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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代书法创作的批评，见诸报刊最多的便是“浮躁”。浮躁之产生，取决于书家对于创作之态度。获奖、发表、名利，人们强加给了书法创作太多的希望和寄托，书法正在承受着不能承受之重。 自古以来，书法不过是文人余事，是茶余饭后的雅致闲情。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第一要务，立德、立功、立言才是不朽之事业。孔夫子曰：“志于道,据于得,依于仁,游于艺”。一个“游”字，道尽了所有机关。以书法为余事的态度，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古代书法大家几乎没有人把书法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把书法作为最后归宿的。 王羲之官右军将军，颜真卿官平原太守，书法皆余事。柳公权曾任翰林院书诏学士，但颇以书法任职为恨，《蒙诏帖》云：“公权蒙诏, 出守翰林，职在闲冷”。《世说新语》载韦诞故事，“凌云台初成，舍诞题榜，误先钉榜而未题。以笼盛诞，使就榜书之。榜去地二十五丈，因致危惧，头须皆白。乃掷其笔，比下焚之，戒子孙绝此楷法，著之家令。”阎立本戒子学画的故事流传甚广，“吾少好读书属词,今独以丹青见之,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尔宜深戒 ,莫习此艺”。 在古人看来，书画一道，实非第一要务。
于右任先生说：“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文书法，皆余事耳，然余事亦须卓然自立。”苏东坡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学识浅薄、见识狭隘、学养不足，其书法是不可能“尽妙”的，至多是附庸风雅而已。“腹有诗书气自华”，学书者应励志以高眼界，临池以固其本，读书以增其华，广交游以扩见闻。当今学书之人，多以名利为出发点，以跻身书家之列为志，以获奖入会为荣。立志不高，已落下乘；斤斤于名利，尤不可取。书艺本是小众，历来是圈里热闹圈外冷，若不是书法爱好者，即使是王羲之、颜真卿的书法，他也不怎么关心，何况普通书法家呢？再说，以书法钓名，实在也出名不到哪里去，即使你练到启功、刘炳森的分上，又能有多少粉丝？以书法获利，更是无异痴人说梦。名家书迹，片纸为珍，动辄上万元，甚至数十上百万元。但那是书家毕生修炼的结果。习书者虽众，艺成者寡。即使艺成名就，恐怕也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以书法获利，不如去炒股，甚至不如去卖茶叶蛋。问题的关键在于，文艺一道，最忌心怀杂念，思虑不纯，名心利心不破，是难有大成的。
古人对于书法的态度，大抵是既投入，又不十分在意的。王羲之换鹅、王羲之书扇的故事流传甚广，其书为世所重，但率性如此，对于今人来说是很难以理解的。据传，某书家因装裱师弄丢一幅作品，而索赔四十万元；又闻，有人向某书家索题，数字十万元，欲趁机求一纸墨宝珍藏，因无润例，书家便在巴掌大纸上写一字，还笑称他便宜得大了。两者相较，器量高下立见。或许，古人所看重的并不是书法作品本身，而是书法作品所体现的思想深度、学识修养和审美境界。书法，代表了一个人的门面，“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已”。
古人说“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又说“游于艺”，正是这种经意不经意间的艺术态度，才造就了璀璨的中国书法艺术，我们实在没必要给书法增加太多的社会负担。传世、扬名、谋利，实在不应是书法家自身所应考虑的事情。诗人星汉先生说，“到了共产主义，国家消亡了，有人在编《全中华人民共和国诗》的时候，上面这样写着：星汉，生平爵里不详，存诗一首。于愿足矣！”星汉先生此语可谓通脱，且深得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回首书法发展两千年，名家辈出，但有作品传世者甚少，甚至“书圣”王羲之墨迹都片纸无存，遑论其他。作为书家，死后百年能有一二精品传世，足以瞑目了。 将书法作余事、作闲事，保持自娱心态，遵守游戏规则，少些名利杂念，多点过程享受，或许更易深入中国书法艺术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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