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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17 20:00 | 豆瓣：苏美 《聊斋》全书近五百篇，内容涉及枉死、诈尸、地震、复生、教乱、冤狱、离乱、学道、捉鬼、灭狐、 瘟疫、复仇，有些篇目仅仅记录了一桩无可解释的奇闻异事（如《种梨》）或一门令人惊奇的技艺（如《口技》）或仅仅是违反了常情常理 （如《金永年》），真正描写男女情爱的篇目，并不占多数，就卷一而言，三十三篇中仅《画壁》一篇涉及书生和仙女的欢爱。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执着于一种印象，即：《聊斋》是一部爱情小说集。 这种误解其来有自：《聊斋》是用文言文写的，这对原典阅读是个不大不小的障碍，其大众普及方式，除了白话译本外（篇目多不完整，水平参差不齐），多以影视改编为主。得到影视改编的篇目大多涉及男女情爱，这当然是基于影视创作的原理和商业上的考虑，同时，在改编过程中，从情节到神韵，不可避免大量俯就今人审美和伦理的改动。以《聂小倩》为例，原著中宁采臣早有妻室，小倩仅是鬼妾，且在小倩之后宁书生又纳了一房妾，原著花费大量篇幅描写聂小倩作为一名女鬼，是如何进门当媳妇，并最终得到宁老太太的认可，从而成为正房夫人的。而在徐克监制的《倩女幽魂》里宁采臣则被改造为符合现代口味的高颜值情种，人鬼恋基本上是人人恋的复制品。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胡金铨导演的《侠女》，电影本身艺术价值极高，但和原本《侠女》相去甚远。总得来说，影视戏剧语境下的《聊斋》强调了戏剧性和传奇性，原文中未知的神鬼世界的留白，系数被今人的逻辑和道德观念补齐。一方面，这使得故事能符合现代人的思维习惯，另一方面，不得不说，大量细节甚至情节的篡改，此聊斋已非彼聊斋了。 作为文学被接受的《聊斋》境遇也非常奇特，一方面，不难想象这本描写因果报应、人鬼狐怪的文言小说在四九年之后遭遇的困境；另一方面，蒲松龄故居又高挂着无产阶级文坛领袖郭沫若的对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是的，《聊斋》被片面接受了。直到今天，在教科书式文学教育中，认为《聊斋》最具价值的精神有二：其一为刺贪刺虐，即反映封建时代黑暗统治，如《促织》《商三官》；其二为反抗封建婚姻，勇于追求自由爱情，如《青凤》、《连城》、《青娥》——这使得蒲松龄很像一位左翼作家。除去一些劝人向善的篇目外，剩余大量的作品被刺上“糟粕”的金印自此丧失了合法性。但不得不说，《聊斋》的魅力恰恰生长在这些“糟粕”之中，它们以碎片方式，保存了一种迥异于今天的时代气氛，简单来说，就是人鬼仙共存的世界观，万物一体的平等观，死生不息的生命观和恩义信的伦理观。 而作为女性文艺（区别与文学）对象的聊斋，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聊斋女性同红楼梦女性、金庸武侠女性、民国女性群体一道，成为女性情感话题常规的迫降点。但《聊斋》的特殊困难在于，作为文言小说它并不以提供独特、鲜活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当真掩卷沉思一番，除去少数特例，想要把众多面目模糊的书生和女鬼从近五百篇中准确抓取出来，委实有难度。若说这些群像或故事有共性，最便宜可感的，就是书生很穷而女鬼很美，而穷人又总能以极低的代价睡到美鬼——虽然真实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也就不费脑筋：整本《聊斋》无非是穷酸文人的意淫。于是就出现一副非常独特的场景：同在女性情感语境之下，《聊斋》在上述几部作品中被阅读的最少，被误解最多，得到的批评又最甚，批评的对象也主要针对连全名都没有的穷书生，批判核心也很简单：凭什么？ 《聊斋》中有一篇奇文叫做《侠女》，说了这么一个故事：金陵有一个书生，姓顾，为人孝顺，但家境贫寒，只能写字作画来奉养老母亲。他家对门有一对母女，更加贫穷，家徒四壁，经常得到他家的周济。这家女儿非常漂亮，但冷如霜雪，出入拒人千里之外。顾母曾想撮合儿子和她结为婚姻，没有成功，但爱她是个至孝之人，依然嘱咐儿子送去米粮。这女子也就帮着顾母裁衣做饭，出入堂中，和儿媳妇没什么两样。顾母生病，女子尽心照料，老太太心感不安，悲叹顾家没有福德娶到她这样一位好儿媳，恐怕是要绝后。女子并不答言，却对顾生更加冷淡了。这一天，女子料理完顾家事，突然主动和顾生欢好，却明言仅此一次。第二天再想亲近，女子复又如以往那样冷漠。顾生还没来得及痛苦，女子却自食其言，又一次来与他燕好，天明复去，又是一副不可侵犯的死样子。 后来女子的母亲病死了，顾家很有情义，尽全力把老太太葬了。有天夜里，顾生去找现已独居的女子，却接连两次发现女子深夜外出，就疑心她与人私会。女子对此不置可否，只告诉他一件急事：她怀孕了，临盆在即，因为没有夫妻名分，不便生养，请顾母去请一位奶妈，对外只说这是抱来的孩子，绝不要提到她。顾母听了大喜过望，想娶她，女子又不肯。几个月之后，女子生下一个男孩，趁着夜深无人让顾母抱走。 过了几天，女子夜半前来，要与顾生永诀。顾生惊问缘由。原来女子生于大户之家，其父为仇家陷害被满门抄斩，她背着老母逃了出来，在此隐姓埋名，之所以不复仇，是要为母亲养老送终，后来又因为腹中有婴儿，拖延了一阵，今夜大仇得报，平生再无遗憾。女子说完抖开手中的皮口袋，一颗鲜血淋漓的人头应声落地。女子又说：“你对我母亲的恩德，我片刻不曾忘记。但我所能报答的不是床笫之欢，而是为你顾家留下一丝血脉。本指望一次受孕成功，不想又来了月经，所以才有了那第二次。我生的孩子你要好好养大，你福薄命短，但他可以为你顾家光耀门楣。夜深了，不要惊动老母亲。我走了。”顾生心甚凄凉，正想问她到哪里去，女子身子一闪，像电光一亮，就不见了 。 即便在《聊斋》这样一本奇书之中，这篇《侠女》也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异数。作为文学作品它的叙述方式非常奇特。侠女的身世涉及江南权贵间的倾轧、构陷、灭门、出逃、蛰伏、孤女复仇以及最终绝迹江湖，几乎涵盖了宏大叙事所需的一切要件，故事自身的张力为叙事提供了比《商三官》和《席方平》更为凄厉、激愤、惨烈的宏大叙事场域，但蒲松龄却弃之不顾。他不单舍弃了大叙事，甚至从根本上舍弃了大故事。我们今天看到的《侠女》，没有一笔关于惨烈往事的直接描写，甚至蛰伏三年最终手刃仇家的大场面，也极度节制，只在装着人头的皮口袋上有短暂的聚焦，《侠女》的故事主体，是在穷街陋巷之中两户穷苦人家之间的一段情感往事。 与古代不同，现代爱情具备了一些宗教特征：有松散的规定、仪轨、象征物、符号、节日、庆祝活动，得到共识的评判标准，以及不成文的惩罚条款。“爱情是一种信仰”这种表达非但不会引起疑问，相反，它能给予说话者一种底气，毕竟有信仰的人不可侵犯。然而，以今天的情爱观考察《聊斋》，很难对其中的爱情事件感到满意：书生们的贫穷，浮浪、猥亵、二三其德令人沮丧，而女鬼们的委曲求全和过于贤淑也缺乏充分理由。说到底，还是那三个字：凭什么？ 但这些问题在《侠女》几乎不存在。这位冷若冰霜的美人没有爱上顾生，至少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她对后者发生了爱情。她不嫌污秽，照料顾母，是因为顾家接济她母女二人；杀了与顾生有私情的男狐狸精，是怕它妨害顾生和自己复仇；为顾生怀孕生子，更是因为顾生家贫无妻，为他家延续香火。照料家事，供养婆婆，清除狐狸精，传宗接代，一切现代女性会且仅会基于爱情而完成的任务，她都在爱情缺席的情况下超一流的完成了，而且完全看不到有任何计算和怨怼。 侠女的人生主题不是爱情，而是复仇。这一主题和顾生本来毫无关系，仅仅因为顾家对她母亲的柴米之恩，她的人生出现了第二个主题，就是报恩。报仇和报恩，在古代是人伦大事，远比情情爱爱要严肃而终极的多，它作为一种绝对的道德律令，是被提到一个人是否有资格被称之为“人”这样的高度上来的。报恩的手法众多，卖身葬母最为典型，阎婆惜和宋江的孽缘正始与此。卖身虽为报恩，但多少也有点寻找托付的意思，真计较起来，也算投桃报李。而侠女的惊人之处，却恰恰在恩与报的重量悬殊。穷帮穷，无非也就是舍口粥饭，而侠女甚至连顾母的妇科病都肯伺候，这真算知恩图报，然而把整个名誉，身体，报仇大计甚至骨肉都不做计较，其直接、果决和极致即便在《聊斋》中也绝无仅有。原文中关于侠女分娩的场景，是这么写的： 又月余，女数日不至，母疑之，往探其门，萧萧闭寂。叩良久，女始蓬头垢面自内出。启而入之，则复阖之。入其室，则呱呱者在床上矣。母惊问：“诞几时矣？”答云：“三日。”捉绷席而视之，则男也，且丰颐而广额。喜曰：“儿已为老身育孙子，伶仃一身，将焉所托？”女曰：“区区隐衷，不敢掬示老母。俟夜无人，可即抱儿去。” “蓬头垢面”真道尽辛苦，再联想到她身怀六甲夜探仇家，临盆不久立刻手刃仇人，真无法对这种身心上的双重煎熬视而不见。当然，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位身负异秉的神仙娘子，浑身都是铁，但事实上，作为一个连老母都无法养活，无法埋葬的普通人，她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不这样，又能怎样。泼天的仇恨，不过“区区隐衷”四个字也就罢了。 大仇得报，深夜永诀，正说明侠女并但毫不冷漠，而恰恰是一个情深之人，身为凶手，无法久留，对儿子和顾母的惜别，冷静而情深难掩。但也就止于此，有恩的报恩，有仇的报仇，这才是古人的世界，不纠缠爱是不是性的前提，孩子该不该成为报恩的手段，同态复仇是不是理性，以及“恩义”二字是否真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古人的恩义观朴素到不符合现代文明，但在《聊斋》中，大量的篇目都在描写（并非歌颂）这种情感，人和人之间如《乔女》（其极致程度甚至超过《侠女》），人鬼之间写的最精彩的是《王六郎》，人和动物之间是《蛇人》，人狐之间的如《娇娜》，自己和自己之间如《叶生》。这些篇目的主旨都不是爱情，但却把恩义二字推到极致，最是《聊斋》神韵之作。说到底，人也好，鬼也好，畜生也好，男也好，女也好，众生皆苦，都在六道轮回不得解脱，贫穷、病痛、残疾、离乱、凶年、冤死、罪恶、报应、煎熬，不可胜数，生是如此漫长，死也如此漫长，如此艰难，彼此给予安慰，是人之为人的应有之义。 今天读《聊斋》总要长舒一口气。社会化分工如此之高，仅仅依靠经济而非关系，就能相对独立的解决生老病死这些基本大事；加之对个人独立价值一再高扬和强调，报恩这件事就显得古怪而不合时宜，不单受恩，甚至连施恩都成了一件让人有心理负担的事。我们偏好“两不相欠”这种干净的关系模式——虽然我们的“两不相欠”与绛珠仙子和神瑛侍者的“两不相欠”不是一回事——于是，爱情就成了一个难题。我们既不愿意去欧洲童话里当个等待被拯救的公主，也不愿意去《聊斋》里来拯救穷书生。我们偏好“对等”，而这个“对等”看上去又多么像是“平等”啊。 《聊斋》中有一篇小故事叫《祝翁》，说的是一个姓祝的老汉一病而亡，家人就着手料理后事，正忙乱间，祝翁又活过来了。活转之后，他只跟老伴儿说话。他说：“我适去，拼不复还。行数里，转念抛汝一副老皮骨在儿辈手，寒热仰人，亦无生趣，不如从我去。顾复归，欲携尔同行也。”家里人只觉得祝翁说胡话，并不当真。但祝媪是这么回答的：“如此亦善。”然后去料理好家事，简单梳化了一下，和老头子并排直挺挺的躺在床上，一起死掉了。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把它叫做爱情故事，也没什么不可以。 查看原文 ? 版权属于作者 商业转载联系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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