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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教授于2001年二月九日逝世，享年八十四岁。这当然是研究学界的一大损失。在他的追悼会上，保罗·萨缪尔逊说西蒙是他所遇到过的人当中最为睿智者，肯定不是应景的谀词；而经济教科书上常称西蒙是经济学家之中的经济学家，亦非溢美的褒奖。然而国内新闻传媒对他的逝世却鲜少报导，重视程度尚不及一个三流明星。自然啦，要把西蒙教授的贡献同赚钱致富能扯上一点关系的话，即使说是间接的都还嫌勉强呢。不过他的影响之深远，尤其在阐述人类做选择的动机、限度、过程、和评价方面的里程碑贡献，依笔者愚见，确实是出乎其类而拔乎其粹的。
赫伯特·A·西蒙教授 西蒙的广博可从他的研究范围得到佐证，从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到生物学，统计计量学、管理学、运筹学、乃至物理学、力学和计算机科学，他无不建树宏富。仅从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网页（www.psy./psy/faculty/hsimon）上所列出的发表了的研究成果就有千种之多。至于他研究的精深，亦可从所获得的奖项略见一斑。除了诺贝尔经济奖（1978年）外，他又获得过计算机界的最高奖——图林奖（1975），管理科学的最高奖——冯·纽曼奖（1988），美国政治学的最高奖——麦迪森奖（1983），以及难以胜数的其他奖项。众多的领域凡经他的研究涉及到的，皆能臻于绝境。这种智慧，这类点石成金的功力，即使不说“绝后”，至少可在“空前”之畴。 在诸多的社会学科中，经济学勉强能挤入科学之亚流，算是个例外。以方法论，经济学奋力沿用并融合自然科学及数学的成果，称得上谨严；然而就对象论，经济学所不得不面对其所处理的对象——人的行为的变异性，而使物理科学方法的逻辑分析每有捉襟见肘的缺憾。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声称经济学太容易，他不屑于去深究；大物理学家马克·普郎克却承认经济学太艰难，故不敢去涉猎。两位贤哲大概都不会讳认经济学的晦涩吧。 西蒙早期的训练是行政管理。对公共决策过程的切近观察，使他感悟到人群和个人行为的独特逻辑和外在的物理环境是大不相同的，这也许能帮助解释，为什么西蒙对经济学的研究打一开始就不入主流的原因。从1940年代起，西蒙着重研究人类知性行为的因果秩序，极具原创性。他的研究成果，也是他的博士论文，总结成《管理行为》（Administrative Behavior）一书，于1947年问世。该书堪称经典，历久弥新地成为众多管理理念的前导和研究方法的源头。在1997年第四版的导言里，西蒙明确表示，原书的结论在五十年里并没有大的变动，大部分的内容还值得保留。通讯和信息处理技术的进步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价值观，改变着管理和决策过程，但是人类组织四千年来的决策（或选择）机制以及群体行为的基本架构却无本质的改变。（笔者强力推荐《管理行为》第四版的中译本（詹正茂译），由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年出版。该书言简意赅，切中要旨，是一本极为难得的好书。） 西蒙的深邃理解和透彻剖析引导他得出不少基础创新的结论，和主流学派为了简化分析的需要而提出的牵强假设大异其趣，产生龃龉甚至冲突。这也引致了不少质疑，使他和主流经济学派渐行渐远。虽然在早期，西蒙的理论多半建立在他个人的天才卓识之上，没经过太多严格的科学试验证明。但在1950年代后，管理的实践和行为科学的实验逐步证实了，西蒙非凡的洞察力是符合实际和领先群伦的。西蒙在1957年出版的“人、社会和理性模式”一书，连同他用生物实验方法揭示出来，人和小白鼠一样，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都是有限度的。西蒙令人信服地证明，和纯逻辑推导的结果相异，人类的自利追求并非无止境的全局最大化（global rationality），而是止于适度的满足，这种“有限度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诠释对经济学 的“理性人”基本公理假设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西蒙对统计和计量学科的理论研究导致他倡导非对称分布函数（俗称Zipf分布）来替代费雪的正态分布。这也说明了西蒙相信人类的行为倾向性强烈，他们所追求、向往的和所畏惧、回避的原本就是非常地不对称。比起正态分布所暗指的“过犹不及”，把过分的赢利和过度的亏损都处理为风险，是人们共所趋避的假设，更要切合实际。 西蒙戏称他幸好没有沦为全职的经济学家。事实上，他那广泛的兴趣和深厚的人文关切也不允许他仅仅停留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西蒙浩瀚的智慧又使他得以游刃有余，开拓出多种领域。 当之无愧的，西蒙是人工智能和数学定理计算机证明的奠基者之一。他和阿伦·纽伟尔合作的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改变了我们对人脑和电脑的关系的理解。纽伟尔原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班学生，但读了没多久，学院里所有的教授反而都会赶去聆听纽伟尔的报告会，以便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西蒙是纽伟尔的博士导师，但两人介入师友之间，从五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合作，用电子计算机来证明罗素和怀特海的名著“数学原理”中的一些逻辑命题。当西蒙向罗素函告他们的研究成果时，他不无得意地指出“智慧和博学并不总是一回事”，并称计算机的智慧是如此的卓越，以至还得瞒着不让学童知道，以免孩子们会失去信心不肯再费心去学习加减乘除！西蒙对机器智慧的信心和期待同他对人类理性的质疑和保留成了有趣的对照。他对人工智能过分乐观的预言，即六十年代后计算机可望赛过人脑，至今未能兑现。现在学界已倾向于相信，计算机将会被证明永远无法替代人脑，尤其是后者的想象力。 西蒙的研究轶事，在他的自传（Models of My Life，1996）中有不少描写，已有中文译本（《我生活的种种模式》（曹南薇等译），1998年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笔者就不再赘述了，这里仅略谈个人的一些感受。 西蒙对中国人一向友好，紧跟着尼克松，他早在1972年即已访华。所以七十年代末开放伊始，我念硕士课程时，就得以接触到他的一些研究。我当时的感觉十分明显，西蒙的文章，你只消读上第一、二页，就知道是出自大师手笔，就像听了帕瓦罗蒂的第一句歌声一样。而他的通达，也是直扣人心弦的，我深深地为他所折服，常思他日若能及门聆教能有多好。所幸的是，我的博士导师之一比尔·库柏教授是他的终身挚友和诤友。库柏教授也是一位极其富有创造力和个人风采的大师级人物。西蒙在自传里通篇谈到比尔，并辟有一章专门讨论他和比尔的交谊。库柏曾任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管理学院院长多年，事实上正是他将西蒙引荐到该校的。事实上，西蒙和他太太也是经库柏介绍才结识的。 1989年卡内基·梅隆大学有一座大楼以库柏命名，我出差去匹兹堡时，受库柏师之命去拜望西蒙，同时也邀请他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年会作演讲。当时我担任学会的会长，而西蒙是学会的顾问。西蒙的谈话睿智亲切，使人有如沐春风的感受。我向他请益治学的方法，记得他用了一些浅显的比喻来引导，道出人类认知的通病，类似人们在黑夜中遗失了东西，常会到有烛光的地方而不去丢失的地点去寻找。他又指出，通常学者们建立的研究模型，想靠简化来加强理解要点，和把握丰富现实的关系，如同地图和地域的关系：地图的比例尺要是太大，譬如1：1千万，则众多具体细节必然遭到忽略，无法据以找到准确的地址；然而要是地图的比例尺过小，比如1：5的话，则地图就会太大不便携带，从而也失去其指引的功能。西蒙的这两个比喻我常在心里揣摩，渐渐也似有所领悟。经济学的模型（其他学科亦如是）对现实的诠释能力，若不能把握一个适当的“度”的话，难免滑入吊诡之境。人们不是常常受到一些分析模型的困扰吗？囿于信息、条件、手段的限制，不得不简易化。然而正是模型的这些权宜而牵强的假设，致使模型建成后推导出来的解决方案，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既无益又无补。因为这类“模型方法”，削足适履或削头适冠般地，已经把造成问题症结的因素也一并舍弃掉了！ 我访问西蒙办公室的次晨，正值圣诞节后，匹兹堡的气温骤降至零下二十几度，打破了数十年的记录。西蒙却如约前来，在我们的年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给了与会者难忘的经验。他也将自己的二卷本论文集题赠给我，署名“司马贺”。除了“贺”字有些走样之外，中国字竟写得中规中矩。西蒙能讲一些中国话，我表示钦佩之后，他又随口讲了几句日语。他横溢的智慧总是那样随时俯拾即可。 他的那套论文集我一直珍藏着，惭愧的是生性疏懒，几乎没从文集中再认真读过他的文章。不过我倒是拜读了他晚年出版的“基于经验的微观经济学”（“An Empirically-Based Microeconom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是他在意大利客座时三次演讲的汇集。西蒙以他的阅历和洞察力，厚积薄发地检讨了经济学不少有争议的方法论和价值论的问题。他作为一个执着探索的学者和斗士，曾频频投入其中不少关键论战，读来脍炙人口。我深受该书的启发，也因此向读者推荐。我以为，对于其他学人，这本书价值也应当非同小可。 孙涤 悼念西蒙老师于 北京，2001年2月 （本文收入孙涤的随笔集《别在市场里发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2009年三月重订于洛杉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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