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行书《答谢民师论文帖卷》

苏轼行书《答谢民师论文帖卷》作者：中国书法张铁民

  

  

  

  
   

 

    苏轼《答谢民师论文帖卷》（局部与整体）

    苏轼行书《答谢民师论文帖卷》纸本纵27厘米横96.5厘米，上海博物馆藏。此卷为苏轼于元符三年（1100）冬十二月写给友人谢民师的一封信，谈他对文学遣词达意的见解。现存墨迹已阙文章篇首部分。

    元符三年（1100）五月，苏轼由儋州内调，九月过广州。谢民师以诗文求教，二人相处甚洽。本文是作者离广州后写给谢民师的第二封信。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见解，特别阐发了艺术传达的规律：一是要“文”，“言之不文，则行而不远”；二是要“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但艺术传达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使物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与手”。艺术传达还要讲求方法，他主张以平和的言辞抒情达意，“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就会“文理自然”。批评了扬雄“好为艰深之辞”、只在雕篆上下功夫的作法。这些见解都是十分精当的。　　
    谢民师，名举廉，新淦（今江西新淦县）人。元丰八年（1085）进士，后在广东任推官。

感谢您的邀请。

    大凡古人尺牍，或叙离别之情，或询家人之安，或与同好畅述人生，或与友人切磋文艺，言之所吐，一往而情深，施于尺素，虽不计工拙，而随手挥洒之际，真意流露，若此尺牍出于名人书家之手，则更是弥足珍贵，于是世人竟相珍藏，每得名家尺牍，视若拱璧，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今天，但遗憾的是随着书写工具的改革、信息的流通和电脑的发明，用毛笔书写尺牍的文化现象日趋消退，而历代名人尺牍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和特殊的书写格式不但受到书家的青睐，同时亦受到收藏家和鉴赏者喜爱，苏轼《答谢民师论文帖》即是一帧具有相当高的聚文物、收藏、学术、艺术价值于一体的尺牍。

    苏轼不但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同时又是著名的书法家，其诗、文、词、赋、书法、佛学、绘画无一不佳。在他十岁时，其父苏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其书，嘉祐二年试礼部，欧阳修惊其文才，叹曰：

    “我当避此人，出一头地”。熙宁中，王安石变法，轼上书论其不便，安石怒，遂受排斥，贬为杭州通判，复徙知湖州。元丰二年，旋以黄州副团练使安置，元祐中累官翰林学士，寻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绍圣中累贬琼州别驾，后卒于常州，终年六十六岁。

    苏轼早年学《兰亭》，中岁喜颜鲁公、杨凝式、李邕，晚年融会贯通，自成一家，黄山谷评其书谓：“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相传东坡作书，善用单钩卧笔，以侧势取妍，故其书丰腴雄浑，笔力圆健，其发笔逆入时露锋芒，而收笔时如珠光黍米有聚墨痕，极其圆融，而其结字体势欹侧，左伸右缩，故其行气极为流畅。其章法布局，则参差栉比，大小错落，奇正疏密，妙合自然，特别是他的尺牍，信手拈来，随势生发，如风行水面，云出岩间，殊觉有一股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十分耐人寻味。本册所载《苏轼答谢民师论文帖》是苏轼在北宋元符三年（1100）时所书，亦即他去世前一年由儋州（海南岛）遇赦北上时途径广东清远峡山寺时，写给他友人谢民师的一件书扎，内容是答复谢民师关于写作上提出的问题，表述了他对文章写作的一些见解。此文与南宋郎哗注《经进东坡元集事略》中所载原文对照，前段共脱佚一百四十八字，现帖上起首处“轼启是文之意疑若”八字并非原文所有，而帖末“轼顿首并拜民师帐句推官阁下十一月五日”文集中亦末见，帖后题跋部分有明代著名书家娄坚仿苏轼书体补写的一段阙文，另有陈继儒等人题跋。此帖为纸本，纵二七厘米，横九六点五厘米，现藏上海博物馆。细玩此帖，书与文交相辉映，通篇一气贯注，有不可止遏之势。俞和曾评其书谓：“东坡先生在当时诸公间第一品人也，余每于人家见尺牍片纸，未尝不爱赏，得其遗迹犹可想其风度，况笔精墨妙耶。”亦正如娄坚在卷后跋云：“坡公书肉丰而骨劲，态浓而意淡，藏巧于拙，特为淳古”。无疑此件尺牍当为苏轼生平中的精品。                           

 

原文：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　　

    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今译：
　　苏轼启：最近分别后，多次承蒙来信问询，详细了解了你的日常生活很好，深感安慰。我生性刚直（待人）简慢，学识迂腐才智低下，因被贬而废置多年，不敢再与官宦们并列。自从渡海北归，会见平生的亲戚故友，惘然好像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何况与你过去没有一天的交情，怎么敢希求结交呢？几次蒙你亲自见临，一见如故，喜出望外，不是言语可以表达的。　　

    你给我看的公事文件和诗赋杂文，都看熟了。他们大都像行云流水，本来没有固定的形式，而常常起于所当起的地方，常常停于所不可不停的地方，文理自然，姿态富于变化。孔子说：“语言如果没有文采，流播不会很远。”又说：“文辞能够达意就可以了。”既然说能达意就够了，就怀疑好像不用讲究文采，这是很不对的。探求事物的奥妙，就象系风捕影，能够在心里清楚地了解所写事物的人，大概千万人中遇不到一个，何况能够口说和手写都表达得清楚明白的人呢？这就是所说的辞达。辞到了能够达意，那么文采就不可多用了。　　扬雄好用艰深的辞句，来装饰肤浅简单的道理，如果（把这样的道理）直接说出来，那么就人人都知道他的肤浅了。这正是他所说的“雕虫篆刻”。他的《太玄》、《法言》都属于这一类。可是（扬雄）只悔恨曾经作赋，为什么呢？！他一生雕琢字句只变更了写赋的音节，便称之为“经”，可以吗？屈原作《离骚》，是《风》、《雅》的再次衍变，即使与日月争光也是可以的；能够因为它像赋而说是雕虫吗？假使能让贾谊见孔子，（孔子会评论贾谊的道德学问）“升堂” 有余（可以“入室”）了。而扬雄因为贾谊写过赋就轻视他，竟将之与司马相如相提并论，扬雄这类见识浅陋的事例很多。这只能与那些有识的人讲，很难和一般人说明的。这是谈论文章偶尔谈及罢了。　　

    欧阳文忠公说：文章就象精金美玉，在市场上有一定的价格，不是什么人用嘴巴能够定贵贱的。拉拉杂杂说了那么多，怎么能有益于你呢，惭愧惶恐得很。　　

    你所要我给惠力寺法雨堂写几个字，我本来就不善于写大字，勉强写也终究写不好；并且在船上狭窄难以书写，未能按你的嘱咐办。然而我正要经过临江，定当前去游览，或许僧人要让我写录些什么，我会写几句留在院中，来安慰你的思亲之意。今天已到峡山寺，稍稍停留就离开了，越来越远了。只望你千万时时爱护自己身体，不再赘述。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其只得第二。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元祐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而后，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五岁（因为其为12月19所生，所以年龄比实际大两岁）。

                                                                                    

延伸阅读 
苏轼《答谢民师论文帖》考析

    （一）

    苏轼晚年的书法作品相对较少，然而其知名度却极高，如《答谢民师论文帖》为其生平作品中的精品。正如娄坚在卷后跋中说：“坡公书肉丰而骨劲，态浓而意淡，藏巧於拙，特力淳古。”故俞和亦曾说：“东坡先生在当时诸公间第一品人也，余每于人家见尺牍片纸，未尝不爱赏，得其遗迹犹可想其风度，况笔精墨妙耶。”

    苏轼早年学王羲之《兰亭》笔法，中年又喜欢上颜真卿、杨凝式、李邕的书法，晚年则融会贯通，自成一体，故黃庭坚在评其书时说：“其书姿媚……。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

    《答谢民师论文贴》是苏轼表白个人文学创作见解的一篇重要文章，书法老劲，鲜有变幻，清顾文彬称赞此帖书法之妙说：“东坡尺牍狎书，姿态横生，不矜而妍，不束而严，不轶而豪”。

    此帖是刚毅奔放与丰厚凝重的结合，创设“无意于佳乃佳”之境。“肉丰而骨劲，态浓而意澹，似欹而正，似曲而直，字形稍扁，轻重有致。”苏轼曾自语：“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苏轼“作书，善用单钩卧笔，以侧势取妍，故其书丰腴雄浑，笔力圆健，其发笔逆入时露锋芒，而收笔时如珠光黍米有聚墨痕，极其圆融，而其结字体势欹侧，左伸右缩，故其行气极为流畅。其章法布局，则参差栉比，大小错落，奇正疏密，妙合自然，特别是他的尺牍，信手拈来，随势生发，如风行水面，云出岩间，殊觉有一股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十分耐人寻味。”苏轼的《答谢民师论文帖》，是一帧具有相当高的聚文物、收藏、学术、艺术价值于一体的传世尺牍。

    原书说明：“古人尺牍，或叙离别之情，或询家人之安，或与同好畅述人生，或与友人切磋文艺，言之所吐，一往而情深，施于尺素，虽不计工拙，而随手挥洒之际，真意流露，若此尺牍出于名人书家之手，则更是弥足珍贵，于是世人竞相珍藏，每得名家尺牍，视若拱璧。”

    《答谢民师论文帖》是苏轼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所书。即苏轼逝世前一年的五月，由儋州（海南岛）遇赦北上，九月过广州时，谢民师以诗文求教，离广州后在途径广东清远峡山寺时，写给谢民师的第二封书扎。

书扎内容为答复谢民师关于写作上所提出的问题，从而表述了他对文章写作、遣词达意的见解，以阐明艺术传达的规律，一是“言之不文，则行而不远”；二是要“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总而概之，“文”，“达”二字。

    至于写作艺术传达，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使物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与手”。艺术传达“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才会“文理自然”。

    艺术传达还要讲求方法，他主张以平和的言辞抒情达意，并批评了扬雄“好为艰深之辞”、只在雕篆上下功夫的作法。现在看来，这些见解都是十分精当的。

    （二）

    《答谢民师论文帖》是苏轼给谢民师的手札，前部内容已缺损，其文所余部分加载在《东坡集》（见《四部丛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东坡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近来虽然奉承却是久违了，实在不好意思接受你的多次问候，具体审慎地考虑，自己的生活情况以及精力、体力都还算好，从而感到慰藉良深。东坡天生性格刚直、头脑简单、学识迂腐、低下，又因坐罪被贬谪多年，不敢再自称为什么绅士风度。自从海南北归后，看见过去的至爱亲朋，也已因生疏而晃如隔世之人，况且与身边左右没有一日闲雅，而敢于求得正常交往吗？数次得与你的相见，特别倾心如故，幸运得很，且大喜过望，不可言表。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你所给我所看的书法理论文章以及诗、赋、杂文，现已看得熟透了。大略如天空行云和江河流水，起初虽然没有提出确定的实质问题，但是均能行走于所应当行走，亦中止于所不可不止步，文理通顺自然，千姿百态，妙趣横生。但如孔子所说：“所要说的话并不一定要全写出来，行走时也不一定要走得太远。”他又说：“言辞能达意就行了。”

    语言文字应及时中止，即表达清楚某一意思就行了，即一直认为文章尚未结束，则完全不是这样的。追求事物的奥妙，如捕风捉影，能够使这个事物完完全全使人心中明白者，大概千万人中也难得遇到一个。而能够做到既使人从内心明白，又转化为实践者吗？这可谓是辞能达意。如言辞能完全达到目的，则文章不可超越其实用价值了。

    “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虫，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

    扬雄喜欢用难于理解深奥词语，认为文章太浅显易懂之说，如若正确地说，则是人人皆知了。这正是所谓如雕刻虫篆字体者，其《太玄》、《法言》皆是此类作品。而唯独悔改的是作赋，这是为什么？因为终身从事雕虫篆字，而单独改变其音节，便谓之为经典，可以吗？屈原所作《离骚经》，大概是风骚典雅的再演变，竟可与日月争光了。可以认为其似赋而谓之为雕虫篆字吗？以贾谊去见孔子，则登堂入室绰绰有余了。而仍然以赋鄙视他，以至于与司马相如属同一类！扬雄的缺点，象这样比较者甚多。可以与有智慧者讨论，而难与庸俗之人说及啊。因为在此讨论文章，属于偶然所及的观点。

    “欧阳文忠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欧阳修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场上有定价，并非凭一人所说来评定其贵贱。”啰啰嗦嗦说多了，岂能有裨益于身边左右，令人惭愧恐惧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字。东坡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东坡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欲有所记录，当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已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所索要的海宁硖石西山南麓惠力寺“法雨堂”三字，东坡本来不善于书大字，强行所书终归不太好，又因舟船中场所受到局限而难于书写，故未能如你所愿。然而东坡刚到临江，当会去游览。如果僧人想有所记录，当会作数语留在寺院之中，以慰藉左右思念亲人之意。今日已到峡山寺，稍停片刻即离去，越走越远了，惟一希望你万万要时时自己珍爱自己。

    上海博物馆藏的苏轼《行书答谢民师帖卷》纸本上起首处“轼启是文之意疑若”八字并非原文所有，而帖末“轼顿首并拜民师帐句推官阁下十一月五日”文集中亦未见。

    苏轼在此主要阐述关于文学创作经验的二个问题。一是提倡“文理自然”，即内容要纯朴明了，境界要幽雅醇厚，情趣要静谧宜人，手法要清新传神；文学创作要源于自然，又要高于自然，以追求文学创作的美感艺术的最高境界，亦反对华艳不实以及“好为艰深之辞”文风。二是赞成“辞达”，即首先如孔了所言的辞能达意，但要再在此基础上，在准确揭示客观事物特征的同时，充分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文学创作也要反对“雕虫篆刻”。

    苏轼与朋友之间往还的其它笔翰书札，如《东武帖》、《人来得书帖》、《致杜氏五札》等，均写得冲和自然，轻松自如，笔墨挥洒之间，别有一种书卷气息和超尘脱俗的笔情墨韵。

    （三）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见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然而北宋大文豪苏轼与文人学士却一直保持着一种亲密友好的关系，其中见诸于史的有“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此外，江西的谢民师、阳孝本等人，皆为他的挈友。

　　谢民师，江西新干县溧江乡凰山村人，他性情温良，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崇尚才学。他对大学士苏东坡也仰慕已久。在知南康军时，他得知苏轼因“乌台诗案”遭受到沉重地打击，而消极颓废，时恰逢时令金秋，枫红菊黄，他触景生情，便将苏轼“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的诗句，改为“来年好景君须记，还是橙黄橘绿时”，并附上一封短信，一并寄给于苏轼。

　　苏东坡收到信后，即领悟了个中情由，进而击掌叹息，一扫阴霾晦气，连道：“难得，难得！”当即就给谢民师回了一信：“某启。辱手简，不吝赐教，备增感慰。某谪居粗遣，废弃之人，每自嫌鄙，况于他人。近稍能饮，不烦念及，未缘会见，万万以时自爱。”从此，他们之间书信不断，除相互问候，还互赠诗文，以共叙友情。

    宋绍圣四年（109），朝廷以“讥刺先朝”再度将苏轼贬谪南荒儋州（今海南岛），此为苏轼晚年最为凄惨的遭遇。此前一年，苏轼的红颜知己、爱妾、晚年唯一伴侣即已病逝惠州。今又遭新的打击，这使得苏轼悲痛欲绝。由此他抱着此去无回、必客死他乡的沉痛心情来到儋州。

    苏轼的重重不幸遭遇，使得在广州做推官的谢民师也深感忧虑和不安。以致他每天早晚均在寓所烧香拜佛，以祈愿苏轼逢凶化吉，早脱灾难。

    谢民师很想见上苏轼一面，因此通过多方努力、打点，终于如愿，在儋州面谒了仰慕已久的苏轼。两人一见如故，促膝长谈，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苏轼在危难之际，为有这样的知己自然不胜感慨，也从此心存慰籍。这种心情在他给谢民师的多封回信中，可略知一二。如他在《与谢民师推官之一》中说：“某启。衰病枯槁，百念已忘，缁衣之心，尚余此耳。蒙不鄙弃，赠以瑰玮，藏之巾笥，永以为好。今日遂行，不果走别，愧负千万，谨奉手启代违。”

几年之间，谢民师与苏轼的友情与日俱增，两人互通书信，嘘寒问暖，谈诗论文，切磋文法，彼此交流创作体会，又成为推心置腹的文友。

    著名的《答谢民师书》即为苏轼与谢民师之间真挚感情的流露，既表达了苏轼对谢民师文学才识的推崇，也表达了苏轼对文学创作特殊规律的总结和大胆探索，还体现了苏轼“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自然奔放的艺术风格。这封信在苏轼一生文学创作中，乃至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春，苏轼遇赦从儋州北归，将复任朝奉郎。谢民师闻讯，非常高兴，致信苏轼，并深情相邀，北归途经新淦时勿忘泊船停留，苏轼当然欣然复信应诺。结果，因归期紧迫，路途遥远，只能在新淦短暂歇息，不便留宿。

　　时县尹张好古也久慕苏轼大名，早就盼望有机会一睹文豪风采。得知苏轼北归与文友谢民师相约途中，将经新淦小憩消息后，即吩咐差役一干人衣冠整齐，列队河边，夹道远迎。

正值阳春三月，大地回暖，这一天，新淦南门外湄湘河段岸边，站满了当地文人和百姓。晌午时分，一艘画舫由赣江缓缓驶进了湄湘河。只见苏轼伫立船头，双手反剪，翘首眺望，灰白胡须在胸前轻轻飘动。

待画舫停泊石桥旁时，恭候多时的张好古和谢民师趋步迎上，拱手施礼，互致问候。接着张好古令侍从在船舱摆酒设宴，为苏轼接风洗尘。

    席间，宾主有礼，频频举杯，风雅极尽。酒过三巡，谢民师捧出一扎诗词文稿，请苏轼览阅赐教。阅后，苏轼赞叹不已：“民师诗文，自然辞达，行云流水，品之如上等紫磨金。”

    留语终日，张好古也酒酣耳热，意犹未尽，于是说：“久仰苏学士学富五车，诗文盖世，今日相见，三生有幸!卑职冒昧打扰，有劳苏学士不吝赐墨，为石桥题字，我等不胜荣幸!”谢民师非常赞同，笑道：“石桥便民出行，此乃造福百姓之举，苏学士赐字，幸甚！幸甚! ”

    此石桥乃当地人所称南门大石桥，始建于元佑八年（1093），绍圣三年（1096）秋竣工。此桥桥面宽阔，桥上车水马龙，下有三拱，泄洪畅通，上有长亭，卫以栏楯。此桥使昔日“春夏暴溢，壅不得泄，桥辄就圮”之险状况得到彻底改变，从此百姓出行无忧。

    听罢张好古的介绍，苏轼凝神沉思，心有所感说道：“为官一任，造福百姓，此乃天职。老夫遇赦北归，重获自由，日后为官，定当勤政勉职，施惠于民。”

    苏轼即刻嘱船移至石桥中拱，立于船侧，捋袖提笔在石头上写下两个遒劲有力大字：“惠政”。从此，石桥就叫“惠政桥”。后人将“惠政”二字重刻于石。“惠政桥”历经沧桑，几经修复，现已列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苏轼和谢民师在船上短暂一聚，却又要匆匆赶路，至使两人依依不舍，挥泪作别，谢民师随船送至江边，直至画舫慢慢消失在茫茫赣江天水一线之间。

    岂料，此次匆匆会面，竟成永别!苏轼北归途中，不幸病逝于常州。

    （四）

    据宋·不着撰人《宋诗话辑佚·漫叟诗话·谢举廉诗》载：“谢举廉，字民师，余建中靖国（1101）中，与同寓兴国寺。诗律尤古。尝记其有《西捷口号》云：'圣明陛下如先帝，辟国谋臣似召公。不遣毛嫱嫔漠北，只将魏尚守云中。百年境土逡巡复，万里窠巢指顾空。今日版图非昔日，玉关西有巅名葱。’《章端明西捷乞致仕》云：'虎头壮士雪髭须，欲灭西羌更胁胡。先遣槛车传妹勒，却分裨将定天都。莫年投笔真男子，得意归田亦丈夫。饱食自惭还自责，一毫曾有报君无。’（《丛话》前五十四）”

    西捷，即宋夏平夏城之战大捷。夏崇宗即位，母梁太后摄政，不断对宋用兵。北宋绍圣四年（1097），宋在好水川修筑城防，号平夏城（今宁夏固原西南），以遏制夏军南下。次年十月，梁太后率夏军四十万进攻平夏城，连营百里，用名称“对垒”的特造攻城器械高车，俯视城中，土填壕城，以接近城垣，并用飞石激火，昼夜强攻十四日，不能破城，夏军粮草不济，适风沙又起，攻城械具受损，梁太后被迫退兵，宋军以轻骑夜袭夏军，获大胜，并俘西夏统军嵬名阿埋、监军妹勒都逋，于是西夏上表求和。

    口号，古诗的标题用语。表示随口吟成，和“口占”相似；亦是颂诗的一种，多指献给皇帝的颂诗。先帝，称在位帝王已死的父亲，此特指宋神宗赵顼。辟国，开国；建国。

    召公，即召康公，姓姬名奭，周文王子，武王弟，最初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西南），故称召公或召伯。

毛嫱，春秋时期越国的绝色美女，相传为越王爱姬。《韩非子》有云：“故善毛嫱，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均为“沉鱼”的原始形象，美的化身。《管子·小称》中有曰“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

    嫔，指帝王的女儿出嫁。漠北，指历史上匈奴、突厥、蒙古人的活动中心，位于蒙古高原，南以戈壁为界，东大致到克鲁伦河，西以杭爱山，阿尔泰山一线。

    魏尚，西汉云中太守。镇守边疆，屡建奇功，誉满朝野。可是在请功时差六颗敌军的头颅，被下狱。不久边塞军情紧急，中郎署长冯唐对在汉文帝路过郎暑夸奖起历史上的赵将李齐勇敢时，提起李齐骁勇比不上廉颇、李收。汉文帝叹道：“现在匈奴逞强，屡犯边塞，如果廉颇、李牧尚在，我以他俩为将，还怕匈奴吗？”冯唐见来了机会，于是大声说道：“陛下就是得了廉颇、李牧，也不一定就会重用他们。”汉文帝为此就气呼呼回宫，不一会儿宫中侍臣把冯唐带去了。汉文帝却和颜悦色地对他说：“说说我为什么就一定不能重用廉颇和李牧呢？”他回答说：“陛下现在能不能也像当年的赵王那样，信任和器重一个镇守边疆的大将呢？举个例说，云中太守魏尚在守卫边疆的时候，他的忠心和才能并不比李牧差，全军上下都愿意为他效力，可是，陛下却为他报功中敌首相差六个而将他下狱。魏尚的这些过失，同他的功劳相比，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认为陛下即使得了廉颇、李牧，也不一定能重用他们。”汉文帝说：“你赶快拿了我的命令，到狱中释放魏尚，让他官复原职，立即出镇边疆。”因匈奴畏惧魏尚，从此不敢再来冒犯，因此边陲又安定起来。

    云中，云中郡，汉置，治所在今呼和浩特托克托县古城乡古城村，唐置云州，后改曰云中郡，旋复为云州，宋曰云中府。

    逡巡，有所顾忌而徘徊，迟疑不敢向前的样子。窠巢，鸟兽栖身处。指顾，手指目视；指点顾盼。玉关，玉门关。

    葱，葱岭，西周穆天子命令御者造父驾八骏，率六师，到瑶池（今新疆昆仑山上的天池）拜会西王母，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沿来到了一个地方，这儿没有半点沙漠的痕迹，山上长着参天的大树，地上铺满可供人食用的绿葱，穆天子问造父：“这叫什么地方?”造父灵机一动回答说：“国君，这儿叫做葱岭!”

致仕，也称休致，官员退休或辞职归家，一般致仕的年龄为七十岁，有疾患则提前。官员以何官称致仕，致仕后的俸禄数目及是否朝见等待遇，与其原官品、功绩及皇帝的恩宠程度有关。端明，端明殿学士。宋仁宗明道二年，改承明殿为端明殿。

    章楶（1027-1102），字质夫，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治平二年（1065）进士，知陈留县，历任提点湖北刑狱、成都路转运使，元佑初，以直龙图阁知庆州，哲宗时改知渭州，有边功，建中靖国元年（1102）七月，以端明殿学士除同知枢密院事，崇宁元年卒，年七十六，谥庄简，改谥庄敏，《宋史》有传，《全宋词》录其词二首。他又是北宋杰出军事家，在西北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彻底扭转了宋夏战争的格局。用兵战术，防守反对一味“坚壁清野”进攻，主张“筑垒加浅攻”战略上要求兵以利动，要求战争为国家利益服务。环州战役就充分体现了他的作战思想，一方面守城，一方面派兵出击到敌背后，切断敌军归路，大胆和敌军进行野战，结果使得西夏受到了重创，精锐损失过半。大力发展骑兵，把骑兵编成五至六千人一组，“散遣骑兵讨击，又每至其处，发其窖藏，自可因粮而食”。每次行动一般在半月之内，“兵马所至不过百里”，避免和敌人主力决战，零打碎敲慢慢吃掉敌人，就粮于敌也不必太担心补给。韦州战役，就是浅攻战术中最成功的一例。发现西夏边境堡垒约三万人防守，但兵力分散，夏国边寨各相去二、三十里，每寨止八百余人，就派折克适统泾原兵八千，一日夜驰至韦州（韦州居横山北，曩霄时立静塞监军司，屯集人马，防拓兴、灵诸州，）直入西夏监军司所，悉获牲畜、器物，西夏军大败。当然章楶用兵是很灵活的，几次浅攻后会突然来一次深入，西夏名将妹勒、阿埋（平夏城战役实际指挥者）就是因麻痹大意被宋军俘获。章楶的军事理论在军事实践中证明是成功的，宋军也因此赢得了对夏作战的优势，西夏不得不向宋请和，章楶无愧于名将的称号。

    妹勒，即妹勒都逋，西夏监军，名将。宋置西安州：西夏西寿统军嵬名阿埋、监军妹勒都逋屡屡入侵宋朝，宋朝廷要求边境守将秘密计划除掉此二人。章粢通过调查后，了解到西寿保泰军司内部空虚，完全可以偷袭，恰恰在此时，嵬名阿埋等人以放牧牛羊为名，进入宋朝边界地区，章楶派遣大将折可适率领二千精兵，轻装前进，分路进入西夏本土，趁夜进入嵬名阿埋的卧室，生擒了他们二人及其全部家属，还俘虏西夏士兵三千余人、牛羊十万余头，宋军取得了巨大胜利，宋军所偷袭的地方正是西夏军事重镇天都山（今宁夏海原县东南）。元符元年（1098）、夏永安元年十二月，折可适建议朝廷将秋苇川建成城寨，南牟之地建成一州，宋哲宗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激动，同时满朝文武官员纷纷上书庆贺这一胜利，于是宋哲宗将秋苇川赐名“临羌寨”（今宁夏海原县东），南牟州为“西安州”（今宁夏海原县）。

    阿埋，即嵬名阿埋、西夏都统军，为元昊之弟，善用兵，又熟习边事。太后重又摄政。八年三月，梁太后又点集“河内、西凉府、罗庞岭及甘、肃、瓜、沙州民，十人发九，齐赴兴州，议大举”。令都统军嵬名妹精嵬、副统军讹勃遇领兵数万进攻环庆，抄掠淮安镇，被宋朝守将张守约合诸路兵掩击，夏将败死。（《西夏书事》卷26）

    （五）

    据《龙云集》卷二四《诸公纪赠四谢诗序》、《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四四、《江西诗征》卷一三、《上金集》《独醒杂志》卷一、明隆庆《临江府志》卷一○等载：

    谢举廉，字民师，新淦（今江西新干）人，神宗元丰八年（1085）与其父懋、叔岐、弟世充为同第乙丑科进士，时称“四谢”，初官吉州司法参军，哲宗元符三年（1100），为广州推官，徽宗政和间（1111——1118）知南康军，有《蓝溪集》，清同治《新淦县志》卷八有传。

    推官，官名。唐始置，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采访处置使下皆设一员，位次于判官、掌书记，掌推勾狱讼之事，五代沿袭唐制，宋时三司下各部每部设一员，主管各案公事；开封府所属设左、右厅，每厅推官各一员，分日轮流审判案件；临安府设节度推官、观察推官各一员；诸州亦置，称军事推官。南康军，太平兴国七年(982)置，治所今星子县。

    《蓝溪集》已佚，《全宋诗》却收集有谢民师《西捷口号》、《浴日亭》、《戏题指纹斗牛图》和一诗句。《戏题指纹斗牛图》云：

    左者前其角，右者后其足，浼君双指螺，战此两觳觫。

    草长水远日悠悠，不向桑间自在休。蜗头尚可屠蛮触，壁上从今斗二牛。

    指纹，即指纹画。浼，污染。指螺，即六指螺，水字螺。觳觫，恐惧得发抖，恐惧颤抖的样子。桑，桑林中。蜗，蜗牛。屠，徒。蛮触，比喻因小事争吵的双方。《庄子·则阳》寓言：古时触氏的在蜗牛左角上，蛮氏在蜗牛右角建国，两国常为争地而战，遗尸成万。

    先画左边一只牛的角，后画右边一只牛的脚。沾染了您的双指，画出这二牛相斗的颤抖。青草长，溪水远，白日悠悠，不到桑林中去休息。弱小的二只蜗牛还可以无缘无故地因小事争吵，墙壁上从此有二只牛在争斗。

    谢民师宋代江西第一个状元何昌, 言赋诗致贺，有诗《句》云：

    万里一时开骥足，百年今始破天荒。

    骥，好马，良马，千里马。天荒，指亘古未开化的原始状态，用以形容没有出过名人的偏僻落后地区。据宋曾敏行撰《独醒杂志》载，宋初江西士人没有考中过状元，直到宋哲宗圣绍四年（1097）年间，何昌言赴京应考，得了第一。

    何昌言（1067-1127），字忠孺，清水洲（今江西省峡江县砚溪镇虹桥）人，自幼奋读，绍圣四年（1097）登进士一甲第一名，初授承事部鉴书，大观四年（1107），进给事中，充微猷阁待制，知应天府，为政清廉，不事权贵，上疏奏蔡京不端，被逐出应天府，贬知太平州，大观中期，三省台官屡谏蔡京罪行，赵佶皇帝亦不满其行为，令其致仕，他上奏：“今蔡京罢相，并无事因，依朝廷体例，应通过门下省公布．使四方明白蔡之罪状。”遂获依从．上下称快，政和元年（1111），蔡京复用，而不获重用，靖康元年（1126）因蔡京致仕，被授工部侍郎，兼太子詹事食邑五百户，金破汴京．因藏匿而幸免，建炎元年（1127），赵构即位，诏令复职，时愤国事成疾，遂呈表以辞，于四月二十七日卒，奉旨归葬。

    谢民师为广州推官时还写下一首《浴日亭》：

    粕粕太阳精，浴以沧溟水。光润无纤滓，畏爱从此始。

    粕，糟粕。精，精华。沧溟，大海。纤滓，固体中的纤维，液体里下沉的杂质。光润，富有光泽，细腻光滑。畏爱，敬佩爱戴。语出《礼记·曲礼上》：“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混沌中的太阳焕发精华，沐浴在苍茫的大海中。从此光彩夺目、洁净无瑕，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美轮美奂、金轮神圣的太阳也要接受洗礼，而浴沐在浩瀚的大海之中。浴日亭，始建于唐朝，原在南海神庙旁边山丘上，现在的浴日亭于1053年重建，在“扶肴之口，黄木之湾”看日出，曾被列为羊城八景之一。苏轼在浴日亭登临观日，写下《南海浴日亭》诗一首：

    剑气峥嵘夜插天，瑞光明灭到黄湾。坐看旸谷浮金晕，遥想钱塘涌雪山。

    已觉苍凉苏病骨，更烦沆瀣洗衰颜。忽惊鸟动行人起，飞上千峰紫翠间。

    苏轼与谢民师同作浴日亭诗，却因立意不尽相同，故所表达的心声也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