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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回民族有尚武好勇的传统，明清两代出了不少以武功显名的历史人物，也酿成历久不衰的民间习武之风，这成为回族文化的一大特点。特别是清代，通过行伍和科考两条途径，涌现出了大批的军事将领，有些人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建功立业，官登高位，彪炳国史。 综观清代的回族将领群体，大体顺、康、雍三朝，以行伍起家者为多；乾隆以降，以科考起家者多。总体看，科考出身者在比例上占了一定优势。因此，武举考试对回族的尚武文化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是，清朝在科举体制上和官员的实际待遇上，沿袭明朝弊政，存在重文轻武倾向。以进士而言，文进士的考取当然比武科要难，而二者的荣誉、待遇和仕途也确实存在明显差别。即以作为“鼎甲”进士之首的状元而言，全部文状元的出身、履历、著述等大都清晰可考，武状元就不同了，有的竟连籍贯、出身、仕履、归宿一概说不清楚，需要深入考索才能略知其概，生平细节仍然是不清楚的。这样的武状元有好几位，本文要谈的“蒙冤的回族武状元”白成龙便是一例。 白成龙是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科，1766年)的武进士第一名，这在《清高宗实录》卷770有记载： 上御太和殿传胪，赐中式武举一甲白成龙、黄宗杰、彭先龙三人武进士及第。二甲李芳园等五人武进士出身；三甲赵攀龙等四十三人同武进士出身。 这位白状元是直隶河间府回回的说法，我自小就有耳闻，首先是先父马凤图曾一再讲到过，还讲过他的武艺和一些逸闻。其次，我的二嫂出于河间白氏，二嫂的堂兄白敬中先生，是颇有声誉的话剧演员，我曾向他们询问过，也都得到肯定的答复。敬中兄十分明确地说，他家跟白状元是同一个白家，是一个祖先的后代。然而，文献关于这位武状元的记载却非常之少，基本情况模糊不清。 首先是《清实录》关于白成龙的记载多有漏失，没有明确记载他的籍贯和族属。清末海盐人朱彭寿，一生热衷于清代典章制度、人物掌故的考索，是对武科鼎甲作了名录的极少数的学者之一，但他的记载多有缺略。关于白成龙，他的《旧典备征·武鼎甲考》只有“丙戌状元白成龙，□□□□”几个字，四个空格表明作者对白成龙的籍贯不清楚。当代研究历代文武状元的著述不一而足，清代是热中之热。以王鸿鹏等《中国历代武状元》一书为例，只讲到白成龙是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的武状元，以下是：“字、号、籍贯及生卒年均不详。”又专门补了一句：“白成龙生平事迹无考。”邓洪波等编著的《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一书，附有《清代武举登科录》表，其中乾隆三十一年状元白成龙的“籍贯”一栏是空白的。至于白成龙到底是不是回族?一直只有民间传说，常见史籍和地方志中并未见到记载。 对白成龙的籍贯、民族和生平作了深入研究的是杨大业先生。 自2005年起，杨先生在《回族研究》连续发表了《明清回族进士考略》的系列论文，通过对史料的缜密搜求，钩沉起滞，阐幽发微，使得一大批明清回族人物得以显露出来，有的在民族上得到确认，有的则使其事迹历历可征，有助于考史。我以为，《明清回族进士考略》在回族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推进意义，是近年来回族史学界一个引人瞩目的成果，其学术影响亦不仅限于“史”的范围。关于白成龙，见《明清回族进士考略》(一)“河间”条。文字不多，但要点很清楚。 一、依据《乾隆三十五年爵秩全本》的记载，再证以《大清武职迁除题名录》，白成龙是“直隶河间人”，这一点可以得到确认。 二、作为武状元的白成龙，依例以“头等侍卫”入仕，曾任河南中军参将，后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调补浙江湖州协副将。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仍在湖州副将的任上时，发生了他敲诈嘉湖卫守备柳俊贤钱财，导致柳俊贤自缢身亡的案件。五月，主办此案的浙江巡抚王亶望在给乾隆的奏折中详细讲述了案件经过，他在奏折中特别奏明：“白成龙系直隶回民。”自缢身亡的守备柳俊贤是云南回民，与白成龙有亲戚关系。案件所涉及的一干人，如白成龙的母舅马世熙、柳俊贤的弟弟柳俊杰，还有中间跑事的古永年等，也多是回族。后经乾隆亲自审定批准，同年闰六月，白成龙在杭州被处以绞刑。 白成龙是武状元出身的从二品高官，竟然因为“敲诈”逼死一名官员而遭到绞刑，这在清代的100多名武状元里可能是唯一一例，是非常不光彩的结局。很可能正是这个原因，白成龙的名字、籍贯和事迹都渐渐泯灭了，就连乾隆以后续修的《河间县志》里都没有他的名字。杨大业先生之所以能挖出他的基本情况，确定了他的籍贯、族属和结局，主要是依据乾隆朝的宫中档案，特别是引录了王宜望于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给乾隆的奏折等。亦见回族史的研究最重要的还是要在史料挖掘上下功夫，没有史料的突破，就很难有认识上的深化或提升，浮泛新巧之谈，有耸人听闻的一时之效，时间长了便觉索然无味，因其言之无物也。 白成龙一案是存在疑点的。尽管在事隔230多年之后的今天，此案的细节已难以考知，作出此是彼非的判断已无可能。但是，有些疑惑之处仍可以拿来进行讨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受刑不很久，湖州当地就有人提出疑问，并且断然以为这是一起冤案，是巨贪王直望一伙炮制的冤案。 最早对白成龙案的某些细节心生疑惑的，是乾隆皇帝。据《清高宗实录》卷1052载： 乾隆四十三年三月……谕军机大臣等：本日王室望奏，湖州协副将白成龙指官诓骗守备柳俊贤银两，致逼该员自尽一折，已降旨，将白成龙革职，交该抚严审究拟矣。至折内称，柳俊贤之弟柳俊杰原报称伊兄染患风寒，变成痰症，自缢身死等语。柳俊贤既因意图调繁，为白成龙等诓骗银两，屡次逼索，又虑匿丧事发，情急自戕。柳俊杰乃敢捏称伊克因病变症自缢，殊属欺饰。自当予以应得之罪。着传谕王亶望于此案审结时。将柳俊杰一并定拟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乾隆注意到，柳俊贤的弟弟柳俊杰原先的报告称“伊兄染患风寒，变成痰症，自缢身死。”后来又改成“为白成龙等诓骗银两，屡次逼索，又虑匿丧事发，情急自戕。”前后说法不一，乾隆认为原先呈报的“因病变症自缢”之说属于“欺饰”，故而要求此案审结时柳俊杰要一并治罪。显然乾隆听信了后一种说法，他的疑惑仅限于柳俊杰的“欺饰”，并没有深入查询。但案子是由浙江巡抚王宣望全权办理的，在信息不通畅的清代，王远在浙江，完全可以一手遮天，为所欲为。此时的王亶望依然受到乾隆的信任，他在甘肃的贪腐问题尚未暴露。不久，王直望事发并受到严惩，稍后，湖州当地便有人秉笔直书，公开揭露出白成龙案的冤情。此即费南辉《野语》卷1的《白公》条，其云： 副戎白公成龙，山东人。世奉回教。以武进士第一人洊升湖州协镇。颀而长，习易筋经术，具神勇。操练军士，威惠兼施，所部成劲旅。郡城地隘民稠，昔时不戒于火，官兵赴放，率虚应故事。公莅任，遏警，即飞骑驰往，超跃登屋，指捣扑御，兵弁相随而升，递水浇泼甚迅捷，故不为大灾。民间多停棺于家，公于救火时见之，即两手举前和拽出之。或有人奔逃无及，公必冒火救之，数年中，所活甚多，兵民皆感颂。然性刚，少所降屈，与某官不相洽，中遭匪人蜚语，陷公于罪，对簿时，适某官会鞠，公不堪挫衄，遂诬服。死之日，兵民之受恩者成为位哭之。某官以脏败受戮，成以为显报焉。 《野语》9卷，是一部笔记小说体的书，刊本不多，故不易见到。这条《白公》也被同治年间宗源瀚等人修纂的《湖州府志》卷95《杂缀三》所收录，亦见湖州官绅认同费南辉的说法，有借方志为白成龙恢复名誉的寓意，说明公道自在人心。费南辉，字星甫，湖州人，有“伏虎道场行者”、“西吴鄙人”等别号。约生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野语》刊印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此年他已是76岁的老人。《野语》以外，他还有《西吴蚕略》《西吴菊略》等书，也都流布不广，难得一见。以费南辉的岁数计算，乾隆四十五年白成龙被处死时，他已是11岁的少年，白成龙“颀而长”的形体特点很可能是他亲眼所见。费南辉的这段文字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白成龙“世奉回教”，这在湖州可能是尽人皆知的事。至于“颀而长，习易筋经术，具神勇。”是说他有出众的体格和武艺素养，作为武状元，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习易筋经”无非是说他有些特别的功夫，但未必就是练过“易筋经”。清传“易筋经”功法中杂揉有道、密的一些特殊的生理机能练习方法，作为穆斯林的白成龙必不会练那些邪门外道的玩意，费南辉是文人，不谙武艺之道，难免有以耳代目之失。 二、白成龙显然是一个恪尽职守的好军官，不但能以“戚惠兼施”的办法操练军士，使部伍成为一支劲旅；而且一改往日官军助民救火“虚应故事”的积习，凡遇火警，立即“飞骑驰往”，带领军队迅速投入灭火。他本人身体力行，身先士卒，事迹非常感人!费南辉说：“公……超跃登屋，指授扑御，兵弁相随而升，递水浇泼甚迅捷，故不为大灾。”费南辉还特别写道，老百姓家里多有为老人准备的棺木，经过油漆的棺木见火即燃，如同以油助火，白成龙见到并无忌讳，用双手将棺木拽出来，这不但显示了他的“神勇”，更重要的显示了他的舍生为民的襟怀。“或有人奔逃无及，公必冒火救之，数年中，所活甚多，兵民皆感颂。”副将是从二品的高官，以这样品阶的官员竟能亲临火场，冒死救人，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多见的，至少他的前任们做不到。所以在火灾多发的湖州，老百姓对他有着真诚的感颂。这样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怎么可能向自已的亲戚进行敲诈勒索以至逼出人命来呢?所以临刑之日，“兵民之受恩者咸为位哭之。”某官——即臭名昭著的巨贪王室望——“以肼：败受戮，成以为显报焉。” 三、关于白成龙的死，费南辉认为起因在于白成龙的“性刚，少所降屈。”直接原因则是“与某官不相洽，中遭匪人蜚语，陷公于罪。对簿时，适某官会鞠，公不堪挫衄，遂诬服。”依照此说，白成龙的被刑，一是得罪了王亶望，二是逍到“匪人蜚语”，终被屈打成招。我推测，这个“匪人”不外是柳俊贤、柳俊杰弟兄，特别是出首告状的柳成杰。柳俊贤是嘉兴守备，也是正五品的军官，他的妹妹嫁给白成龙的舅舅马世熙，马也曾经是都司(正三品军官)。最后向柳俊贤催逼钱财的正是他的妹妹、马世熙的夫人柳氏，柳氏以举报柳俊贤进京选官而隐瞒母丧为威胁，催逼柳俊贤还银，致使柳成贤“既不甘还银，又虑匿丧事发，一时情迫，自缢殒命。”这些情节听上去很奇特，为了一笔钱，妹妹逼死自己的亲哥，这太不合常理，很难让人相信。费南辉根本上就认为是诬陷，是“某官”与“匪人”联手制造的冤案。对于白成龙，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同情和礼敬，文章的标题叫《白公》，文内从头到尾都以“公”相称。他之所以如此毫无顾忌地表明态度，我想其实这不仅仅是费南辉一个人的感情倾向，乃是整个湖州民间的舆情。 我们注意到，费南辉在《白公》一文的前面，还有一篇题目是《公馆》的长文，专写杭州一所原属于王亶望的豪宅。这套公馆，“基址宏敞，规制壮丽”。王亶望“多内宠”，公馆中种种奇异奢华的装置，都是为他淫猥糜烂的生活服务的。费写得非常细致、具体，显然是曾经身临其境的记实之作。文中特别点出了王宜望浙江“窝案”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即时任杭、嘉、湖道道台的王燧，此人更是一个鲜廉寡耻的贪庸之徒，“骄纵不法，行同市侩，民怨沸腾”。费南辉说他“性尤狡黠”，最善揣摩王宜望的心思，尽力献媚邀宠，得到王的倚重。不难想象，作为湖州府的行政首脑，王燧必定是致白成龙于死地的参与者。 关于王亶望贪腐一案，我们就勿须细讲了。早在20世纪80年代，杨怀中先生就曾撰有《十八世纪的甘肃冒赈案》的力作，以丰富的史料，系统考论了以勒尔谨、王直望为首的甘肃官员伪报旱情、私贪赈粮等一系列贪赃枉法的罪行。查抄王亶望家时，“得金银逾百万。”故史书说，在乾隆末年的天下贪官中，王亶望名列榜首。可叹的是，王宜望是由甘肃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抚的，他的罪行是乾隆四十六年在浙抚任内暴露的，王亶望带着他在贫瘠的甘肃所积累的贪腐经验，到了浙江繁庶之地，更是放开手脚，无所不为。白成龙碰上王直望、王燧一伙，不知深浅，竟敢保持“性刚”的本色而“少所降屈”，结果被贪污逾百万的王亶望，依据《大清律》“枉法赃八卜两绞”的律条夺走生命，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令人哭笑不得。 王宜望是官二代。其父王师曾任浙江、江苏巡抚，“颇着贤声”，因为有此背景，乾隆对他很是另眼相待。王由甘肃布政使升任浙抚后，乾隆曾赐给御诗，叮嘱他“安民先察吏，用智务敦诚。尉尔无多语，直须继父声”，希望他能承继乃父的“贤声”，成为一个好官。不想王亶望让乾隆大失所望。冒赈案发作后，乾隆又写了一首《言志》的长诗，加上注文，详细记述了他处理王案时的忧思和心态，最后以“嗟乎为君难，展转增惆怅”为结尾，替自已的独断专行解脱，亦见此案对乾隆震动之大。遗感的是，王宜望被搬倒了，白成龙案却并没有复查，更没有得到平反。由此可见专制体制下，冤假错案的大量存在是必然的，就是明敏勤政如乾隆，也不可能洞察一切，明辩一切，更何况昏聩偏拗之徒哉!再者，白成龙可能没有得力的后人，没有人为他出头申冤，于是一切都只能付之无奈，用中国穆斯林的话：“顺口唤吧!” 尚有一点余墨，稍加赘言。 杨大业先生的文章提到，乾隆《河间县志》载的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武举人白云龙，杨先生认为应该就是白成龙。此说似不准确。读乾隆五十年的《饮定千叟宴诗》卷30，参加者有白云龙其人，年七十四岁。最近又读到马文清先生《回族谱序与宗源考略》一书所收录的《河间瀛州白氏世系总表》，见河间白氏自第10世“廷”字辈后，分门立派，各成传系，其中的“红广支”第11世有云龙、成龙、兴龙、□□、从龙五人。由此得知，白云龙与白成龙可能是亲兄弟或叔伯兄弟。白氏昆仲辈出了两个武进士，这也是不多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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