们这八人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记者说：“你这个说法很好。你这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显什么神通呢？” 文强感慨地说：“我们的神通哪”，是和平统一祖国。我们是黄埔学生，希望国家早点统一，这是最大的任务。我们黄埔学生有资格说这个话。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 文史专员一定要写文史，如果不写文史，就不是一个文史专员了嘛。文强尽可能地写出文史材料，写过西北王胡宗南，写过军阀孙殿英，写过汤恩伯等等，由于文强写文史资料比较客观，所以发表后反响很不错。 特赦后，有一次，文强跟黄维到岳麓山去故地重游，两人兴致勃勃地爬到了最高峰。往下走的时候，突然遇到一大群男男女女把两人团团围住。 黄维有些紧张，说：“给我们划的这个路段会不会出什么事情？” 文强说：“老黄，没有问题，他们都笑嘻嘻的。”黄维往后退，想绕道走。 文强拦住黄维，问那些人：“你们不让我们走，围住我们干什么呢？” 那些人说：“你们不认识我们，我们认识你呀。” 文强很奇怪，问：“你们什么时候认识我呀？” 这些人说：“你那次在省政府讲话，我们听了。你讲得有道理。我们是银行工会的，在山上开会，想跟你照个相，留个影。” 文强把黄维招呼过来介绍：“这是黄维先生。”于是，大家高高兴兴的合影了。 1984年6月16日，黄埔同学会正式成立。文强为黄埔同学会的事跑遍了各地，他除了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的理事外，还是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 当时在北京的黄埔同学有六百多人，在筹备会上投票选举，还是以票数的多少来决定谁当会长，文强的票最多，大家选他当北京的同学会会长。 文强对大家说：“你们不必这样安排，我是个爱国人士，凡事只能建议。要我当副会长呢，我当。” 于是，文强推荐别人当了会长，说：“你来当这个会长，我跟你合作，把我跟台湾的关系、海外的关系拿出来。”同学会成立后，文强积极工作，在黄埔同学会之下，大家还办了黄埔大学，文强是副董事长。 后来，文强还去了民革做顾问，民革中央的重要会议，只要来个通知，他就一定到会，每次提出一些建议。特赦后，文强做了不少工作，他把这些活动叫做蜻蜓点水。 晚年的文强，频繁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为祖国统一奔走，他后来回忆说：“我晚上睡觉做梦都希望祖国能早一天统一，也一直为此努力，只是觉得自己做得太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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