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古国史》绪论：中央亚细亚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中亚古国史》绪论：中央亚细亚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2015-02-04 威廉·麦高文 科学出版社社科分社

 

著者：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

译者：章巽

著者原序

本书献给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凯内脱·华莱士·科累

格罗夫（Kenneth Wallace Colegrove）先生

亲爱的凯内脱：

我现在将这微小的著作献给你，聊以申谢你对我的许多厚惠，和你对我的不断鼓励及援助。

你不啻是本书的义父，因此之故，我觉得应将产生本书的经过，向你陈述一番。

数年以前，当我为讲授“民族与民族主义”一课而搜集资料时，我对于东欧及近东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对于芬兰、匈牙利和土耳其，特别感到兴趣。

随而我又深深感觉到历史传统在这些国家中的重要。为求了解并认识她们当前的政治局势，我常需要去寻求其历史的背景。不久我就认清，除非我能先将她们种族的、语言的和文化的史迹探究明白，即无从理解这些国家中的居民之当前态度。

这三种人民，据信皆来自中央亚细亚。因之自然需要先去研讨一部分的中亚历史。我旋即发现关于此一部分历史的可靠著作，竟异常稀少。从这一地区中，不断地有一批一批的人民，四出征略，往往深切影响全世界历史的进程；可是关于这些人民迁徙的波涛，我们所得而见的记述，却惊人的稀少。固然也有许多零星的专著及论文，其中多数皆带有高度的专门性，涉及种种晦黯的专题，但我竟找不到一册综合的著作，能概括叙述本问题的全貌，使人获得一个“鸟瞰”。

因此我决定以简略的方式，准备来写一篇综括中亚历史诸重要阶段的简短论文，这主要的为便利我自己。我希望大约写一百页便彀了，可是不得了，我旋即发现我自己已被卷入一件庞大的工作中了。有关本问题的许多学者们，其意见竟非常纷歧，我为要辨别是非，找寻真相，竟不得不对于所有的学说，作进一步的钻研。

其始我想将所有近代西方学者所著述的第二手资料，或至少将英、法、德文写成的资料，搜集起来。多数这些资料，已开列在本书的“参考书目”中。不幸我却不习俄文。我的至友Andrew Haensel先生，曾从我受业，原籍是俄罗斯人，谢谢他的好意，代我探究了许多俄文资料，并写成精美的提要供给我。我虽得由此获得了许多有趣且有价值的暗示，但我在本书中并未引用俄文资料，因为我到底是未能去直接运用它们的。不过这些俄文资料，虽富兴趣，但对于我从西欧学者方面所得的知识，在本质上也并没有甚么修正。

从而我又发现，所有这些第二手的资料，虽具有价值，但对于我的需要还不能满足。为要认识史迹的真相，势不能不去钻研第一手的原始史料。不幸这些原始史料，是以多种不同的语文写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拉丁文、希腊文、汉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此外在亚美尼亚及突厥资料中，也偶尔有一些材料可得。

人生短促，而语言之学无穷。我曾在近东漫游数月，对于突厥语和波斯语，有一些皮毛的认识，于阿拉伯语亦然；可是这只是一点皮毛而已，对于以这些语言著述的高深而专门的历史著作，我仍然无力运用。因此之故，关于此等史料，我只能根据欧洲语的译本；至于亚美尼亚语，我是一无所知的，当然更如此。幸而以此等语文写成而有关中央亚细亚的资料，多数都已经译出。

对于古典文学，我昔曾从事学习，因之处理拉丁文和希腊文资料时，便比较容易得多了。所有对于此等资料的引用，皆根据原本。虽然如此，但我并未以古典学者自炫（尤其希腊文是非常艰难的），只要有现成的译本可用，我总乐于假用，这只要看本书的“参考书目”便可知道。

而关于中央亚细亚历史的最重要资料，却是以汉文写成，而包含在中国的正史中的。中国史料的正确和丰富，可说远胜其他一切资料的总和。幸而我自幼生长在远东，我的中国语文，是和英语同时学习的。加以近年来因职务关系，迫使我对中国语文，不但继续保持接近，且更有所增进。

因之当我从事研究有关中亚的中国史籍时，所遇的困难反较处理其他问题为少。虽然，任何一个人，尤其是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不能自称他能完全了解古典的汉文。因此之故，我总审慎地去参考一切西人对于中国资料的译本，并将我所钦敬的先辈作家之译文，拿来和我自己的译文比较。这种参考和比较，多次使我自己得免于重大的错误。有时我却也发现，像Chavannes，De Groot，Parker，Hirth和Weiger等伟大的汉学家，也偶有千虑之一失，我便大胆地舍弃了他们的见解了。当没有现成的译文时，我便自己来译。

学问如逝水，后浪催前浪，往往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我敢断言，我一定有不少的舛误。但我在本书的“附注”中，已审慎列出所从取材的一切来源，俾后我而研究中亚史者，得更易于指出我的舛讹。

最后，尚有一言。本书的主体，系为对素来隐晦的东方历史感觉兴趣的一般知识分子而写。故行文时力求简明扼要。一切对于史料出处的注明，一切冷僻而专门的讨论，以及一切学者们之间尚有争论的问题，都附入本书之末，普通读者不去理会它们也可以。我并且请求，假如幸承任何专门学者惠读本书时，希望他肯在读毕这些附加的材料后，再来评判本书的全体。

岁月不居，忽焉数载，我已搜集起来许许多多有关中央亚细亚历史的资料，从最古的时代起，直至今日为止。

在你的鼓励之下，也可说是由于你的要求，如今我将这些历史资料之中的古代部分，编成本书付印。

假如本书幸而能遇到良好的反应，假如你仍肯鼓励我继续工作，我希望能将其馀的资料，再编著一本讨论后期中亚诸帝国历史的新著，其讨论的范围将述至最近该一地区的一般状况。

你永远忠贞的友人

威廉·蒙哥马利·麦高文

绪论 中央亚细亚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世界史”内容的扩展——中央亚细亚和马的豢养——裤的起源——中央亚细亚的艺术——中央亚细亚和文化刺激力自东向西及自西向东的传播——玻璃、丝、印刷术、火药——政治史：塞西安人（scythians）——匈奴人——中央亚细亚和中国史——中央亚细亚和波斯史及印度史——亚细亚人的侵入欧洲——匈奴人、阿哇尔人（Avars）、保加利亚人及匈牙利人——塞尔柱突厥人（Seljuk Turks）和奥托曼突厥人（Ottoman Turks）

　　所谓“世界史”的范围，在前一世纪中，曾有重大的变化。当18世纪时，世界史的意义就是希腊和西欧的历史，前面再加上一章取材于旧约的犹太史。既而关于史学的研究，特别在近东考古学方面，有了惊人的进展，结果遂使埃及、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文明发展情形，也加入世界史的领域。

更到后来，世界史的范围，又扩展到了东方。若干学者之单独进行研究印度和中国史迹，固已历数十年，但是直待20世纪开端后，史学家才普遍一致承认这些东方国家的发展，具有世界的重要性，不能和整个人类进化史分离。

　　可是到了目前，还有一个广大而真正重要的地域，除少数专家外，一般对它常常是太忽视了。这一地域就是中央亚细亚——其实中亚之地，对于有关人类通史的一切问题，都是具有重要性的。

（一）

欧洲乃至美洲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都颇受到中央亚细亚的激荡之赐。这些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我们将逐一加以检讨。现在我们且先从发源于本区的风俗习惯（人类学者称此为“文化特征”）开始。

人类的能够豢养野兽，加以利用，对于人类文明，是重要因素之一。我们现在晓得，野马的最早豢养，实始于中亚草原；所谓“马的文化”——即以马供拉曳之用，较后更加以乘骑——就是从中亚区渐传到世界他处去的。因而若干和马有关的事物——如马鞍及较后发明的踏蹬——其亦起源于中亚，实无足异。

更有趣的，是中央亚细亚所加于人类衣饰（特别对于男性衣服）的影响。因为他们养马和骑马之故，古代的中亚人民，不得不废弃当时他处人民普遍服用的宽袍，而发明一灵便之物，就是我们所称为裤的。最初若干世纪中，裤的服用，仅限于中亚人民，但后来因骑马的习惯渐普及，于是穿裤的习惯，也由中亚传至世界其他各处。

和乘马有密切关系的又一中亚产物，是靴；古代几普遍于各地的屐履，遂渐为靴所代。这些原始的靴，或以皮制，或以毡制；由此又可知毡的制造，应亦为中亚文化特征之一，后渐由此传至世界各地。更在此后，中亚人民又最先发明在靴和鞋上加一后跟的习惯。

普通当我们一想到中央亚细亚的居民，无论是古代的，或近代的，常以野蛮人视之。可是有趣得很，近年的考古工作，却发现中亚的古代人民，其艺术传统已有高度的发展。更重要的，据学者们研究的结果，晓得这些古代的中亚艺术，一方面对于欧洲艺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及远东艺术的发展，竟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由此可见中央亚细亚本身对于文化史的贡献，实为远大。而尤其重要的，厥为此一区域在旧世界各部分文化特征互相传播中所占的地位。

许多年来，即已承认我们“欧洲”文化的起源，大部分须通过罗马和希腊，而上溯到古代埃及及近东人民“对于文明之征服”；可是直到近年，一般仍以为印度及远东伟大的古典文明，是另一完全分离独立的文化进展系统之产物。最近的史学研究和考古发现，已证明上述理论的谬误。远在有史纪录以前，为“文明”发源地的近东，和欧洲、亚洲其他各地之间，就已经有文化刺激力的传播和流通了。

此后文化传播的方向，常相反而相成。新的发明，新的思想，和新的风俗习惯，仍继续由欧洲或近东传至东方、印度及中国；然而印度，尤其是中国，常能居西土之先，以贡献其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对于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实具远大影响。从这许多东、西文化刺激力的不断交换，才可以进言世界史，以别于其他分疆划界的区域史。

于此有特别重要的一点：这些文化特征的互相交换，多数皆经过中央亚细亚。例如吸收欧洲的诸多发明，传播至于中国的，就是中亚人；而许多中国的发明，也由他们带回欧洲。因此之故，假如印度和中国可包含于世界史的范围中，则中央亚细亚显然也应受同样的待遇。

　　中央亚细亚为西方和东方的中介者，此举实足以重大影响全人类的文化发展，我们于此，但举二三重要之例。这些文化特征的互相交换，其开始远在有史纪录之前。当人类历史的曙期，近东和中国北部的人民，都知道使用轮和锄，且都种植小麦、稷和大麦，由此事实，可见两地人民或已有若干文化联系。这一理论，更因在中亚安诺（Anau）地方所进行的发掘工作而增强其力量；安诺的发掘，指明曾一度繁荣于该地的文明，实为古代近东文明和远东文明之间的一种“失去的联系”。最近又因曾在华北发现若干史前陶器的遗留，其上有强烈的西方影响之痕迹，遂使上述理论，更获进展。

　　及进入历史时代后，我们发现紧接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后的一时期中，西方复以大量的文化刺激力，藉中亚人民而传至远东。当时有一派的希腊艺术，建立于现时阿富汗北部，曾投广大的影响于土耳其斯坦各地，并经土耳其斯坦而卒达中国，使中国的绘画和雕刻，产生完全的革命。其时中国的音乐，亦起重大变化，此举也可能系受希腊影响所致。

　　希腊、罗马的玻璃，经中亚而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工艺也有广大影响，且间接促成中国瓷器的发明。更在此后，当公元第七及第八世纪时，若干欧洲的家具，如床、桌、椅等，也经中亚境内突厥诸部东传，遂使中国人的室内生活大起改变。事有可珍异者，直至很近的时期以前，东方人民之享用上述室内用具的，犹仅限于中国人。最后，我们当更述及有一时期，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曾在中亚人民中获得多数的信徒。该教旋又由中亚传入中国，当公元第七世纪时，中国的首都，已有一繁荣的基督教社团存在。

　　和中国及欧洲间的接触有密切关联的，是中国和波斯间的交通。波斯的影响，在农业方面特别显明。当公元前第二世纪时，中国因和中亚接触之故，遂得自伊兰区域（Iranian world；注：即指伊朗地区。）输入苜蓿（Alfalfa）和葡萄树（Grapevine）。此后数世纪中，许多其他的植物，也由波斯经中亚传入中国，使中国的家庭经济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甲胄和战略的发展，所受伊兰的影响也重要。摩尼教（Manicheanism）为3世纪时的波斯宗教，在中亚境内久与基督教为敌，却也曾和基督教并存于中国，这事实也不是没有重要性的。

奇怪得很，印度和中国的交通，多数是不直接的，而也经过中亚之地，以中亚人为其中介。印度和中国，虽然疆土毗连，但其间地形崎岖险阻，遂使直接往来，极端困难。因此之故，两国间的交通，几常取道于海上，或绕道中亚而行。

　　佛教的传播，即由印度经中央亚细亚而达于中国及远东诸邦。使中国人归依佛教的许多古代僧侣，并非全属印度人，而实为中亚的土著；这一事实，足以助我们说明何以印度的佛教形式，和中国的佛教形式有若干显著的差异。关于佛教的来源，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佛教的输入中国，几使所有远东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起一完全的革命。

我们以上所述，注重于若干文化特征之由欧洲、近东及中东，经中央亚细亚而传入中国。但我们不应忘却，中国在所有时期中，一方面接受西方的文化刺激力，一方面也以许多自己的独特文明，通过同一道路，传回西方。

自远古时代，若干中国的植物，如桃及杏等，就已由中亚及波斯西传到欧洲。更后则其他中国植物如大黄、姜及茶等，亦为运入西方备受欢迎的物品。

远在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在位时，中国即因产丝而特别著闻于罗马世界。其后诸世纪中，中国丝的输入，成为罗马帝国商业生活中极重要因素之一。从中国通罗马的大丝路，就经过中央亚细亚，为求控制这一段道路，曾起多次斗争，因之产生了重要政治变化。更后则中国瓷器的贸易，也几乎和丝的贸易同样重要。

在发明方面，中国和西方的联系（经过中央亚细亚之媒介），情形亦同。中国人民，常努力去完成他们自己的新发明。如纸，即其一例。造纸之术，是公元第二世纪时中国人所发明。此项制造，于8世纪时传至中亚，旋即为阿拉伯人所得，他们复将此秘密传授欧人。在一切重要之点上，欧洲的造纸术不过是中国旧术的模仿。和纸的制造有密切关联的，是发明纸币的制度。此制早即创于中国，于13世纪由蒙古人传至波斯（旋更由此西传）——蒙古人也是一种中亚人民，当时统有中国和波斯之地。

有的时候，欧洲人对于经由中亚传来的中国发明物，更能有所改进。如印刷术的发展，即其显著之例。书籍的印刷，早在10世纪初，就已普遍于中国，但多数仅采用木板印刷的原始方法。至于活字的使用，在远东方面虽非完全不知，可是这种技术，在印刷术的基本观念由远东传入欧洲以前，却并未有完全的发展。

在有些事物上，中国人只有“一半的发明”，而尚未认识其完全发明的可能性。其适当的例证，就是化学。中国人因浸沉于炼丹术之故，在甚古之时，就对若干化学试验发生兴趣。有时这种试验的结果，由中国人传至阿拉伯人，更传入欧洲。如关于硝石（Saltpeter。）的知识，就是这样西传的；所以阿拉伯人称之为“中国的雪”。硝石在中国，仅供烟火爆竹之用（所以阿拉伯人称烟火为“中国之箭”），但一经传入欧洲，便导成火药的发明了。

　　与此相同的例子，是“指南车”，这东西在中国仅供寻找“吉穴”之用，但在西方世界则成为一极重要的工具，称之为罗盘。罗盘的传入欧洲，并不取道中亚，而系南经海路，和多数其他西传的中国发明异其途径，这原来是不足怪的。

（二）

中央亚细亚之地，在人类文化史上，久居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许多风俗习惯和艺术发源的中心，一方面又是上古世界一切主要文化中心间的媒介。凡此情形，我们已加观察。

和此同样重要的，是中亚在世界政治史中所占的地位。因为以中亚为故乡的许多人民，是不断有迁移和远征之事的。

关于雅利安族或印度欧罗巴族最早居留之地，或以为即在中央亚细亚，或以为不在中央亚细亚；对两者间激烈争辩之各点，我们于此姑且不问。我们只要晓得：印度欧罗巴人最早系由中亚传出的信念，经一度消沉后，现复获得多数权威者的拥护，重居于有力的地位。

对于此点，无论其将引起如何热烈的争论，但事有无可置疑者，中亚诸人民之向外侵略，实具有历史的重要性，这些人民，不问其是否起源于中亚，总之曾在某一时期，居于亚洲腹部之地。自从甚古之时，至少就已有两种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群，分居于中亚，其一可称为塞西安种人，又一为匈奴种人。一切居于中亚的人民，属于“大白种”（按此辞为布累斯脱德Breasted教授所定），且操雅利安或印度欧罗巴系语言的，实以“塞西安”一辞名之为最适当。至于称为“匈奴”的，则是本来居于更东方的一群人民，因此他们吸有大量的蒙古利亚血统，常常不甚准确地被视为属于“大黄种”。更重要的，匈奴种人的语言，完全异于雅利安，通常往往被称为土兰尼安（Turanian），其实倒还不如称为乌拉尔阿尔泰（UraL Altaic）的好。

距今若干世纪前，塞西安或印度欧罗巴的分子，就已几乎完全绝迹于中亚人民中；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一历史悲剧之故，便忽视了这一族人曾一度为现时土耳其斯坦地方的统治分子，他们并曾由土耳其斯坦向各方外移，投重大影响于一切邻近的区域。向西方，塞西安族群曾遍达南俄罗斯各地，甚至深入欧洲的中部。向东方，则其他的塞西安族群又曾远达亚洲东部，占有现时中国西北之地者历若干世纪，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国第一次和具“欧罗巴”血统操“欧罗巴”语言的人民的接触。

而最重要的，是塞西安移民所加于土耳其斯坦以南各地的影响。广义的塞西安人（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时代塞西安人的先祖），当最早的历史曙期，便已席卷波斯高原，并达印度西北之地，此两地之人民，此后便永远以说印度欧罗巴语的白色人种为其主要因素。

后来这些波斯及印度境内的印度欧罗巴系居民，废弃了先前的游牧习惯，定居在农业生活之中。于是他们和留居于土耳其斯坦、仍习游牧并且爱好劫掠之本系的塞西安人，虽本同根，但竟成死敌。这些后期的塞西安人，屡次南下侵掠他们习于奢侈日趋柔弱的远房同族。有时这种从事掠夺的远征者，竟造成长期的征服和占领。

　　塞西安族人之由土耳其斯坦南进，对居于波斯高原的农业居民建立政治上的统治，其最佳之例，就是君临波斯几达五世纪之久（公元前247—公元后226年）的帕西安人（Parthians）。

　　当帕西安人握有波斯的大部分时间中，印度北部的多数土地，也为其他若干塞西安族人所占，他们通常被综合起来称为印度塞西安人。许多印度塞西安的统治者，不仅是著名的帝国建立者，亦且为伟大的艺术保护人。在他们的保护之下，遂兴起一完全新型的艺术和文学，这对于后来的亚洲文明，实具有恒久的影响。

我们的讨论，现在由塞西安人转到匈奴人——就是当时中亚人民中的另一主要人群。当土耳其斯坦受治于塞西安人时，蒙古利亚之地，则受治于许多匈奴部落。匈奴一辞，为中国人所命名，中国不断受匈奴入侵之威胁，达若干世纪之久。中国的大长城，筑于公元前214年，目的便在防范匈奴，使勿南下牧马于黄河流域的肥沃平原。稍在此后，蒙古境内的匈奴人，本分裂为无数部落的，竟联合而成一统的帝国，其形态虽时有变化，但实际存在达三百馀年（公元前209一公元后160年）。在此时期的大部分中，匈奴帝国成为中国的劲敌，互争远东的政治领导和统制权。

直到公元第三世纪之末，中国人经过多次激烈战争，努力于防阻匈奴人，使他们不能恒久入居中国境内。此后则中国因内乱而削弱，结果遂使匈奴人成为整个华北的主人，并且还有其他许多土兰尼安人民随之而来。土兰尼安人的统治这一区域，达两世纪以上（至公元581年止）。

至第六世纪末，中国人驱除土兰尼安统治者的工作，卒告成功；在此后的时期中，特别当伟大的唐朝（618—907），他们不仅恢复本土，其统治权且远及于中亚之大部分。但唐朝倾覆后，中国又起内忧，结果土兰尼安人遂复由中亚侵入中国。

　　唐亡于907年，而中国帝制的被推翻则在1911年。在此一千年间，若干中国人自建的皇朝，虽仍继续领有一部分的土地（主要限于南中国），但其统治权之能遍及于中国全部，则尚不满三百年（1366一1644）。其馀的七百多年，则中国之地，或一部，或全部，实受治于各种的匈奴种人或土兰尼安人。

从1120到1278年，中国北部相继受辽、金及成吉思汗领导下著名的蒙古人之统治。至1278年，本来尚能维持独立的中国南部，也亡于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汗，这是历史上中国全部受治于土兰尼安人的第一次。

蒙古的统治中国，历时仅九十年。元代衰亡的主因，起于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的政策。于是朱元璋鉴于其同胞痛苦之深，遂起而倡导革命，卒于1368年逐退蒙古军，建立明朝。但此后中国仍不能自全于异族人之统治。1644年，另一集团的土兰尼安人，即本来居于东北满洲地方的满洲人，又侵入中国，而以铁腕统治之，直至1911年。

匈奴人及其他土兰尼安诸族之历史的重要性，不仅限于远东一隅。当第二世纪之末叶，本来为土耳其斯坦主人翁之塞西安或印度欧罗巴人，突趋衰落。最后他们卒为逐渐西移的匈奴人所驱逐或并吞。至第五世纪时，匈奴人遂完全控制土耳其斯坦之全部，而与建立于波斯高原上的萨山帝国（Sasanid Empire；注：今通译“萨珊王朝”。）相毗连。于是波斯人和匈奴人（即所谓白匈奴White Huns）的冲突立即随之而起，萨山朝名王之一，竟战殁于484年，波斯人为保持其领土勿遭蹂躏起见，被逼纳重贡于匈奴部落，历时甚久。

至第六世纪时，雄霸土耳其斯坦的匈奴人，又为突厥所代；突厥和匈奴，种族语言都很相似。匈奴虽为突厥所代，但波斯人仍不能稍安。而且突厥的为患近邻，更甚于其先的匈奴人。在最初数世纪中，突厥人的侵入波斯疆土，虽仅为偶发事件，但至1040年，强大的塞尔柱突厥人卒席卷波斯全部，不久且成为所有近东国家之共主，两世纪后（1218年），塞尔柱突厥就衰，波斯统治者的地位，为蒙古人所得，此后一世纪馀，波斯成为大蒙古帝国的一部。既而蒙古帝国崩溃，但是帖木儿大帝所率领的“蒙古突厥”部众，旋即重建土兰尼安的统治权于波斯高原。此后继之以一短期的土著朝代，但从1750到1932年间，波斯复受治于土兰尼安人，就是喀加突厥（Kajar Turks）。即使到了现在，统治波斯者虽复为一波斯人，但其居民五分之一以上仍操突厥语，这正是长期的土兰尼安统治所留下来的生动纪念。

　　印度的情形也和此相同。当第五及第六世纪时，蹂躏波斯的白匈奴人，又有一支通过山径而侵入印度，推翻印度极伟大的土著王朝笈多帝国（Gupta Empire）。这些匈奴人所建的国家，虽不久即崩溃，但匈奴人之入侵，对于印度统治阶级的成分，实具恒久之影响。印度诸古王族，已经一一消灭，而自夸高贵的拉加普脱族（Rajput）及构成今日印度贵族阶级之若干印度教的家族，据多数学者的意见，以为皆非古代原有贵族之后，却是匈奴高级战士的苗裔。 土兰尼安人侵入印度的故事，还不止此。此后尚有土兰尼安之人，来传播更深远的影响。原来当伊斯兰教之传布工作操于阿拉伯人及波斯人手中时，伊斯兰教的侵入印度甚为微细；但一当土兰尼安种的突厥人为伊斯兰信仰所同化后，印度的命运就被决定了。大约开始于公元1000年，有若干突厥及阿富汗的武士团向印度侵入，其初以掠夺为目的，其后则从事于征服和定居。当1200年左右，这些侵入者的地位已趋巩固，自此以后，直到18世纪英国的威权兴起时为止，印度全境，都受治于许多异族的伊斯兰教王朝。这些异族统治者，多数源出突厥（土兰尼安），受突厥军士的拥护。在这许多土兰尼安王朝中尤放异彩的，是莫卧儿（Monguls或Mughals，此字源出蒙古Mongol一辞，实则莫卧儿所含的突厥成分，更多于蒙古成分），其统治的时代，始于1526年，迄19世纪为止。他们的势力，虽就衰于1700年以后，但当1835年时，英人犹继续假用莫卧儿之名，铸造货币，而莫卧儿之名义上的统治权，也直至1858年始归消灭。可是土兰尼安人之入侵所加于印度的影响，并未随此铲除。例如伊斯兰教本由土兰尼安之入侵者传入印度，当英人统治时期，全印三亿二千万人民中，仍有七千万信仰伊斯兰教，结果引起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的种种纷争，这是英人统治下的印度政府所视为最困难的因素之一。

（三）

　　我们以上所述，仅限于匈奴或土兰尼安人的侵略，所加于亚洲其他各种人民之历史发展的影响。这些侵略的影响之远大，早为一切历史学者所公认，于此不必更加赘述。

　　当我们由亚洲转至欧洲时，可知土兰尼安人的侵略行动，其影响于欧洲的，因大部分为间接之故，不免较为隐晦，以是遂常被忽视。但有可断言的：欧洲政治地理之形成，一部分实为土兰尼安人自第四世纪时开始侵入欧洲大陆之结果。即使更进一步，说近世欧洲之构成，全出土兰尼安侵入者激荡之赐，也未尝不可。

　　造成今日欧洲局势之最重要的因素，是：罗马帝国的灭亡，日耳曼诸族的侵入西欧，斯拉夫诸族的侵入中欧及南欧，文艺复兴暨古代学术在西欧之复活，和新航路新世界的发现。在这些重大史迹之后，都有中央亚细亚游牧人的影响，潜藏隐伏于其间。

　　对于各种错综繁复的世界历史事迹，要说出其绝对的原因，自不可能。上段所举出的各项运动，都由种种造因层积而成；但是在每一项运动中，其主因之一，要由于中亚人民入侵欧洲所致。

倾覆罗马帝国的动力，便来自中央亚细亚。固然，当时亚细亚人民本身经匈牙利平原而入西欧的侵略行动，并未直接造成此幕。侵入高卢（Caul）和意大利的亚洲蛮族，虽携恐怖混乱俱来，但也未尝长期定居，他们所造成的政治变局，历时甚暂。而直接倾覆罗马帝国旧制的，却是由于日耳曼诸族的入居帝国版图之内。最先有哥德人（Goths）之侵入意大利、法国南部及西班牙的一部。瑞维人（Suevi）及凡达尔人（Vandals）则占据西班牙之其他部分及非洲。又有勃根底人（Burgundi）进入法国中部，而盎格鲁人（Angles）和撒克逊人（Saxons）则取得曾为罗马殖民地的不列颠。

凡此种种，为普通学童所习知，但学童也有所不知的：当时这些日耳曼部落，就罗马世界看来，是侵入帝国的征服者；但就日耳曼人本身，或就阿提拉（Attila）时代稍前的匈奴人看来，那么，他们不过是一班丧胆的逃难者。这些哥德部落并非不畏惧罗马的大军，可是他们更畏惧突然出现于他们之前的来自中亚的狂暴的骑士。因为这种恐惧，才驱使他们冲破罗马的防线，而普遍侵入罗马各省。

关于这些部落人民迁徙运动和匈奴人间的关联，我们仅能从间接的证据中推寻而得。日耳曼诸部落对于他们从事征略的起因，并没有记述，而罗马史家，也甚少注意这些北方蛮族的内部情形。有的时候，我们只能够说，日耳曼诸部落的向西方迁徙，在时间和地位上，恰好和匈奴人的来自东方平行发生。

但就我们所可获得的一切证据，及就当时人所留的一切记述而观，则处处告诉我们，日耳曼各部落的西迁，实和匈奴侵略者的激荡有关。我们知道，东哥德人本居俄罗斯南部之地，逐渐向东发展，其后乃为匈奴人所臣服，被逼跟随着他们的亚细亚主人翁，成为一种辅助军，以临罗马帝国的边境。我们也知道，首先劫掠罗马京城、被视为骁勇善战的征服者之西哥德人，当他们初入罗马帝国版图时，也不过是被匈奴人完全击溃的一群难民。

假如说，推动日耳曼诸部落侵入罗马帝国的原动力，是匈奴人，那么，较迟百年出现的继承匈奴之另一亚洲人民阿哇尔人，又推动了斯拉夫人入居于业已崩溃了的罗马帝国领土。在较古历史中比较隐晦的斯拉夫人民，此时正在逐渐西移，占领那些被日耳曼人所遗留下来的土地。但在开始时进行甚慢，而加速他们的迁移，并积极促成他们冲入罗马领土的，就是阿哇尔人。阿哇尔和匈奴为同族，他们的西侵，又是受更强大的突厥人压迫所致。

　　这些臣属于阿哇尔人的斯拉夫辅助军，遂强力入居于欧洲东南的巴诺尼亚（Pannonia）和诺里康（Noricum）之地，便是今日斯拉维尼斯人（slovenes）的先祖。此外，克罗兹人（Croats）和塞尔维亚人（Serbs）的起源，也与此略同。正如西哥德人为匈奴所败后，得罗马官吏之许可，入居罗马帝国境内，现在这些战败的克罗兹人和塞尔维亚人，也得到君士坦丁堡皇帝海拉克里斯（Heraclius）的赞助，入居东罗马帝国境内，一方面填殖荒凉的边区，一方面也用以缓冲阿哇尔人更进一步的攻击。

而东罗马帝国的东北部诸省，则又因另一亚细亚人民即保加利亚人侵入之故，而斯拉夫化。原来保加利亚人的入侵，携斯拉夫族以俱来，两者且互相融合，结果遂使此一地区，永久属于斯拉夫文化之范围。

亚洲人民的降临，其所加于斯拉夫人的重大影响，犹不限于此。盖当迁徙之初，诸斯拉夫人所建立的王国和侯国，遍布于日耳曼诸部落之东方，南起希腊，北达波罗的海，连绵不断。一时这些斯拉夫的国家，颇有合建一大斯拉夫帝国且采用统一的宗教和文字之趋势。但当第九世纪末叶，因马加尔人（Magyars）即匈牙利人的西侵多瑙河流域中部，遂使这个斯拉夫族大一统的发展，完全消灭其机会。异族的马加尔人，阻梗于北方和南方的斯拉夫人中间，从此以后，这两支的斯拉夫人民，其发展遂趋于很不相同的途径。

南方的斯拉夫人，遂深受拜占庭（即东罗马）的影响；他们仿用希腊字母，且采用希腊派的基督教。同时北方的斯拉夫人，就是波兰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则和日耳曼族为邻，便也仿用拉丁字母，并且化于罗马派的基督教了。

以上所述，为取道黑海以北侵入欧洲的亚细亚人民所加于欧洲历史的影响，到斯拉夫人被分为南北二支而告一段落。但当这些西侵的亚洲人民之最后一支，定居欧土而建立匈牙利王国之时，又有另一大股亚细亚的突厥人，经由另一途径而侵入西方世界，即取道黑海之南，以达于小亚细亚，并通过马尔摩拉海峡而至巴尔干半岛是也。

　　先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四出征略，已使非洲（包括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诸地，成为东方世界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及文化上和欧洲脱离。但小亚细亚之地，则仍为东罗马帝国之一省，仍属欧洲文化之范围，以抗伊斯兰教之势力，如此者达四百年之久。然至1070年时，塞尔柱突厥人已自中亚草原进而席卷一度雄霸西亚之波斯王国，更进而攻击拜占庭帝国，在曼席卡脱（Manzikart）一战中，竟建立阿拉伯人全盛时所未能收获之结果，夺得小亚细亚大部分之土地，于是遂使欧洲文化的势力范围，缩人欧洲本土以内。

　　此后约三百年间，突厥人的蹂躏，似已达最高限度。欧洲的本部，似已可免于遭受他们的攻击；但当塞尔柱突厥人和欧洲抗争的力量开始就衰时，其地位又被同族的奥托曼突厥人所代，他们新自亚洲草原出动，不久即全部取得欧洲所属的巴尔干之地，并包括为欧洲古文化中心的君士坦丁堡在内。于是以前欧洲文化曾向东南侵入亚洲疆土之局势，遂一变而成亚洲文化向西侵入欧洲疆土了。

　　1453年突厥人的占领君士坦丁堡，久已被视为欧洲历史上转折点之一，此实具有理由。自罗马城之陷落，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这一千年间，欧洲文化之重心，在东部而不在西部。那时古希腊乃至古罗马的艺术和文学，在罗马城及本属西罗马帝国行省而现由蛮族建国的各地，皆受轻视；可是这些艺术和文学，在君士坦丁堡及拜占庭帝国所属各省，则仍受人鉴赏和研习。不幸当时欧洲的东西两部，甚少文化之交通。事有可笑的，其时西欧人士之能重行认识当地古代之光荣，多数反得自阿拉伯人传习，原来阿拉伯人当入侵西班牙之前，固尝与近东之希腊学者有所接触。但当此之时，文化潮流，实不能由君士坦丁堡经过欧洲本土而直接传至罗马。其达于西欧反须取道小亚细亚、非洲北部及西班牙，然后由西班牙的基督教徒，将其传至比利牛斯山以北之基督教诸国。

　　旋因阿拉伯文化就衰，遂使上述的文化交通，多数也随而停止；故当君士坦丁堡及附近诸省陷入野蛮的突厥人手中时，一时颇感觉全部古典学问，自此或将整个消亡。然幸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其结果反造成良好的变化。许多当突厥蛮族侵入以前本居于拜占庭的学者，至是纷纷逃生，历经波折，卒移居于欧洲西部，而迁入意大利者为尤多，盖其地为和东欧最接近的基督教国家，又为诸学者最所习闻故也。

　　拜占庭学者之西迁，为突厥人入侵直接造成之结果，对于西方的学问复兴，实为一大助力。无疑的，这时西欧之地，内部本来已有进展，而将发生重大变化。而且所谓文艺复兴的运动，其意义不仅限于对古典学问的兴趣之复活，实则远较此为重要、且远较此为广泛，这也是无可置疑的。可是因拜占庭学者西迁而带来的学问复活，实留其不可磨灭之痕迹于当时甫经发轫的人文主义运动之上。此后历四世纪，“学问”一词，主要的即指对于希腊及拉丁作家之知识而言，而希腊文则至今仍被视为高等教育的基础；凡此事实，盖皆由正值西欧对于长时间之文化落后有所觉醒时，而拜占庭的学者们适被逼西迁，有以致之。

　　因文艺复兴而带来的古典学问，近年随自然科学的普遍发达，正在开始丧失其势力。但在另一方面，则突厥人的征服欧洲东部，又曾造成另一后果，其重要性今方日有增加，这就是美洲的发现。

　　我们不应忘却，当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前，欧洲和中国、印度间本有活跃的贸易关系存在；此等对东方贸易之动荡，且与欧洲若干大都市之兴衰，颇有关联。欧洲多数的人民，不问其他变化如何，他们所需要的，是能够充分获得中国的丝、东印度的香料和印度的棉布及宝石。

　　其初欧洲对东方之贸易，以希腊人握其专卖权，而君士坦丁堡广大的财富及人口（约有二百万居民），实赖此项贸易为之维持。继而随希腊或东罗马帝国势之渐衰，意大利诸城市，尤其是威尼斯和热诺亚（注：即热那亚。），遂取得此等对东方贸易的大部分，他们并能保护通商的道路，以维持经常的贸易。

　　当13世纪时，即欧洲与东方发生直接的海上交通以前之二世纪时，意大利的商人（包括著名的马可波罗在内），即曾遍达中国及印度各处，并将东方诸国富庶的情形，告诸欧人。当时曾有一意大利的主教及许多意大利的教士，居于中国境内。因为这些接触的结果，遂使欧洲人士，益视东方之奢侈品为必需。

就当这个时候，发生了突厥人的攻陷君士坦丁堡，并摧残了欧亚间商业的萌芽。突厥人初时本来允许欧洲商队通过他们的领土，但当他们征土略地的形势趋于巩固后，便停止了一切欧洲和远东间直接的陆路交通。其始欧洲人犹可经过突厥中间人之手，继续经商，但不久即发觉此举困难极多；于是亚洲商品之西运，数量本来甚巨大的，至是遂微弱而时有间断。

因东方贸易如此突遭破坏之故，遂刺激欧人，发生冒险精神，寻觅新的方法，以求获致欧洲、印度及中国间的直接交通。但当时突厥人方控制一切交通东方的陆路，且势力强大，不易取胜，所以可能的途径，唯有自海上寻求新路。海上的新路，显然可采者有二线，但尚有一较隐蔽的第三线，骤视之似近荒唐，后来却竟为哥伦布所偶然发现。

欧洲人士本习知中国和印度皆濒大海，所以他们以为欲达此梦寐以求的土地，可或由欧洲北岸东航，或绕道非洲南岸东航。这就是显然可采的二线。

当时企图采取北线，经过北极海以达中国者，主要的为英国人。他们的企图，因途中气候之阻止，卒归失败。为谋实现此企图，英人遂与新兴的俄罗斯帝国发生直接接触，英女王伊丽沙伯且曾为此派一特使，赴俄皇可畏的伊凡之朝廷，一时英、俄之间，颇有行将建立同盟关系之势。

而取道南非以建立欧洲与东方海上直接交通的发展，由葡萄牙人主持其事。伐斯哥·达·加马[注：今译“瓦斯科·达·伽马，（1460--1524），葡萄牙著名航海家。]的环航好望角，适当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之四十五年；此后百年之间，葡萄牙人在东方海上遂握压倒的优势。于是波斯和印度沿海之地、马六甲海峡及中国南部沿海之地，所受欧洲的影响，且远较东西交通限于陆上之时为多，所以陆路交通的被切断，不但不减少欧、亚两洲间的商务，结果反使之有大量增进。及葡萄牙对东方之贸易开始下降，荷兰代之而兴，且更加深东方和西方间商业及政治之关系。既而荷兰商务亦就衰，法国和英国又起而代之。

欧洲人之所以能在亚洲建立霸权，当然是受这一南方海上交通线之赐。但较此更令人感觉兴趣的，却是因寻求一条通往亚洲的捷径，竟促成了美洲的发现。我们不应忘记，哥伦布的乘船出发，其目的不仅在探险。他的目的，不在寻求未经发现的新土地，也不在未经发现的新海洋。当时他的希望，仅为探查向西航行的结果，究竟能否达到东方。他所带的函件，则系致契丹大汗的，而非欲投之于他所能发现的任何土地之任何君主；他死得很快活，并不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已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倒是因为他相信他已经达到印度附近的岛屿。

　　所以美洲的发现及开放，实受东方之影响，而寻求一西航的途径，以代替被突厥人所封闭之商路，其活动并不随哥伦布而告终。当1497年，有意大利人约翰·加波（John Cabot）受英人之雇用，也曾自英国西航，以寻求日本国。约翰·史密士船主（Captain John Smith）亦受伦敦商人探险公司（London Company of Merchant Adventures）之委任，沿契科荷密尼河（Chikohominy River）航行，以求发现南海（south Sea）。数年之后，马丁·佛罗别舍爵士（Sir martin Frobisher）受伦敦契丹公司（Cathay Company of London）之托，寻求格林兰和大陆间的西北航线。亨特里克·赫德孙（Hendrik Hudson）也代表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es Company），乘著名之半月号船，沿阿尔巴尼（Albany）之浅滩前进，期望能经由巴里赛兹（Palisades）以达中国海。

（四）

我们以上所述，仅为中央亚细亚过去的地位。但中亚之高原与山谷，及其间的人民，即在今日，凡一切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对之亦仍不能不有深切之重视。

总之，中央亚细亚之地，通过全部历史时代，在世界大局的发展中，实为重要主角。对于中亚历史的研究，过去虽过于忽略，实则显然具有重要性和价值。

　　本书以下所述，乃古代塞西安和匈奴帝国兴亡的史迹；倘欲进而研究后世统治中亚并且伸其势力于亚洲全部和欧洲半部的诸帝国，则本书实为其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