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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即《老子》，又称“老子五千文”，是先秦诸子中道家的代表作，后来被道教奉为最高经典。 《道德经》的作者姓李，名耳，又名老聃，人们尊称他为“老子”。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本是周朝管理王室藏书的史官，因目睹周朝逐渐衰微，打算退隐。他离开周朝的京城一路西行，经过函谷关时，遇到了关令尹喜。受关令尹喜的嘱托，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这就是《老子》五千文。汉代河上公作《老子河上公章句》时，将《老子》分为八十一章，前三十七章名为《道经》，后四十四章名为《德经》，《道德经》因此而得名。从唐玄宗时期开始，《老子》又被尊称为《道德真经》。 《道德经》是道教的最高经典，但又不仅仅是一部道教典籍，它拥有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其内容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管理、文学、美学、修身等各个方面，因此《道德经》的思想具有跨越历史、跨越宗教、跨越文化的永恒价值。 有人说，老子是“中国哲学之父”，那么，《道德经》就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哲学著作。《道德经》的哲学思想围绕“道”展开。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和主宰，但“道”是一种混沌的状态，看不见，摸不着，也无法用语言来描述。“道”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自然无为，这也是《道德经》一书的主旨。老子把道比作水，因为它像水一样滋润万物，却又甘居下流，不与万物争先；它如水一样柔弱，却又能使世界上最坚不可摧的东西臣服；它如江海一样能包容万物，因而能使百川归附，气象博大。《道德经》还包含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善恶、美丑、长短、高下、前后、有无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失去了一方，另一方也就不能存在；事物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道德经》第五十八章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讲的就是矛盾存在与相互转化的规律。 《道德经》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无为而治”。《道德经》中讲无为的地方很多，例如第三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为无为，则无不治。”第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说，治理国家，就好像煎小鱼不能常常翻动一样，不能朝令夕改，否则百姓就会无所适从。老子还描绘出一幅“小国寡民”的理想国图画，在这个国度里，人民安居乐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来往。 《道德经》还包含着很多修身的准则，例如淡泊名利，重视生命。《道德经》第四十四章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答案很明确，那就是生命是第一位的。 由于》道德经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历代以来，为《道德经》作注解的人很多，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僧人道士，都对《道德经》情有独钟。如唐玄宗李隆基、宋徽宗赵佶、明太祖朱元璋、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等，都有御注《道德经》流传至今；历代学者，像宋代的朱熹、王安石、苏轼、司马光，近代的严复、魏源等等，可以说，不论他们的思想属于哪一派，也不论他们的思想是激进还是保守，都不约而同地关注《道德经》；甚至那些皈依佛门的僧人，也有不少人曾经为《道德经》作注解。元代道士张与材说：“《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余家。”可见《道德经》受关注的程度之高。 由于为《道德经》作注解的人所处时代不同，身份各异，他们的理解角度也不同，有的视之为养生书，有的视之为“君人南面之术”，有的视之为兵书……千姿百态，因此可以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道德经》。在《道德经》的众多注本当中，西汉文帝时期河上公的注本和三国曹魏时期王弼的注本是比较早的，也是最流行的本子。当然，这个“早”也是相对的。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道德经》又有了更早的版本。 一种是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写本，共有两种，分别称为甲本和乙本。马王堆是西汉初年的墓葬，由于《老子河上公章句》是东汉时期的人托名河上公所作，所以，帛书《老子》实际上比《老子河上公章句》要早。 另一种是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战国楚墓中出土的竹简本《老子》，分为甲、乙、丙三组。郭店楚墓是战国中晚期的墓葬，这说明竹简本《老子》是战国中晚期以前的典籍，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版本。由于在古代，一本书从完成到流传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所以可以判断，《老子》的成书当不晚于战国初年。这也印证了老子是春秋末期思想家的说法。 《道德经》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全世界的文化财富。从16世纪开始，《道德经》就被翻译成法文、德文、英文、日文等。到目前为止，可查到的各种外文版的《道德经》已有一千多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文化名著，除了《圣经》外就是《道德经》。 摘自《济世度人——八仙传说及其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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