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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天堂中坏笑的卡尔维诺|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

 翠竹藤萝书屋 2015-09-19

唐山

“我的兄弟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最后一次坐在我们中间的那一天是1767年6月15日。我记得很清楚,事情好像就发生在今天一样。”这是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的第一句,小说的主角柯希莫决定在树上度过余生,他说到做到,此后果然再没下过地,最终被热气球卷跑,消失在天空中。

不知为什么,很少有中国作家注意到这个华丽的开头,而《百年孤独》则幸运得多,它的第一句“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的时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一定会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被反复模仿。

不知不觉,卡尔维诺也已经去世30年了。

早在1956年,卡尔维诺便被译介到中国,在《把大炮带回家去的兵士》中,收了他6篇作品,却毫无反响,直到1987年,才有《不存在的骑士》再度被译成中文,此后圈内一度大热,1989年,《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出版,到2001年,卡尔维诺已有近20部中译本面世。

但,与马尔克斯比,卡尔维诺始终热度不足,因为他太怪了。

卡尔维诺的小说很少写人状物,故事虽好,却不“生动”,无法“抓住读者”。确实,卡尔维诺的小说中有哲理有玄机,但与他同时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卡夫卡、加缪、萨特、米兰·昆德拉等,西方小说近百年成果纷呈于前,让人很难一下注意到他。

看卡尔维诺的小说,不会被感动,不会被吸引,它与读者始终保持了冰冷的距离。

好小说太多也愁人,速食的代价是扭曲了我们对小说的理解。在相当时期,我们更偏重于小说的“理趣”,将其视为哲学的大众普及版,并未真正突破托尔斯泰的“感人故事+深刻主题”的窠臼,而有了这层我执,卡尔维诺就一定会被忽略,因为注定无法回答这样的疑问:从某种意义上看,《树上的男爵》其实就是《变形记》的复写,可后者那么短,前者那么长,在主题近似的前提下,为什么还要废那么多话呢?这难道不是拙劣的低仿?

其实,只要一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就已经将卡尔维诺拒之千里了。因为卡尔维诺最闪光的地方不是他的哲思,而是他的淘气。他不负责深刻,只负责捣乱,只有那些肯笑、会笑的人,才能品出其中妙味。

当《树上的男爵》中的柯希莫跳上树枝,他手指远方,高喊:树枝上全是我的领土。翻开人类史,几乎所有伟大英雄都在重复着这样的表演,他们以为自己踩在大地上,可作为猴子的变种,他们其实更应站上枝头。

卡尔维诺是在讽刺吗?是在毒舌吗?是在假装深刻吗?我宁愿相信,他是在玩。

正如《马科瓦尔多逛超级市场》中,主人公进了琳琅满目的超市,孩子与妻子非常喜欢里面的东西,却没钱购买,于是一家人推着装满商品的手推车在超市里玩起了捉迷藏,最终因淹留太久,被锁在了超市中。

卡尔维诺不写实,因为现实世界已经崩溃:这座城市与那座城市高度雷同,这个街区与那个街区彼此无别,甚至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感受也高度雷同。活在当下,特别的想法、特别的体验已成了稀缺物,甚至稀缺到写出来反而让人觉得“不真实”的地步。

事实如此,现代人的生活正被各种包装征服,它固然遮住了现实中肮脏、恶心、阴暗的一面,却也泯灭了我们的真实感。我们说起一棵树时,绝大多数人头脑中浮现的是林阴道上、彼此雷同的摆设,它永远长不大,永远保持近似的形状。这给小说带来困境:不论你怎样描摹一棵野地的树的个性与生机,人们想到的都是树僵死的形象,大家不会觉得你写的真实,只会是觉得你太啰唆。

我们心中的真实,与这个世界本然的真实,已悄悄脱钩。在今天,再有哪个写作者敢大声宣布自己在写实,完全可以按诈骗论罪。没有外部世界的多样,没有独特的性格,没有语言面具,没有丰富的个性,这才是确凿的真实,可把这写进小说,还会有人看吗?

卡尔维诺的好,在于他不伪装真实,更不屑于用“生动”“精彩”“鲜活”来谄媚读者,他宁可写出真实的干枯,只要这干枯中,还能容下他的淘气。

在《黑羊》中,卡尔维诺“制造”了一个这样的世界:人人都是贼,甲偷乙,乙偷丙,丙又偷甲,彼此循环,和谐有序。然而,一个诚实的人来到这个国度,他只被偷,从不去偷别人,结果本应偷他东西的邻居日渐穷困,应该被他偷的邻居日渐富裕,随着贫富差距加大,社会走向崩溃,诚实的人亦被饿死。

乍一看,这是对人类史的戏谑,但仔细推敲“诚实人出现后没几年,人们就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了,而只说穷人和富人;但他们个个都还是贼”,却又别有一番滋味。不论话题怎么转换,生命的本质并未改变,真有拯救吗?真有逍遥吗?对于这些低级问题,卡尔维诺从不回答,因为他不负责永恒与愤怒,他只负责捣乱。

沿着这条路,就可以理解《阿根廷的蚂蚁》。小说主角躺在床上看书,突然觉得小腿肚子上有个小东西在爬,猛搔一阵,依然痒,掀掉被子,果然小腿肚子上有个小东西,连忙按住它,结果才发现,它是个黑痣。

乍一看,这个故事隐喻深刻,但细细品味,却又发现它有被无限解读的可能,反而没有任何意义。卡尔维诺深深沉浸在这个游戏中,他精心地布下一个又一个文字陷阱,等着读者往里面钻。他的坏笑声,几乎已渗出纸背。

正如《呼喊特丽莎的人》中的“我”,在夜晚空旷的街道上高呼“特丽莎”,其实“特丽莎”生活在城市的另一头。“我”足够真诚,没想戏耍任何人,可谁让你加入进来一起呼喊的?甚至都没注意到“我”已溜走。

不能怪卡尔维诺太淘气,他非常明确地说过:“文字不是表现这实质,而是等同于这实质。文字只知道它自身,其他关于世界的知识都是不可能的。文字把可见的痕迹与那不可见的事物,那不在场的事物,那被渴望和被害怕的事物联系起来,像一座用于紧急事故的摇摇欲坠的桥,架在深渊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太多人不甘寂寞,他们比当事人更沉溺其中。

卡尔维诺已经溜走,活着的人还高喊什么呢?感谢卡尔维诺,在这个太单调的世界上,你始终是一个真诚而有趣的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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