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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0年代以来，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莫斯科度过的。除90年代初期从事与我的专业(研究原苏联的对外政策与国际关系)有关的工作外，其余时间，都是在中国公司里供职。1993年退休时我在莫斯科，碰巧有中国公司聘请我担任商店经理，于是，我留了下来。先是在红场边的"ГУМ"，后是在无名烈士墓旁的“охотный ряд”地下商场，从事商店的管理工作达5年之久。这期间，我接触、结识了许多居住在莫斯科的中国人(华人、华商和华侨)。现将他们的有关情况，简扼介绍如下，仅供参考。 一，华人社团：50年代前后，在莫斯科居住过一些中国人，他们主要是被中国政府派到那里去学习或深造的中国青年学生。60年代以来，由于中苏两国关系逐渐恶化，在莫斯科的中国人越来越少。直到80年代，随着两国关系开始解冻，中苏贸易关系迅速恢复和发展，去莫斯科的中国人逐渐增多。苏联解体后，中国的许多个体商贩，纷纷涌入莫斯科；中国的公职人员和学生的人数也迅速增加。到90年代中期，在莫斯科的中国人号称10万大军，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华商。这是因为，那时莫斯科的物资匮乏，中国的商品备受欢迎，各类商品如海绵吸水，很快被吸收一空，缓解了莫斯科供应紧张的燃眉之急，许多华商当时也发了财。此后，由于俄罗斯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俄两国贸易政策的调整，西方国家各种商品的大量涌入、俄罗斯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作用等原因，自90年代下半期起，中国商品遇到了挑战和竞争，销售情况越来越糟，因此，中国商人、特别是个体商贩，相继离开莫斯科。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0年上半年，在莫斯科经商的中国人大约只剩下2万多人，加上中国公司、企业的常驻人员以及中国在校学生，估计目前在莫斯科的中国人总共大约有3～4万。 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经历了一个漫长与曲折的历程。为了适应莫斯科的复杂形势，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建立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居住在莫斯科的中国人日益认识到建立自己组织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于是，自90年代初期开始，莫斯科华人与华侨联合会、莫斯科华人商会、莫斯科华人妇女联合会等组织，先后宣告成立，并积极开展了多种有益的活动。 例如，它们为国内抗洪赈灾活动积极募捐、组织华人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日参加当地大游行，悼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以及组织华人文化艺术节，等等。多年来，在中国驻俄使馆的领导与支持下，这些华人社团对于维护华人、华商和华侨在俄罗斯的切身利益，加强在莫斯科生活的华人同胞之间的团结互助，以及促进和发展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华商的贸易中心：在许多西方国家的城市中，大凡中国人集中居住或经商的地方都有“唐人街”，惟独在俄罗斯没有。但在莫斯科有类似的贸易中心，或称商业楼，大约有20余座，分布在莫斯科各市区。80年代末、90年代初被中国商人买下后，经过简单的装修，出租给一些中国小公司和个体商贩。在这些楼房中，大约有数十间或上百间房间不等。由于生活条件和卫生设备均较差，每层楼只有公共厨房和厕所，甚至没有淋浴设施，故房租一般较低，租金 视房间面积大小而定，每月房租有的为4～5百美元，有的为6～7百美元。华商在楼内吃、住、工作和存货、卖货，往往3～5个人挤住一室，生活比较艰苦。 在这种商业楼中，华商经营的品种繁多，不下上千种，而且大多是零批兼营。原先，这里的华商不但可以在租赁的房中存货和居住，而且白天可以把货物挂在房门口出售。但近年来根据俄方的新规定，楼内不得卖货，货物一律运往集市销售。楼内设有俄方的保安人员，顾客出入须出示护照；一般说来，安全条件尚可。楼内除设立了兑换美元的换汇点外，还有中国商人开设的小吃店，专供楼内华商食用。楼内的华商，每天还可买到当天出版的中文报刊，看到中国国内或香港的华语电视节目。这里的绝大部分华商不懂俄语，这就使得他们很难融入当地社会。这些都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唐人街”。 三，华商市场：在莫斯科，最大和最集中的华商市场为太阳公司市场，位于莫市东北部，方圆约6平方公里。这是由一位华商将地皮一次性买断下来，然后配以20～40尺容积的空集装箱作为摊位，出租给华商。根据地势座落的优劣，每个集装箱的月租金从几百美元到上千美元不等。市场有俄方警察值班。华商的货物，除部分是通过铁路运入外，大多数货物是按公斤或按容积，由俄罗斯航空公司用专机从中国运来，每月大约有200多架次。这种取名为“包机包税”的运输方式，是由华商在中国国内一次付清应交的运输费和税款，飞抵莫斯科后，由运输部门把承运的货物送到华商住处，但不向华商提供住何单据或证明；一旦俄方税务部门派人来检查，华商无税单可出示，往往叫苦不迭。最近以来，莫斯科政府因收不到税款而提出要采取新的“进口行动”，即“灰色清关”：对于手续不全的进口货物，一律予以没收。 俄方的进口税很高。如果严格按官方规定，如数纳税，华商认为无利可图。因此，大多数华商都采用“包机包税”方式进货。然而，由于俄方运输部门与税务机关之间的脱节等原因，“包机包税”曾使很多华商吃尽了苦头。1998年11月27日，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帮俄罗斯警察闯入“扩东商贸中心”，以检查护照和是否纳税为由，随意进入华商房间，把门反锁，恣意搜身和搜查，大肆劫夺财物；对不愿交出美元和卢布的华商，拳打脚踢，侮辱人格，使华商在精神上受到极大伤害，经济上受到严重损失。仅山东省的福鹏裘革集团公司一家，这次就被税警们抢走20余万美元。据不完全统计，“扩东商贸中心”的华商，这次无一幸免，他们总共损失了110多万美元11998年12月5日，当地中文报纸《莫斯科晚报》在头版头条以《中国人流泪了！》的醒目标题对此作了详细报道。 四，教会、同乡会：莫斯科的部分华人分属于两大教会：一是华人耶稣教会，二是华人真耶稣教会。 每个教会大约都拥有数百名华人。一些美国、欧洲其他国家以及香港，台湾的牧师和神职人员，经常到这里来向他们布道、传教。越来越多的在莫斯科的华人、华商和华侨信仰宗教。这里的一部分华人，还有 自己的类似“同乡会”的组织。例如，在这里的朝鲜族、蒙古族、东北人、上海人、浙江人、山东人和福建人等等，都有自己的社区。他们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困难，便请本社区有威信的“老大”出面交涉、解决。 他们从中国来莫斯科站稳脚跟后，便想方设法把自己的近亲、远亲，也接到莫斯科来帮自己发展事业。 于是，在这些华商中间，往往形成大家套小家，亲戚套亲戚。 五，中国学生：在莫斯科各大院校学习的中国学生，一部分属于公派来的，也有不少是自费留学生。 学习分为3类：预科班、本科和研究生。这里的一些高等院校，收费比西方国家要便宜得多，一般一个学年收费约1500美元左右；但也有收费高的，每学年为5500美元。学校提供住处。来莫斯科就读的中国学生，大多学习刻苦，遵守校规，成绩优良，但也有少数人出来留学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掌握一门科学知识与本领，而是长年在市场上经商，很少在学院听课学习，完成作业。他们当中，大多是自费留学生。不少学生在学习了一二年之后，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自谋职业，边学习边打工，以求自食其力。有的在学院毕业后，娶俄国姑娘为妻，继续从商，长期在莫斯 科定居。个别人通过不正当关系，获得毕业证明和学位，甚至有了博士学位头衔，但俄语还未真正过关。 六 ，新闻媒体：在莫斯科的中国人，还拥有自已的中文报刊和其他舆论工具。自1993年第一份中文报纸《中俄讯息报》出版以来，《莫斯科晚报》、《路迅参考》、《唐人街报》以及《龙报》等也相继问世。到2000年上半年，已发展到4刊10报3台；而莫斯科华侨联合会目前还在酝酿出版彩色刊物《天下华人》(其总部在伦敦)，以弥补长期以来莫斯科华人中间无一份彩色报刊的缺陷。这些新闻媒体和通讯机构，极大地方便了莫斯科中国人的工作与生活，使他们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再就3家中文寻呼台而言，它们昼夜24小时为华人服务，不仅延伸了电话的作用，还发挥着广泛传播信息的功能。它们与中国国内主要报刊联网，及时发布重要消息、新闻、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国内的主要动态、华人的社会活动，报警、商业广告、银行汇率、交通事故、以及天气预报，等等，内容十分广泛，功能相当齐全。这些寻呼台还与北京、哈尔滨、福州等主要城市联网，例如，莫斯科与哈尔滨两地可相互呼叫，从而使得国内外亲友之间的联系，以及商 业信息的传播，更为方便与快捷。据初步统计，莫斯科30％的华商、华人，都配戴有中文寻呼机；这在其他国家华人群体中，也是不多见的。 七，华商开的宾馆与中餐馆：凡是因公因私短期去莫斯科的中国人，住宿问题很容易解决，因为华商在莫斯科开办了10余家宾馆。90年代初中期、当俄罗斯的房地产价格很低时，一些华商将买下的楼房，经过装修，办成宾馆；也有的是在莫斯科市原有的、属于二三级的宾馆中，包租一二层楼、几十套房间，一般都有卫生间、电话、电视等设备。它们的规格高于上述提及的贸易中心(商业楼)、又低于中国国内的星级宾馆，条件介乎于两者之间，每月每套房间的房租约为3～4百美元或5～6百美元不等。住在这里的大多是中国来俄的各行各业的经理、负责人，或者是比较成功的华商，而且往往是全家长期租用。租用这类宾馆也包括一些中国公司驻俄办事机构。 在莫斯科还开设有30多家中餐馆。除少数由香港、台湾以及其他亚洲人经营外，大多数经营者是中国大陆各省市去的华商。经营最早的要数1987年开业的梅花饭店，而规模较大的又当属北京饭店。此外，生意较兴隆的中餐馆有唐人大酒家、长城饭店、王府饭店以及北方人酒楼等。这些中餐馆，都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装修，墙壁上大多挂的是中国字画；一些主要菜肴的原料，如各种蛇类等，也是从中国国内运去的。这些中餐馆的顾客，大多是莫斯科的中国人。每逢新年、春节、重要节日或公休日，顾客较多。 除中国人光顾中餐馆外，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俄国人也常来中餐馆就餐，尤其是逢年过节或双休日。1999年元旦之夜，王府饭店顾客盈门，座无虚席。 其中一半是在莫斯科的中国人，而另一半顾客则是当地莫斯科人，后者占满了一个大餐厅，主要是成双 结对的年轻人，每人交80美元，吃的是自助餐。席间，除中国人表演京剧片段和茨冈人表演音乐节目外，主要是他们边吃边舞，通宵达旦，气氛十分热烈。然而，近年来由于中国人在莫斯科经商日益困难，在莫斯科的中国人越来越少，这不能不对这些中餐馆今后的发展前途产生消极影响。 八，中资机构：这些机构大多是租用莫斯科的外交公寓。这里环境幽静、设备齐全，警卫24小时值班，安全可靠。一些中资机构通常是把办公室与员工住宿，连在一起，包租一个单元或几套房间，条件十分舒适、方便。但有的中资机构也买房，例如，新华社和 中国银行驻莫斯科的办事机构，都是在莫斯科的外交公寓中买了单元房。这里的房地产价格较高，普通一套两居室住房，大约为7～8万美元；而在郊区，则稍许微便宜一些。 近两年来，在莫斯科引人瞩目的一件事是，中国政府委托一家公司在莫斯科市内购买了两处房地产，一处在新阿尔巴特街，另一处在一地铁站旁边。 早在1997年下半年，据说中国副总理李岚清曾在莫斯科作过市场调查，并写了调研报告转交给当时的李鹏总理。在这个报告中，李副总理详细介绍了中国九大楼(即包括本文上述“扩东商贸中心”、越南楼、河北楼等)在莫斯科市场的重要作用，并列举了在这些楼中经商的中国人的辛酸经历。李副总理在报告上指示，中俄贸易应以边贸为基点，以莫斯科市场为重点，全面更新中国商品的面貌，确实以高品质、重名牌的战略，进入俄罗斯市场。李鹏总理的指示是：同意岚清同志的意见。莫斯科市场拟以九大华人楼群为基点，应尽快进入“гум”、“цум”等一流商场，全面塑造中国名牌商品。俄罗斯是个大市场，要付出代价，赔本生意也要做。据说，正是在中国政府领导人上述指示精神的指引下，有关部门在1999年向莫斯科投资公司购买了商业综合大楼。据俄罗斯《商人 报》1999年4月14日刊登的报道称：这是自1998年危机以来，在俄罗斯房地产市场成交额中最大的一笔交易。中国政府耗资5000万美元购买的这座大楼、将成为在俄罗斯的第一家其商品纯系中国生产的百货商场。该报还登出了这座大楼的照片，说它看上去“完全像欧洲风格”；拥有16000平方米，除作百货商场外，其顶部将兴建露天网球场和中国餐馆。并说，预计在10年内能收回成本。据笔者所知，由于莫斯科市的政治形势出现问题，(例如，在1999年秋，两座居民楼被车臣恐怖分子炸毁)，这座大楼买后曾在招租 中遇到一些困难。截~2000年7月，除大楼底层有两家餐饮店已开张营业外，整个大楼基本上仍在闲置着，但估计今年秋季可望开张营业。 此前，被中国政府购买的座落在新阿尔巴特街的另一处房地产，已于1998年8月由“天客隆”承租并正式开张经营，从而在莫斯科出现了第一家由中国人经营的超市，这是中俄贸易关系中的新气象。这里，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氛很浓，品种齐全，质量上乘，进店后让人仿佛置身于北京的超市，只不过售货员是清一色的俄罗斯姑娘。目前，“天客隆”这家惟一的中国超市在莫斯科的影响正日益扩大。 九，老华侨与通婚家庭：在莫斯科还住着一些老华侨。他们有的是在解放前就来到莫斯科的，也有一些是在50年代被公派来莫斯科学习、期满不归、留在莫斯科的华人。其中有一些人已成为这里的著名人士，现已年迈，过着退休生活。他们当中，也有的还担任着华人、华商社区的领导工作、大公司财团的总经理等职务。据知，在这些老华侨中，有的还曾是中国领导人的后代，例如：王明的儿子、李立三的孙子，等等。此外，在老华侨中还有许多是著名学者、艺术家或社会活动家，例如，专门研究屈原的历史学家贵德林、文学家白嗣宏、音乐家左真观以及俄国际电台华语节目主持人陈国平等人。 目前在莫斯科，华人、华商中与俄罗斯人结婚成家的通婚家庭大约有200户，其中，老华侨多于新华侨。由于俄罗斯属非移民国家，批准定居的程序与要求很严格，申请者往往要经过多次筛选后才能获准；加之，由于莫斯科的房地产价格昂贵，申请定居者还要交纳相当于俄罗斯人最低收入5000倍的定居费；而大多数华商又不懂俄语，无固定的专业与特长，故他们很难融入俄罗斯人的社会和取得通婚定居的权利。在这大约为200家通婚家庭中，包括他们的后来迁入莫斯科的亲属，总共大约为2000人。 一般说来，这些华侨大多不从事商业活动，而是有一技之长和固定职业，在俄罗斯的机构中工作。几乎所有的通婚家庭，现在都已被俄化。家庭成员之间，因不懂中文，只用俄语交谈。 十，华商中的富贾：自90年代以来，随着中俄贸易关系的发展，在莫斯科长期经商的华商中成长着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他们不但自己成了富商，也支援了中国国内经济建设。例如，在莫斯科的中国商人中，形成了皮货大王、木材大王、鞋业大王、文具大王、香港首饰、浙江计算器、打火机、电子表的巨商和专门经营者，等等，他们凭靠自己的商业头脑与勤劳，经济效益十分可观。例如，有一位华商专门经营文具，属私人企业，主要是搞文具批发，每月从中国国内运进几个集装箱的文具，多达上千个品种，已形成畅通的销售网络；在他的老家浙江省有5～6万人专门为他加工、供货，他的文具商品在莫斯科已形成垄断。1999年，他的文具营业额将近2000万美元，向俄方纳税的税款也达数百万美元，基本上属于遵守俄各种法规、照章纳税的华商大户。他一家三代人都在莫斯科从事文具的销售工作。由于经营出色，不仅使国内数万人有了工作，还为国家换回了大量外汇，自己也得到了发展。但由于俄的形势比较复杂，制度仍不健全，加之树大招风等原因，1999年他无端损失了几百万美元。文例如，90年代中期，一家私人企业的老板，瞅准了当时俄方男士棉服的短缺，以独到的眼光，精心地组织货源，有效地形成了销售网络，每年都能销售几个或数十个集装箱的货物，从而发了大财。也有一些华商是靠80年代末用低价购买了莫斯科的房地产而赚了大钱的。 一般来说，在莫斯科的华商中，成功者多为私人企业和个体户；国营公司、企业在这里获得辉煌成绩者很少，这内中可能也还有体制上的问题。整个来说，成功与失败的大体比例是：成功者为20％、不赔不赚者为30％、失败者、破产者为40％～50％。在失败者与破产者当中，也有的并非由于经营不善所至，例如，在莫斯科的华商中，有少数人赚了不少钱，但经常跑赌场，结果倾家荡产，一败涂地。据知，在莫斯科的一些华商，每年在赌场中要输掉数亿美元；而莫斯科的一些“卡西诺”(即赌场)，为了吸引这些华商赌博，常常是车接车送，免费提供食宿。 与一些西方国家华商不同的是，那里的华商大多是把赚的钱存入所在国银行；而莫斯科的华商，一般都是将售货款(卢布)换成美元，然后通过各种渠道，汇回中国国内，支援国家建设。当然，也有极少数华商是在赚够了钱之后，以莫斯科为跳板，移民去了西方发达国家。 (责任编辑 江智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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