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旨歌》的校勘与解读

昵称14979747 2015-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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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喫”当为“契”的根据

　　日常生活、龟卜方法、《三国遗事》几乎都不使用“喫”字，那么为何《龟旨歌》偏偏要用呢?这里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龟旨歌》并非龟卜歌，一是“喫”字为误刻。《龟旨歌》的所有因素都与龟卜方法吻合，只有“喫”字不合，这就说明此字误刻的可能性极大。从龟卜方法来看，“契”与“喫”字形相似，在传抄和刻印的过程中完全有可能出现讹误。笔者由此认为，此句本来应当是“燔灼而契也”，因为“契”是龟卜最常见的用语之一，“契”与“灼”又存在着极其密切的组合关系：

　　其一，“契”是龟卜的基本用语之一，“契”和“灼”都是动词，经常组合为“契灼”。契字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存在，但这里暂不讨论甲骨文，因为与《龟旨歌》的文本直接相关的是“契”字的具体用法和“契”字与其他字的组合关系。在龟卜中“契”字有多种用法，究竟哪一种用法是《龟旨歌》文本的用法，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龟旨歌》文本的正确解读。一般将“契”字训为开，也就是凿开龟板，或谓之钻。《毛诗正义》云：“又于是契灼其龟而卜之，卜之则又从矣。”(38)“契灼”就是先契后灼，相当于《史记·龟策列传》记载的先钻后灼。《毛诗正义》又云：“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笺云：考，犹稽也。宅，居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龟而卜之。武王卜居是镐京之地，龟则正之，谓得吉兆，武王遂居之。修三后之德，以伐纣定天下，成龟兆之占，功莫大于此。○挈，苦计反，本又作‘契’。或苦结反。)”(39)周武王当年选定京城就是通过龟卜来决定的，按照《毛诗正义》记载来看龟卜就是先契后灼。

　　由于“契”与“灼”的组合程度太高，相当多的经学家以为“契”就是“灼”，“钻”就是“灼”，二者是一回事，也就不存在先契后灼的顺序。《清稗类钞》记载：

　　乃经注家多误并钻与灼为一，如《菙氏》：“掌其燋契。”注：“《士丧礼》，楚焞置于燋，焞即契，所用以灼龟。”《士丧礼》注：“楚，荆也。荆焞所以钻龟灼龟。”《正义》：“古法，钻龟用荆，谓之荆焞。”殊不知灼龟用焞，钻龟用契，混契与楚焞为一者，误也。且不仅笺注家如此。《周官·卜师》：“扬火以作龟。”其语亦未明了。此笺注家致误之所由来，非实见钻与灼之迹，殆不能发见其讹误，此是正之一端也。(《清》：4532)

　　“契”与“灼”混同之后，很多龟卜的记载就变得不明。其实两者不可能是一回事，《刘铁云藏龟甲牛骨》云：“钻龟，一曰作龟，(《大卜》作龟注：‘作龟，谓凿龟。’)凿龟用契，(《华氏》：‘掌其燋契。’注：‘契谓契龟之凿也。’)此凿龟之可考者。盖古人之卜，先钻后灼。钻与灼自是两事，本自分明。”(《清》：4532)“契灼”二字连在一起使用，但意思并不相同。

　　其二，“契”是用刀刻准备烧灼之处的记号。“契”有二义：一是动词，指用刀刻划记号；二是名词，名词之契有二义，一是凿刻的工具，二是刀刻之文，刀刻之文又指符契、书契，还引申为契约、文卷等等，因为刀刻之文不易更改。“契”字的右边是一把刀形，左边的一竖三横是用刀在木条上刻下的三个记号。楷书的“契”字有木旁，表明契刻的材料是木。后来木误为大，也就是“契”字。《诗·大雅·緜》云：“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40)此句的“契”为动词。东汉郑玄笺云“契灼其龟而卜之”(41)，“契”是作为动词使用的。作为名词的用例也不少，《周易·系辞下》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42)。《周礼·天官·小宰》有“听取予以书契”(43)。胡煦认为龟卜的“契”是刻写出来的符号或字：

　　煦按：契者，刻划之称。古者书契用铅刀刻划其简策，持以为约信之具。央决，即刻划之义也。契字，《周礼》音楔。朱子音器。按：此即书契之契。宗朱子为是，谓刻划其龟板之下方，以定其上下内外之限。《周礼》所云开龟是也。此犹在未灼时，契而后燋，契而后必于所契之地，故曰焌契火，非吹不燃，故曰龡其焌契(龡即吹字)。(44)

　　“契”是在龟板上刻划出记号，相当于食墨中涂墨作记号，只是不用墨，而是用刀。刀刻记号或墨画记号应当都是存在的，因时代和地域不同使用了不同的标记方法。胡煦《卜法详考》还记载：“或曰：以刀刻龟甲，欲钻之处也。煦按：今之龟卜，以刀刻龟下为方形，当即其遗法。”(45)《清稗类钞》记载清朝时仍有刀刻记号的遗俗：“今验之新出之龟甲，其钻迹作○状，大如海松子仁，以利刃凿之之痕可辨认，或一或二，灼痕或即在钻旁。或去钻痕稍远，灼痕员形，略小于钻迹，此又钻与灼为二事之实验。”(《清》：4532)显然“契”就是刀刻记号的说法也是正确的，与第一种用法有所不同。

　　第三，“契”是开出其兆，是动宾结构的短语。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有如下解释：

　　契，开者，言契龟而开出其兆，非训契为开也。《春官·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云：“《士丧礼》曰：‘楚焞置于燋，在龟东。’”楚焞即契所用灼龟也。燋谓炬，其存火也。《士丧礼》注云：“楚，荆也。”然则卜用龟者，以楚焞之木，烧之于燋炬之火，既然，执之以灼龟，故笺云“契灼其龟卜之”。既契乃开出其兆，故《春官·卜师》“掌开龟之四兆”，注云：“开谓出其占书也”。是既契，乃开之，但传文质略，直言“契开”耳。(46)

　　孔颖达认为“契”不能直接训为打开，应当是“开出其兆”，也就是打开龟板、烧灼之后出现的龟纹。将“契”直接训为开，是省略了开出的兆纹，也就简化为了打开。孔颖达之说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这就是龟卜过程的后一阶段。

　　从上述“喫”与“契”在龟卜方法中的使用与意义来看，“燔灼而喫”是错误的，应当是“燔灼而契”，根据如下：

　　其一，从语言角度来看，应当是“燔灼而契”。在“燔灼而契也”中，“契”是动宾结构的短语，意义是开出其兆。按照龟卜的方法来看应当是先契后灼，但在此句中是先灼后契，似乎不符合龟卜方法的顺序，然而“燔灼而契也”的“契”不是动词，不是钻或打开；也不是名词，不是指刀刻的符号，不是书契或符契；这个“契”是动宾结构的短语，既有动词开出的意义，也有名词兆纹的意义。符契和兆纹都是特别的符号，但在龟卜中是不同的，前者指烧灼之前的符契，后者是烧灼之后的符纹。先契后灼是龟卜的前段过程，先灼后契是后段过程，其意义完全不同。先灼后契也符合龟卜方法，《战国策》记载：“夫服，心之文也。如龟焉，灼其中，必文于外。”(47)先灼而后文于外，其实就是先灼后契。龟卜的最终目的就是得到吉祥的龟文，以预知未来。“文”与“契”用字不同，但意义相近，“契”中包含了文的意义。由于“契”字在龟卜中经常使用，其用法也相当繁杂，并不一定只有一种用法是正确的，因而必须仔细辨识“燔灼而契”中“契”字的用法与意义。此句中，“契”字完全符合语法意义，也符合龟卜的方法，因而可以确定“燔灼而喫”是“燔灼而契”的讹误，由于“喫”与“契”字形相近，从一开始就出现讹误也是完全可能的。《史记》记载“钻中已”与“灼龟首”各三次，但没有记载交替三次，还是先钻三次，再灼三次。如果是交替钻与灼，那么在龟卜的前段中既存在先契后灼，也存在先灼后契。

　　其二，“契”是动词，是契合、符合的意思，即指所谓的“食墨”。在烧灼之前按照事先想得到的吉兆，以墨在龟板画好纹线；烧灼之后，如果涂墨的部分与烤灼的兆纹重合覆盖，就是食墨。食墨就是契合，契就是合。这种意义上的“契”也可以指龟板的兆纹与祈祷之事相合，这无疑是龟卜的最终目的。宋代理学家程大昌在《演繁露》中记载：

　　《緜》之诗曰：“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毛、郑皆以契为开，非也。先作其墨，观食不食者。古卜卜人令龟已遂，预取吉兆，墨画其上，然后灼之。灼文适顺其画，是为食墨者吉。其兆不应墨，则云不食，不食则龟不从也……以墨令龟，而兆与墨同，故曰契，契者合也。人谋与龟协合也。(48)

　　此说亦见于宋代高似孙《纬略·诗卜筮》卷四等文献。按照此说来看，毛诗、郑玄的解释是错误的，“契”不是打开，应当是合或契合。这个用法与“燔灼而契”完全吻合，“燔灼而契”的意思是燔灼之后的结果与所期望的结果相合，也是预先以墨画好的吉兆之纹与烧灼之后的兆纹相合。这种说法与前一种说法稍有不同，但并不矛盾。

　　将“喫”还原为“契”之后，《龟旨歌》的意义就顺畅自然、通晓易懂了，其完整的意思是：龟啊龟啊，请伸出头来；即使不伸出头来，也要用火烧出兆纹。或者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即使没有伸出龟首，也希望烧灼之后食墨，也就是祈祷预先画好的符纹与烧灼的兆纹完全契合。两种意思稍异，后一种意思似更合乎金首露神话，也更符合龟卜祝词的特征。龟卜祝词总是要写入祈祷的愿望，如果完全没祈祷的因素，就失去了祝词的意义。“契”字正是表达祝愿的关键字，此字被讹误之后，《龟旨歌》就失去了龟卜的关键因素。改“喫”为“契”后的理解与《龟旨歌》的字面意思是完全相合，不需要任何曲折的转换解释和婉转象征。其实《龟旨歌》是相当写实的诗歌，其所有因素都包含在龟卜方法之中，这些因素按照字面意思组合之后自然顺畅，不存在彼此矛盾的现象，诸因素之间构成了互相关联、又可印证的关系链和证据链，也证明《龟旨歌》应当就是龟卜歌。从金首露神话与龟卜的功能来看，只能是“燔灼而契”。金首露神话是驾洛的建国神话，建国立君是最重要的内容。如果最后一句是“喫”，那么《龟旨歌》的目的就变成了吃龟肉，与建国立君与龟卜都没有关系。“契”和“灼”在龟卜中的特殊密切关系，也表明应当是“契”，而不是“喫”，“灼”与“喫”并无组合关系。只有“燔灼而契也”符合龟卜方法，也符合《龟旨歌》和金首露神话。

　　《龟旨歌》的最后一句误为“燔灼而喫”之后，就偏离了龟卜。一字之误使《龟旨歌》变得意义不明，难以理解，由此造成远离《龟旨歌》意旨的学说杂出不断。学者们尽管全力解说“喫”字，但《龟旨歌》的文本本身存在讹误，在讹误的文本基础上无论怎样阐释，恐怕永远也得不出正确的答案。这个讹误从13世纪一然的《三国遗事》开始一直伴随至今，各种不正确的看法也是相随至今。还原正确的文本是最重要的基础研究，然而仅仅依据现存的各种版本，是不能还原正确文本的。“契”是龟卜的标志性用语之一，如果很早就还原出这个用语，还是比较容易确认《龟旨歌》的性质，不会使研究偏离太远。注释：

　　①一然撰、李载浩译注《三国遗事·驾洛国记》卷二(第一册)，松出版社()，1998年，第371页。

　　②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卷一百二十八，中华书局，1997年，第819页。

　　③灼活龟与灼龟板是两种龟卜，《史记》记载的是灼活龟。

　　④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龟策列传第六十八》(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733页。

　　⑤徐岳《数术记遗》，收入《算经十书》(下册)，中华书局，1963年，第546页。

　　⑥顾梦麟《诗经说约·大雅三·文王之什三之一》卷十九，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六十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63页。

　　⑦徐珂《清稗类钞·鉴赏类·刘铁云藏龟甲牛骨》，中华书局，1986年，第4532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⑧胡煦《卜法详考·选龟》卷一，收入《周易函书·附上学法详考等四种》第四册，中华书局，2008年，第1139页。

　　⑨胡煦《卜法群考·古法汇选·龟卜·分断·甲乙金兆》卷四，收入《周易函书·附上学法详考等四种》第四册，第1245页。

　　⑩龙仁夫《周易集传》卷四，中华书局，1985年，第73页。

　　(11)《黄帝内经素问·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卷第五(上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第228页。

　　(12)邵雍纂辑、陈士元增删、何栋如重辑《梦林玄解·梦占》卷二十四，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06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

　　(13)胡煦《卜法详考·三兆》卷一，收入《周易书函·附卜法详考等四种》第四册，第1147-1148页。

　　(14)朱熹《诗经集传·节南山》卷十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5页。

　　(15)边廷英《周易通义》卷八，四库未收书辑刊柒辑一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93页。

　　(16)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义疏证·蓍龟》卷七(上册)，中华书局，1994年，第333页。

　　(17)胡煦《卜法详考·古法汇选·龟卜·分断·甲乙金兆》卷四，第1243页。

　　(18)胡煦《卜法详考·占龟》卷三，收入《周易函书·附卜法详考等四种》第四册，第1200-1201页。

　　(19)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卷一百二十八，第819页。后文引文中出现的下划线均为笔者所加，不再另注。

　　(20)1997年韩国学者河廷龙、李根直做了版本的系统调查，这一次调查的范围广泛得多，最重要的是大大地增加了古本的范围，共有12种古本，分别是：赵钟业所藏古板本、南权熙绍介古板本，鹤山本仁荣旧藏古板笔写本、石南宋锡夏旧藏古板笔写本、首尔大学奎章阁所藏壬申本、高丽大学六堂文库所藏壬申本、高丽大学晚松文库所藏壬申本、天理大学所藏壬申加笔本、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壬申写真本、南权熙绍介壬申本、蓬左文库所藏壬申本、南权熙绍介壬申笔写本。此外还参考了现代学人的校订本，主要有六堂崔南善新订本、李丙焘译注本、李相浩译注本、《三国遗事考证本》等。河廷龙等人的《三国遗事校勘研究》标注了诸本的文字差异，这为《三国遗事》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21)从《诗经》时代开始，最为常用的祭品是笾豆、羊豕等，参见吴自牧《梦粱录·龙翔宫》卷八，中华书局，1985年，第69页。

　　(22)《毛诗正义·小雅·附释音毛诗注疏卷第九·杕杜四章章七句》卷第九(九之四)，收入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417页。

　　(23)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大雅·周颂》(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936页。

　　(24)《南齐书·志第三·乐》卷十一，中华书局，1997年，第49页。

　　(25)《周礼注疏》卷第二十四，收入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165页。

　　(26)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卷一百二十八，第815页。

　　(27)赵翼《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八，收入《韩国文集丛刊》第85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第517页。

　　(28)《尚书正义·洛诰第十五》卷十五，收入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14页。

　　(29)李善注《文选》卷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1页。

　　(30)宋时烈《宋子大全随箚·[随箚]·卷之五十·二书》卷之六，收入《韩国文集丛刊》第116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第369页。

　　(31)郑珍撰，王瑛、袁本良点校《郑珍集小学·说文新附考·卷一》，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7页。

　　(32)黄侃撰，黄焯整理，黄延祖重辑《说文笺识·说文段注小笺上》，中华书局，2006年，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