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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课堂 | 课堂实录:棉花与棉布时代

 君子养源 2021-02-19

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郭润涛老师开设的《明清经济与社会》课程是本学期的通识核心课程之一。

博雅哥今天带来的是郭润涛老师本学期的课堂实录。郭老师向我们讲述了丝麻时代如何转变为棉布时代。政府的推广、赋税政策的改变以及气候的变化等等因素推动了棉进入到日常生活之中。

Vol.1143.3

课堂实录

棉花与棉布时代

郭润涛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的日常衣服材料发生过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从以丝绢、麻布为主,变为以棉布为主。可以说,有一个从“丝麻时代”到“棉布时代”的转变。这个时代的转变,发生在宋、元之际。黄道婆是进入棉布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在宋代以前,人们的衣服材料主要以丝绢、麻布为主,此外还有皮毛、葛布等等。其中蚕桑种植及丝织业,并不像明清时期那样,局限于长江流域,尤其是以太湖为中心的江南区域,黄河流域也曾经是蚕桑业及丝绢业很发达的区域。汉唐时的丝绸之路,其丝织品主要产自黄河流域,或者说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除丝织品外,人们用来做衣服的主要材料还有麻布。麻的品种很多,其中苎麻就是主要作物。麻的茎杆经过沤制,取其皮的纤维,再来纺线织布。唐人孟浩然在诗中云:“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过故人庄》),所反映的正是当时桑、麻种植及丝、麻织业的时代面貌。

由丝麻时代向棉布时代转换的契机,是棉花的传入。棉花的“棉”字,是个后起的字。在棉花传入之初,用“绵”(緜)字来指称,称之为“木绵”,“棉”字就是这两个字的合成。在明清时期,“绵花”和“棉花”的写法并存互用。自北宋以后,有关木绵的记载越来越多。从北宋的记载看,棉花种植还在“闽岭”以南。方勺《泊宅编》记载:

闽广多种木绵,树高七八尺,树如柞,结实如大麦而色青,秋深即开露白绵茸茸然,土人摘取出壳,以铁杖捍尽黑子,徐以小弓弹,令纷起,然后纺绩为布,名曰吉贝。今所货木绵,特其细紧尔。当以花多为胜,横数之得一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亦人织为巾,上作细字,杂花卉,尤巧工,即古所谓叠巾也。(卷中)

棉花本是热带作物,早在《梁书》中就有关于“吉贝”的记载,说是产于“林邑国”(今越南中部),用其花,抽其绪,纺之以作布,其布与紵、布不殊。(《梁书》卷五四《诸夷传》)到北宋时,闽广也有种植棉花,并用之织布。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一种作物,从热带传到温带,需要适应或者说改良。尤其是在福建境内的种植,对于传入长江流域至关重要。在南宋中叶,福建的泉州,也开始种植棉花,但当时泉州棉纺织所用的棉花,主要还“多资南花”,也就是从现在两广、海南和越南等地贩运来的。而泉州等地生产棉布,对于气候变化更大、冬季寒冷的江南地区,影响极大。人们开始更多地认识和了解棉布和棉花。“木绵”一名,就是在南宋时流传开来的,“棉”字也是在此时所形成。在宋元之际,“江东”开始种植棉花。元代初期,王祯在《农书》记载:

木绵,一名吉贝,……其种本南海诸国所产,后福建诸县皆有,近江东、陕右亦多种,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种之则深荷其利。(《农书》卷三六)

其中提到“陕右”也有棉花种植。王祯还说,棉花之利:

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苧,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农书》卷二五)

黄道婆的事迹,就产生于王祯所说江东多种棉花的背景之下。

陶宗仪的《辍耕录》,对黄道婆其人其事有较为详细的记述:

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逐觅种于彼(指闽广)。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于案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它郡,家计就殷。(《辍耕录》卷二四)

陶宗仪说,松江府乌泥泾的棉花,是从闽广引进的。开始种植时,纺织技术还很原始。棉花在采摘之后,要加工成为棉布,有几道工序。首先是要去籽,再以“线弦竹弧”将棉花弹松成棉絮。若要用来做“胖袄”,就要做到这一步。棉花成絮之后,就是纺线,成线之后才是织布。黄道婆的贡献,就是从她的崖州带来了纺织技术,“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也就是传入“踏车”(又称搅车,是轧花去籽的工具)和“椎弓”(弹花工具),这就使棉纺的效率大为提高。更重要的是,她传入织布技术,使棉布的品种和质量大为改观。由于纺织技术的提高和普遍,松江府所产的棉布,“转卖他郡”,成了当地农家的一种重要经济收入。据元人王逢说:黄道婆是在元代贞元年间(1295-1296)到松江乌泥泾的。她“教他姓妇不少倦”,所织的棉布即以“乌泾”为名,“仰食者千余家”。(《梧溪集》卷三)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松江府的棉纺织业已经很发达,且很有名。

图为木棉搅车

图为木棉纺车

棉花种植及其纺织业的迅速普及,与元、明两朝政府的推广有关。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朝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五路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布十万匹。虽然木棉提举司两年之后罢去,但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元朝规定在江南将棉花和棉布编入夏税,成为常赋。这种赋税政策,促进了棉花种植及其纺织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普及和发展。在元代中叶,马祖常有诗云:“江南木绵树,移向淮南去。秋生紫萼花,结绵暖如絮。”(《淮南田歌》)棉花不仅在长江流域种植,也引进到淮南地区。至明代,明朝在立国之前即下令:“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绵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为差。有司亲临督劝,惰不如令者有罚。不种桑,使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绵,使出麻布、绵布各一匹。”(《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乙巳年六月乙卯)开国之初,即规定“桑麻科征之额”:“麻亩科八两,木棉亩四两。栽桑者,以四年有成乃征其租。”(《明太祖实录》卷三一,洪武元年四月辛丑)除麻、桑外,木棉不仅征布,还征花。与元朝一样,明朝所征布、花,主要用于军队。洪武二年,就供应北征军士“战袄”十万件。这些北征军士,后来大多戍守于北方省分和边镇,尤其是边防军镇的大量驻军,一直存在冬衣布花的需求。所以,明朝在赋税征收中一直存在征收棉布、棉花的项目。税粮歉收,也往往用布花折征。明朝的这种税收政策,更是促进了棉花在全国的种植,及其纺织业的发展。特别是长江流域,棉花和棉布生产发展得更为迅速。

图为南直隶地区

在明代,浙江、江西和南直隶等处,是税粮征收最重的地区。尤其是太湖周围的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等府,更是所谓“重赋”之区。这个区域赋税之重,主要体现在“起运”给京师的税粮,比别的府州要多得多。此外,“起运”的丝绢、棉布之征也比别处为多。诚如前述,太湖流域是蚕桑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明朝在这一地区,由于税粮征收受到旱涝之灾而歉收,常常以丝绢和棉匹等折收。这种税收政策,对这一地区的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形成巨大压力。此外,由于税粮负担重,百姓人家也不得不以丝织业和棉纺织业等方式维持生计。徐光启《农政全书》云:

尝考宋绍兴中,松郡税粮十八万石耳。今平米九十七万石,会计加编,征收耗剩、起解、铺垫诸色役费,当复称是,是十倍宋也。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繇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枲纻,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故论事者多言东南之民,勤力以事上,比于孝子顺孙,不虚耳。(《农政全书》卷三五)

重赋固然是这一地区人民生计艰困的原因,但也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太湖流域,除稻田粮作之外,沿太湖周边的府分如苏州、湖州等,多以蚕丝为业,湖州即以“湖丝”名闻天下。但松江府,由于濒海,地势较高,且土壤多沙碱,稻作农业主要分布在吴淞江流域和其他湖泊周边地区。然而,本来并不利于稻作的地势较高、沙碱地区,在棉花种植中反而具有优势。松江府以吴松江得名,原本只有华亭、上海两县,这两个县与属于苏州府的嘉定县和太仓州等地,以及属于浙江的嘉兴府属州县,其濒海地带,在棉花种植上都比较发达,棉纺织业也相应发达。在明代后期,松江府境内黄浦江流域,也开始迅速发展。至清代雍正年间,诸如奉贤、金山、南汇、福泉等县都设置起来。这些县的设置,是人口聚集、土地开发的结果。而其中一项主要产业,就是棉纺织业。近代上海市以轻纺工业为特征的发展,即以此为基础。

图为雍正八年松江府及周边地区行政区划

正德《松江府志》记述:

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卷四《风俗》)

这是记述明代中叶松江府棉纺织业的一条重要记载。这里说到,在松江府,不仅仅是乡村中农家妇女,居住在府城中妇女也一样从事棉纺织业。棉花秋季收成,待到冬季,无论是乡居还是城居,妇女们都从事纺纱织布。城居的妇女,从市上买来棉花纺纱,再以纱换花。有的则专门买纱织布。都非常辛苦,通宵达旦,无顷刻闲。从稻作农业的角度看,冬季是农闲时节。而棉纺织业恰恰是利用了这个农闲季节。对乡村和城市的妇女来说,她们已无所谓农闲。她们辛勤劳作,用纺成的纱和布,换得交纳赋税和维持生计的资料。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的,这一说法产生于棉布时代。当然,所谓“织”,也包括丝织。松江府也不是只有绵布业,丝织业也很发达。《松江府志》说:

俗务纺织,他技不多,而精线綾、三梭布、漆纱、方巾、剪绒毯,皆为天下第一。梅花、灯笼、拨罗、绒纹绣,亦他方所无。……要之吾乡所出,皆切于实用。如綾、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卷四《风俗》)

不过,松江还是以盛产棉布更为有名。有谚云:“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自明代中叶以后,南北各地的商人纷纷到松江购买布匹,贩销外地。其所谓“衣被天下”,还有商人的功劳。而魏塘,是当时浙江嘉兴府属嘉善县的一个镇,以产纱著名。其实,棉花种植及其纺织业,并不以松江、嘉兴为限,只是这些地方最为发达而已。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说:

宋元以前,中国衣着原料咸取给于丝麻,属国间有棉布入贡,只供皇室玩赏,中土人民是不知有棉花与棉布其物的。宋末元初,中国本土始有植棉。所以棉花之成为‘女织’的原料,乃是宋元以后的事情。惟由于种种原因,植棉与棉纺织技术在中国之传布,极为迅速。到了明代末年,棉枋织业显已成为中国小农家不可或缺的生产活动,其中中国经济结构上的地位,亦不过仅次于农业而已。(科学出版社,1955年,P7。)

严中平先生说“由于各种原因”,在上面强调过政府的税征政策方面的原因,这里可以补充一点,可能还与气候变化有关。

图为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书影

研究表明,在最近的2000年中,我国气候大约以1230年为界,前期较温暖,后期较寒冷。15世纪,我国气候渐渐进入小冰期,直至20世纪气候回暖,小冰期结束。(王铮、张丕远、周清波:《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兼论人地关系》,《地理学报》第51卷第4期,1996年7月)这个气候的变化,与宋元之际棉布在江南开始种植,在时间上恰好重合。15世纪已进入明代,而正是在明代,棉纺织业获得长足发展。明代和清代,气温比唐宋时要冷,也比现在要冷,尤其是冬季更为寒冷。明朝国家为了供应北镇军队的冬衣,向民间征收大量棉布和棉花。其实,普通民众也有抵御寒冷的需要。这就使得棉花种植及其纺织业在15世纪以后获得迅速普及和发展。

所谓“棉布时代”,从时间上看,大抵与1230年之后的寒冷期相始终,中间经历了元、明、清三朝,前后大约有七、八个世纪的时间。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化纤布料开始普及。称之为“的确良”或“的确凉”的化纤(绦纶)布料,一时广为流行,成为时髦。化纤布料的使用,使历史进入了新的时代。

将衣被材料的历史划分为丝麻、棉布和化纤时代,只是为了理解人们在利用纤维做衣被材料的变化与发展。在棉布时代,人们的衣被材料固然以棉布为主,丝、麻生产及其织品也一直存在,尤其是丝织品的生产技艺在这一时代登峰造极。在丝麻时代,丝织品比麻织品要高级。在棉布时代,丝织品也比棉织品要高级。但成为人们眼中的奢侈品,大约是在棉布时代才形成的现象。与之相同,麻布在进入棉布时代后,虽然不算高档材料,但也变成一种较为特别的材料。有一个成语,叫“披麻戴孝”,说的是一种丧礼,尤其是孝子在服制期间要一直穿着麻布做的丧服。这种仪礼,大约也是在棉布时代更显出其特别的意义。棉布在织成之后再加染色,主要的染色原料是蓝靛,所以当时的流行色是蓝青色。在这种颜色的衬托之下,其他红黄紫等以及本白色,都显得较为特别。麻布不染色,由新变旧,呈褐色。唐代选官制度上有所谓“释褐”,字面意思就是脱去褐色的麻布衣服。这种颜色的麻衣,在棉布时代还做丧服,不去说丧礼中的其他细节,单说麻布的褐色,在蓝青色之间就显得很特别。前面提到过的“胖袄”,就是现在所说的棉袄或者羽绒服之类的冬衣。这种看上去胖胖的衣服,冬天时大家都穿,尤其是成群结队的军士,都穿着同样的胖袄,这大约是丝麻时代没有过的人文景观吧。冬季有了这样可以御寒的棉衣,不仅使当时的人们度过漫长的寒冷期,也使他们在冬季因为穿着棉衣而可以有更多时间外出活动,包括戍守、生产以及日常出行,这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的活动能力呢?果真如此,则棉花及棉纺织业在“中土”的生产和普及,功莫大焉。

上上 编辑 / 小邢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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