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棉纺织

棉花是大家熟悉的植物纺织纤 维，虽然它在我国的普遍应用比之丝、麻纤维要晚得多，但由于它有许多优异的纺织性能，宋元以后，迅速取代了葛麻纤维，成为和蚕丝一样重要的大宗纺织原料。我国的棉纺织生产是在借鉴和吸收传统丝、麻纺织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仅在技术上有其独特卓越的创造，而且对古代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宋以前的棉织业

棉花，原是一种热带植物，古时称为吉贝、白叠、木棉或梧桐木，用它织成的布称为白叠布。古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都表明，我国种植和利用棉花最早是从海南岛、西南和西北地区开始的。虽然棉花在我国最初的使用时间现仍无定论，但古文献记载表明，在汉代时西南地区云南的棉纺织技术已具有相当水准，当地生产的一种叫“广幅布”的棉布，由于幅宽质优，很受人们的欢迎，并被汉王朝大量征调。《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汉武帝(公元前140年—87年)后元年间，珠崖(郡府设今海南省崖城)太守孙幸对辖地所产广幅布征收过度，激起了当地人民包括汉族在内的强烈不满，引发了人民起义。愤怒的人群攻占了太守府，杀掉了孙幸。另外，此书“哀牢夷”条记载了云南哀牢山区和澜沧江流域的棉纺织生产情况，书中写道：“(哀牢山)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毲〔duo夺〕、帛叠，蓝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织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帛叠即是白叠，蓝干细布是有蓝花的棉布，梧桐木华即是棉花。能利用各种染料，印染出斑斓多彩貌似绫锦的棉质花布，说明当时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棉纺织技术业已相当发达，并且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东汉末年新疆地区生产的棉花以鲜洁闻名于中原地区，魏文帝曹丕曾说：山西黄布以细，乐浪练帛以精，江苏、安徽太未布以白出名，但其鲜洁程度都比不上新疆的棉布。

　　南北朝以后，兄弟民族与内陆的交往日渐频繁，流入内陆的棉织品逐渐增多。据记载，仅海南林邑、阿单罗、于陀利、婆利、中天竺等小国，每年贡给中央王朝的棉织品，数量就相当可观。南朝帝王大臣往往多用这种棉布制作衣服。唐代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北地区生产的棉织品，流入中原的数量更是惊人。唐上元年间(公元760—761年)，高昌地区为支援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曾以赊放的方式收集大批军需叠布运往中原。

　　唐代末年，岭南地区也出现了棉织业。《太平广记》记载：文宗时，有一个叫夏侯孜的人，着“桂管布”衫上朝，文宗看了奇怪，问他什么布这么粗涩，他说是桂布，并说此布粗厚可以防寒。从此之后，满朝官员们也纷纷购置此布做服装，桂布因此身价倍增。这种“桂管布”就是棉布，因产于广西桂管地区而得名。白居易“桂布白似雪”、“吴绵细软桂布白”的诗句，即是指此布而言。

　　两宋期间，我国东南闽、广一带棉花种植渐盛，江南一带也开始种植棉花。据古书记载，闽岭南多木棉，当地人竞相种植，有种棉达数千株者。江南种植棉花最早是在松江地区，当时松江一带土地贫瘠，民食不给，遂从闽广引进棉种开展棉植业。由于棉花种植、纺织等工艺技术在江南刚开始不久，轧花、弹花、纺纱、织布等工序还没有像丝织业那样分离开来成为某一手工业者的专门工作，而是自始至终在同一农户中由若干成员共同担任，因此它的生产效率很低，而且只能作为家庭纺织来经营，未引起众多纺织生产者的重视。

　　宋以前的棉织物实物大部分是在新疆出土的。1959年新疆民丰东汉墓曾出土蓝白印花布、白布裤、手帕等棉织品，其中有一块蓝白印花布残片长89厘米，宽48厘米，组织为平纹，经线密度为18根/厘米，纬线密度为13根/厘米，仅比目前的市布稍稍厚一些。吐鲁番高昌时期(公元6世纪)的墓葬中出土过丝、棉交织的锦和白棉布；于田县北朝墓葬中出土过用棉布制成的褡裢和蓝白印花棉布；在吐鲁番阿斯塔那还发现过和平元年(公元551年)借贷棉布和银的契约。从这件契约，可以看到一次借贷棉布达60匹之多，这些出土的实物，印证了当时新疆地区棉植业之普及。1966年浙江兰溪宋墓曾出土一条长2.51米，宽1.6米纯棉制成的棉毯，此毯经纬条干一致，两面拉毛，细密厚实，证明了当时江南一带确有少量棉织物的生产。

　　自南北朝至唐宋，虽然有关棉花、棉布的文献记载很多，但由于我国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还没有种植棉花，人们对棉花形状的认识，都是得自传闻，所记都不甚确切。有的书将棉花写成高大的树，有的又将棉花写成一种草，分不清棉花究竟是草本植物还是木本植物。如《梁书·林邑皮》记载：西南地区有一种叫吉贝的树，开的花如鹅之毳毛，抽其绪织成的布，洁白与纻布不相上下。该书《高昌传》还记载：吐鲁番地区有一种草，结的果实像内陆的蚕茧一样，从里面抽出的丝叫白叠子，当地人用它织布。由此可见内陆人对棉的知识是相当贫乏的。

　　其实棉花分粗绒棉和细绒棉两大类(后者质量优于前者)。粗绒棉属于亚洲棉或非洲棉系统，棉纤维粗而短；细绒棉属陆地棉或海岛棉系统，纤维细长，它们均非我国原产。从《梁书》对吐鲁番地区所产棉花形状的描述推知，当时新疆地区种的棉花是经中亚传入的一年生非洲棉。而西南地区种植的棉花，古称“古贝”或“吉贝”；有人认为是从印度阿萨姆经缅甸的北部传入的多年生亚洲棉。多年生亚洲棉高可达丈余。

　　中国古代也没有“棉”字，只有“绵”字，凡所谓绵，不是指今天所称的“棉”而是指丝绵。随着棉织物的日益增多，为了同蚕茧的“绵”相区别，大约在6至11世纪之间，才演变出现今天的“棉”字。日本的棉花是由中国传去的，因而日语中把棉花写作“木绵”，棉布写作“绵布”。

　　从一堆堆雪白的棉花到一匹匹光洁细密的白布，要经过初加工、纺纱、织造等工序。其纺纱、织造方法和我国已行之数千年的丝、麻纺织相近。但是为什么棉纺织生产在宋以前的1000余年的时间里，始终仅局限在边疆，而未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广泛传播呢？这是因为棉纺织本来可借鉴若干丝、麻纺织的先进技术来提高生产力，但由于棉花首先要去籽，然后弹松，棉纤维较丝、麻纤维短，纺的技术也与丝、麻有些不同，这些棉纺织的特有工序是丝、麻纺织中所没有的，而当初传入的这些工序技术所产棉纱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后面拥有先进织机的织造工序的需求，造成了棉纺织生产的瓶颈状态。直到宋末元初，去籽、弹棉、纺纱技术有了实质性进步，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棉纺织生产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此，棉植业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占了重要地位，棉织物逐渐成为人们日常主要的衣着材料。

第二节 黄道婆对棉织业的贡献

由于棉花“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功，埒〔lie列〕之枲麻，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王祯《农书》)的优良特性，所以大约到宋末元初，棉花同时由东南、西北两路向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迅速传播开来，并开始得到政府的重视。元代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颁布的官修《农桑辑要》一书，有令陕西劝种棉花的诏谕，其内容大意是：木棉本是西域所产，近年以来，苎麻种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原产地无异，当地民众深得其利。根据两地试种效果，责令陕西地区种之。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元政府又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地设置木棉提举司，大规模地征收木棉织品，每年达10万匹。到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棉布像其他纺织品一样，被正式列入常年租赋中，征收定额也提高到年50万匹。

　　长江流域的松江府，在元初制棉生产技术发展中，后来居上，超越闽、广以及西北地区，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松江棉植业的迅速发展是与黄道婆的生产活动分不开的。黄道婆是松江府乌泥泾(今上海龙华镇)人，早年流落崖州(今海南岛崖县)，从当地黎族人民那里学到了一整套棉纺织加工技术。成宗元贞年间(公元1295—1297年)，年老的黄道婆搭顺道海船从崖州回到乌泥泾。回家乡后，她看到家乡的棉纺织技术十分落后，就根据当地棉纺织生产的需要，总结出一套融会黎族棉织方法和内陆原有纺织工艺于一体的完整新技术。她将这套技术广传于人，改变了当地“厥功甚艰”的棉纺织生产状况。一时乌泥泾和附近地方“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陶宗仪《辍〔chuo绰〕耕录》)。黄道婆去世后，松江人民感念她的恩德，为她立了祠堂来纪念她。此祠后因战乱被毁，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有人为她重建一祠，并求诗人王逢作诗以为纪念。清嘉庆年间，又有人在上海城内渡鹤楼西北小巷内建一小庙祀祠她。

　　黄道婆在棉纺织工艺上的重大贡献，可归纳为擀、弹、纺、织四项。

　　“擀”是指轧棉去籽。黄道婆以海南黎族的踏车为基础，创造出一种搅车。它的形制如王祯《农书》所记，主要结构为一对辗轴，即一根直径较小的轴，配合一根直径较大的轴。使用时，两人摇轴，一人将棉喂入两轴之间，利用这两根直径不等，速度不等，回转方向相反的辗轴相互辗轧，使棉籽核和棉纤维分离(图5)。搅车比用手剥或铁杖赶搓去籽，效率大为提高，而且“功力数倍”，所以王祯在《农书》中说：“凡木棉虽多，今用此法，即去籽得棉，不致积滞。”以后人们又在这种搅车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制出仅用一人操作的脚踏搅车。据宋应星《天工开物》介绍，改进后的搅车，出棉量相当可观，每天可轧带籽棉花10斤，出净棉三、四斤

　　“弹”是指有开松除杂之效的弹棉。黄道婆把原来只有一尺五寸长的线弦竹弓，改为四尺多长的绳弦大弓，把用手拨弦改为以弹椎敲击绳弦。由于用弹椎敲击，绳弦振幅大，增强了弹弓对棉的振荡作用，不仅大大提高了开松效率，而且弹出的棉花既蓬松又洁净。到了明代，这种弹弓又有了改进，变为“以木为弓，蜡丝为弦”(《农政全书》)的木弓。木弓弓背宽，弓身伸展，当弓弦振荡时，接触棉花的空间加大，使弹棉的功效得到进一步提高。这种弹弓于16世纪传入日本，日本人称为“唐弓”(图6)。

图5 王祯《农书》中木棉搅车

　　“纺”指纺纱。在黄道婆之前，松江地区用于纺棉的纺车，都是单锭手摇纺车，用它纺棉，10小时仅得棉纱四两，需要三到四个人才能供应一架织布机的需要；再者其车的原动轮较大，纱锭转速较快，发动起来后棉纱常因牵伸不及或捻度过大而绷断，所以不太适合纺棉纱。黄道婆针对这个缺陷，改进了其原有结构，一面将其纱锭数增至三枚，一面改变其原动轮的规格，使之适当缩小，从而既提高了功效，又解决了棉纱断条问题。这种纺车由于纺棉纱的性能良好，很快就在松江一带得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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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明《农政全书》中木棉弹弓

　　“织”是指织布。黄道婆把江南原有的丝麻织作技术和黎族棉织技术融会贯通，总结出一套先进的“错纱、配色、综线、絮(洁)花”的织造工艺，使普通的棉布，能呈现出各种美丽的花纹。经她手织出的“被、褥、带、帨〔shui税〕，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辍耕录》)。

　　由于乌泥泾和松江一带人民迅速掌握了黄道婆传授的新工具和新技术，棉织业得到迅速发展，所产棉织物亦因外观、质地皆佳，广传于大江南北。至明代，松江及附近地区以此为生者达数千家，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并赢得了“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声誉。

第三节 棉织业在全国的普及

　明代统治者对植棉业十分重视，除了以政令继续推广棉花种植和棉纺织生产外，还定有奖励办法。朱元璋立国之初即诏令天下“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绵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为差。有司亲临督勤惰，不如令者有罚。不种桑，使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绵，使出麻布绵布各一匹”(《明史·食货志》)。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又颁布实物租税：“中书省奏，桑麻科征之额，麻亩科八两，木棉亩四两。”前项命令，不分地域，要求农民原则上都要种棉纳棉，如果自然条件不适于植棉也要纳布。迫使不种棉的农民只能买进棉布来完税。后项命令要求每亩的纳税额，种麻者比种棉者高出一倍。种棉比种麻税低一半的政策自然引导了更多的农户种植棉花。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又令各地农民“若有余力开地植棉，率蠲〔juan捐〕其税”(《洪武实录》)。所谓棉田免税的例子，就是这次开创出来的。一直到清中叶，江苏太仓的棉田还曾援引赋役全书上棉田免税的先例，得以蠲缓田赋。这些奖励植棉的政策，为棉纺织业提供了大量原料，推动了棉纺织生产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明政府征收棉花、棉布实物贡赋的地区，据《万历会计录》记载，有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四川、江西各布政司及南北直隶各府。而各府所辖大部分州都缴纳棉花或棉布，如西安府所辖36个州县，征纳棉布的有30个；重庆府所辖27个州县，征纳棉花或棉布的有17个。征收棉布的数量，据《明实录》载：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6年)每年征收60万匹，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增至90万匹，最高达一百七八十万匹。短短几十年，征收量就增加了数倍，说明到明代中叶时棉织业的生产已遍及全国，出现了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所说的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的盛况。

　　明代棉纺织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在江浙一带，特别是包括上海、青浦、华亭等县的松江区域，当时有“织造尚松江，染色尚芜湖”、“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在嘉善县)”之说。松江出产的棉织物品种很多，比较著名的有产自三林塘的标布，产自松江西郊的龙墩布，产自邑城的丁娘子布，产自青龙的药斑布等。销路最远最畅的则是三梭布，这种布织造时是仿制织秋罗的织法，在布机上加装软综，每三梭踏起软综一次，使经纱纠转，形成稀路小孔。三梭布由于采用罗组织的结构，特别适于贴身服用，据传明朝的皇帝都是用松江产的三梭布做内衣内裤。

　　明代还有不少棉织品是仿照丝织品经过提花加工的。如北京历史博物馆所藏明朱恩墓出土的松江布头巾，上面即隐现着织成的本色花纹。再如故宫博物院藏明代用红、黄、蓝各种色线织成的条花和方格纹花布，配色简单明快，织法虽不十分复杂，但整齐有规律的几何形图案布局，充分表现出民间工艺质朴淳厚的气息。

　　清代的棉织业在鸦片战争以前，仍然是以传统的手织生产为主，规模相当大，产量也很高，曾出现多个拥有织机千台、工人数千的大型工厂，所产棉织品除自足外还大量出口。仅19世纪30年代，从广州出口到欧洲、美洲、日本、东南亚等地的棉布，每年达100万匹之多。1819年是我国棉布出口量最多的一年，竟达330万匹。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采购中国棉布时，特别指定要南京附近出产的紫花布，定货量从最初的二万匹，迅速增加到20万匹。所谓“紫花布”具有天然的棕色(非染色所得)，是用开紫花的棉花手工纺纱织制的，并因此棉所开花色而得名。这种布当时在英国风行一时，如今人们在伦敦博物馆看到的19世纪30年代英国绅士的时髦服装，正是中国这种紫花布裤子和纺绸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