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晓平实习生王洁
9月9日，北京雅昌艺术中心人头攒动，由苏报集团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仇英模清明上河图鉴赏》新书发布式暨《仇英模清明上河图》国际学术研讨会新闻发布会在这里隆重举行。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单国强，中央美术学院博导薄松年教授，艺术史学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瑞林教授，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原书画部主任单国霖等著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围绕《仇英模清明上河图》的版本等话题展开研讨。 此前一天，“石渠宝笈特展”在故宫博物院开幕，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引得观众排数小时长队等候观看，《清明上河图》的影响力由此可见。 《仇英模清明上河图鉴赏》图版部分介绍的《仇英模清明上河图》为绢本设色，高34厘米，长797厘米，创作于1542-1545年。画中分城外、内城、宫苑三部分，生动地描绘了明朝中期热闹纷扰的市井生活和民俗风情，场面宏大，气势雄伟，构筑了一幅颇有声势、气魄的风俗画，堪称明代社会的缩影。图中可清晰看见天平山、运河，也能看到古城墙、盘门水陆城门等苏州地区标志性建筑，茶肆酒楼、书画装裱、昆曲、评弹等细微处体现了苏州古城特有的生活情致。 就《仇英模清明上河图》而言，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仇英模清明上河图鉴赏》图版部分收录的版本更优。单国强同时建议，把苏州和《仇英模清明上河图》作为“清明上河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仇英模清明上河图》“辛丑本”浮出水面 苏周刊：提起《清明上河图》，许多人就会想到北宋张择端所绘的传世名作。能否介绍一下这幅作品的情况？ 单国强：中国古代绘画作品中，描写城市风物和世俗人情的内容是十分重要的题材，它们以高度的写实性而兼具重要历史价值，被画史称为“风俗画”。北宋张择端创作的《清明上河图》，宽25.2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运用鸟瞰式和全景式的手法，以长卷的形式，真实地表现了北宋都城汴梁的都市生活和风俗民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被列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苏周刊：《清明上河图》是否只有张择端画过？ 单国强：不是。古代没有照相技术、复印技术，名作受追捧，就会不断出现摹本（也作模本）和仿本。《清明上河图》也是如此。 薄松年：是的。比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故宫博物院有收藏，美国等地也有收藏，我知道的版本就有五个。仇英也模过《清明上河图》，而且出现祖本后，在社会上受到欢迎，很多画画的人还随着这个祖本往下“走”了。 苏周刊：《仇英模清明上河图》有多少版本？ 单国强：很多，目前见于画史著录的就有三本：一为《石渠宝笈续编》著录，原藏清宫乾清宫，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可称“石渠本”；二为《石渠宝笈初编》著录，原藏清宫重华宫，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可称“台北本”；三为吴荣光《辛丑销夏记》、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著录，现藏国内私人手中，近年才逐渐被外界所知，可称“辛丑本”，这就是《仇英模清明上河图鉴赏》图版部分介绍的那个版本。 苏周刊：能否简要介绍一下上述三个版本的情况？ 单国强：“台北本”被《石渠宝笈初编》列为“次等”，已公认为临仿本。 辽博的“石渠本”经与“台北本”和其他诸本比较，被公认为是画得最好、最精美、最早的，所以以前一般认为这是仇英的真迹。 《仇英模清明上河图鉴赏》提供的图文资料，使我对《仇英模清明上河图》诸本有了新的认识，即“辛丑本”物象描绘最真实，艺术水平也最高，比“石渠本”还画得好，是存世诸本中的最佳本，抑或是原本真迹。诚然，下此结论还需要更多专家来论证。 苏周刊：能举例说说“辛丑本”比“石渠本”好在哪里吗？ 单国强：《仇英模清明上河图鉴赏》最后部分，图文并茂地对“辛丑本”和“石渠本”作了各方面的比较，尤其在“详图比较”一节中，具体而微地指出了两本在情节、结构、画法上的区别。如演春台戏的“看戏图”，“辛丑本”场面热闹，戏棚讲究，演出生动，乐队齐整；“石渠本”戏棚的横梁杆画在了棚顶下方，没起到支撑作用，伴奏乐队只有一个敲锣的，几个看戏观众站在棚台底下，怎么看戏？ 又如扛木两人，“辛丑本”木杆都正确地扛在肩上；“石渠本”的木杆都穿过腋下。另挑担夫两人，“辛丑本”准确地同用左肩，“石渠本”却一左一右，前后挑夫较上了劲儿。 再如“造房图”，“辛丑本”的锯木支架呈三角支撑，十分稳固；“石渠本”的三根支柱则平行纵排，无法支撑斜立之木，而且锯条也画在了木板之外，木板无法锯开。 又如“大宅图”，“辛丑本”后楼家塾上课，前庭主人邀来乐伎弹唱招待客人，符合当时富家生活；“石渠本”却在前庭弹唱处挂上“青楼”牌匾，后楼则也是家塾，很不得体。 再如“荡秋千图”，“辛丑本”秋千坐板距地面高度适中；“石渠本”坐板已超过地面站着的人，荡秋千人很难上下。 类似现象还有许多处，最后结论是：“石渠卷”'硬伤’太多，绝非仇英之笔，赝品无疑。而“辛丑本”是仇英真迹。同意吴荣光所评：“画之工妙则非以十洲之笔，竭千日之工不能临仿若此。图世多赝本，特就市井小人之事，偶举一二，以相比较，其细致易及，其传神不可及也。” 薄松年：我觉得首先表现在“辛丑本”的生动性上，这可以看出一个画家水平的高低。比如作品开始那段有座戏台，一看就知道是在演《白兔记》。这里无论是戏台的模样还是演员的动作、观众的表现，都描绘得很具体，甚至还画了有钱人搭了看棚在一旁看戏。“石渠本”同样的情节却画得很简单，乐队也画得简单，不符合 真实场景，这恐怕是作者偷工减料了。 单国霖：“辛丑本”与“石渠本”比较，两本在场景的铺叙和情节的描绘上存在比较多的差异，总体观之，“辛丑本”的内容更为丰富，情节安排较为合理，尤其在一些细节的刻画上，“辛丑本”要比“石渠本”来得正确，“石渠本”有不少失误之处，而“辛丑本”在描绘的精妙上明显要超过“石渠本”。 从落款上看，“辛丑本”卷末署款：“嘉靖壬寅（1542年）四月既望画始，乙巳仲春上浣竟，仇英实父制”，更具体。“石渠本”卷末署“仇英实父制。” “辛丑本”卷上前后钤有明项元汴、张经、华夏、陈鎏、薛益、施凤来、应大猷等人收藏印记，并有清吴荣光、何绍基、嵩溥、裴景福，民国陈颐元、陈此生等收藏印记，可谓“流传有绪”。 说这些话，并不是要贬低“石渠本”，这个本子总体上艺术价值还是很高的，只是说，相比之下，“辛丑本”更好。 苏周刊：对于“辛丑本”的题跋、印章、相关著录应怎么看？ 单国强：当然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些题跋、印章是不是真的，这些著录是不是可靠，一点点来进行考证研究。 “辛丑本”或为仇英模《清明上河图》祖本 苏周刊：根据以上情况，专家学者们对“辛丑本”有什么认识？ 单国强：总的看，“辛丑本”许多情节跟“石渠本”差不多，大的段落、有些具体的情节都是一样的，但也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是一个本子借鉴了另外一个本子。因为从内容到形式上，“辛丑本”都优于“石渠本”，所以“石渠本”借鉴“辛丑本”的可能性更大。 陈瑞林：我觉得“辛丑本”的披露是当下中国艺术学研究的一件大事，学术界要给予充分重视，这一作品对当下中国的美术创作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苏周刊：一般的古画是如何认定哪个版本是真迹的？ 单国强：通行的做法是，把几个版本放在一起进行充分比较，如果都没有其中一幅好，大家都照着这幅画的，那这幅就是真的。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这样研究的。经过几个本子比较，故宫的那幅画得最好，结合题跋、印章、流传有绪等因素，专家学者们最后认定，故宫那幅是真的。很多所谓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祖本都是故宫的。 《仇英模清明上河图》真迹的认定，也应仿照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进行。如果基本上其他版本都是“辛丑本”延伸下来的，那么“辛丑本”作为祖本也就基本可以定下来了。 苏周刊：就画风看，“辛丑本”像仇英画的吗？ 薄松年：像的。明四家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前三个人都是文人出身，仇英是民间画家出身，但是他掌握了非常高超的工笔重彩的手法，这种手法在明朝不太受重视，当时受重视的文人画学习元朝的气韵和笔法，讲究写意。仇英善于借鉴文人画，绘就既精工又有士气的作品，但仇英工笔重彩这种技巧文人们却不具备。 单国强：正如《仇英模清明上河图鉴赏》论文部分所说，仇英是漆匠出身，常为房屋构件上漆，耳濡目染，加之观察力超人，所以对建筑的结构和施工相当熟悉，在其他日常细节也观察得非常细致，形成了特别精准的特征。 “辛丑本”画面中以工笔重彩技法绘了上百处景观，1497个人物，每个人大小仅2厘米左右，但人物头部能精准绘出清晰面目，生动幽默，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无一雷同；御园、官府、大宅、商街、店铺、拱桥等建筑纵横交错，壮观无比；园林、花鸟、禽兽随景而设，彰显生机；社会阶层活动无所不容，扛木的姿态、卖艺的画面、杂耍的要领、戏棚的搭建结构、舂米时筐中谷物的多少、植物生长与节气关系、人物身份与穿戴等等，数不胜数，其涉猎之广泛，细节之精准，令人叹为观止。 相比之下，“石渠本”人物均以线描着淡色为主（部分士女、儿童服饰重彩）；眼睛用墨点代替；头发不分老少一律黑发；人物面相神态凝重雷同；服饰鞋帽单调不整，绝大部分人物不论身份地位均身穿长、短衫，头戴网罩，脚穿黑鞋。 总之，“辛丑本”在人物描绘上都符合精准、工笔重彩的特征。从年份上看，“辛丑本”完成于1545年。此时仇英约五十多岁，画技相当成熟，已创作《子虚上林图》《苏州图》等大型作品，使仇英绘制长卷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完全能画出“辛丑本”这样的巨作。 苏周刊：仇英有没有可能既画了“辛丑本”又画了“石渠本”？ 单国强：不太可能。从所绘内容看，“石渠本”比“辛丑本”晚。而“辛丑本”的题跋里有这样两句话：“嘉靖壬寅（1542年）四月既望画始，乙巳（1545年）仲春上浣竟”，就是说画了三年才画成。不久仇英就去世了，所以不可能再画“石渠本”了。 单国霖：“辛丑本”“石渠本”在情节的安排、人物活动场景的铺叙、宫苑楼阁的规模、细节的刻画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技法语言也不同，很显然是不同画家所绘。 “辛丑本”应成“清明上河学”重要组成部分 苏周刊：研究“辛丑本”，对苏州来说有什么意义？ 单国霖：尽管此图是“旧曲谱新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明代苏州的乡土风情。它描绘了缤纷多彩的社会经济商业活动、文化娱乐生活和民俗风情，刻画了各色人物，这些并非是画家凭空臆想出来的，若用历史文献相互引证，可以发现很多是明代吴中地区社会现实生活的折射。 陈瑞林：是的。“辛丑本”以明代江南城市为描绘对象，展现出了更加广阔丰富社会生活，有着别样精彩生动的生活再现和艺术表现。 这一本子沿袭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鸟瞰式、全景式的构图，展卷阅读，从乡村到城市，视点步步推移。画中既有众多游春赏景的人物活动，又着重展现清明时节江南城镇的“春台会”庙会活动。春台会是春日谢神拜神的祭祀活动，又是外出赏玩的游乐活动，活动中两性自由交往、祈求婚恋生殖繁衍，画面穿插迎娶队伍游行的场景，还有观音庙中妇女祭拜，蕴含深刻的民风民俗意义。所以这幅画不仅是风俗画，还是市井画，把当时城市市井的方方面面都很真实、准确、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苏周刊：“辛丑本”对研究当时的经济而言有什么作用吗？ 陈瑞林：明清时代我国出现了两个转变，第一个就是城市化，第二个就是商业化。当时苏州是东南经济中心，甚至可以说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各地来客云集、商品荟萃，因此，通过“辛丑本”不但可以研究仇英的艺术、研究中国绘画艺术的演变，也可以研究明代中国经济的发展。 苏周刊：“辛丑本”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研究价值？ 陈瑞林：对研究明代服装、建筑甚至戏曲，也都很有帮助。 以戏曲为例。明代苏州是一个戏曲很繁盛的地区，要了解戏曲史，研究苏州的戏曲发展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篇章。元代南戏著名的作品《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被后人称为四大南戏，在明清时期传演甚广，影响深远。“辛丑本”中就画有《白兔记》的演出场景，对研究戏剧史来说是极为精彩的材料。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所以我希望北京、苏州今后有更多的机会展开更深入、更广泛的学术研究。 苏周刊：围绕“辛丑本”，可以开展些什么活动？ 单国霖：展览、研讨、开发延伸产品等，都是可以的。 据我所知，清华大学明年拟在新建成开馆的艺术博物馆举办“辛丑本”首展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届时除邀请国内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外，还拟邀请一大批海外博物馆和研究机构著名专家学者参加，对“辛丑本”展开广泛的学术研讨活动。 苏周刊：对《清明上河图》的学术研究，有没有一个专用名称？ 单国强：可以称为“清明上河学”。这不是我提出的，是在研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时有人提出的，但不像“红学”那样广为人知。现在看来，《清明上河图》不光有张择端的，仇英的，还有其他的；《清明上河图》的研究内容也不只是作品的真伪、优劣，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清明上河学”体系。 目前“清明上河学”正在不断深入、拓展和延伸，应该重构“清明上河学”，把对《仇英模清明上河图》和苏州的研究纳入其中，让“辛丑本”也能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那样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并以相似的研究途径和方法对其展开全方位的研究。在认定其是否为真迹之后，对尚待解决的问题和更深层次的价值展开探讨，使之成为“清明上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物简介 单国强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的书画鉴定家。1942年生于上海，196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毕业后在故宫博物院从事业务工作。主攻古代书画史论和书画鉴定研究，著有《古画鉴赏与收藏》《中国绘画史·明代》《巨匠与中国名画·任伯年》等。 薄松年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32年生，河北保定人，著名美术史论家。2008年被中国美协评为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美术史家，先后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编委、《中华艺术通史》（国家文化重点工程）特约审稿专家、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专委会委员等。 陈瑞林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艺术史学者），1944年生，湖南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艺术史系国际交流学者。擅长美术史论。曾任《美术》杂志编委、编辑部主任，《装饰》杂志编委等，著有《中国西画五十年1898-1949年》《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历史研究》等。 单国霖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原书画部主任），1942年生，单国强孪生兄长。196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擅长书画鉴定和中国书画理论历史研究。主编有《华品书画集》《海上名画家精品集》等。曾赴美国讲学，并参加美国、日本、香港等地国际学术研讨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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