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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可以说，奕訢是推动变法改革的老前辈。19世纪60、70年代的洋务运动，奕訢是重要人物。
 奕訢（图自网络） 可以说，奕訢是推动变法改革的老前辈。19世纪60、70年代的洋务运动，奕訢是重要人物。 奕訢去世于1898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那就是“戊戌变法”。在奕訢去世之前，变法还没有正式开始，不过已经吵吵嚷嚷、众人皆知了。对此奕訢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态度很出人意料，明确表示反对变法。有这样一个传闻：奕訢临终时，光绪皇帝前去探视；奕訢对光绪说出了自己的“政治遗言”：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也。奕訢这样的立场当然使得维新人物把他视为对立派，视为阻碍维新变法的绊脚石。 后世的历史学者也往往认为，早年的奕訢有改革的锐气；进入老年后，他暮气沉沉，思想也趋于老化、圆滑和保守。而且，经历了多次的政治风浪并且赋闲多年后，奕訢难免心灰意冷、意志消沉，看淡了一切。他对维新变法当然也就提不起劲头来。这样的解释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想，奕訢对1898年的变法持反对态度恐怕还有别的原因。 奕訢的“政治遗言”说得很是具体：对于“广东举人”(似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提出的变法主张，要持慎重的态度；不要轻易就相信他们，对他们委以重任。可见，奕訢所针对的，是很具体的人事，而不是泛泛地反对变法。 我猜想，奕訢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为人似乎是有所了解的，他斥之为“小人”恐怕有他自己的道理。作为后人，我们对康有为的了解是越来越多了：篡改历史，给自己涂脂抹粉；挪用捐款，供自己享用或者投资不动产；贪财好色。康有为远远不能算是白璧无瑕。事实上，戊戌变法前，京中很多官员对康有为“希图利禄”、“求富贵”的行为就十分反感。翁同龢对康有为的评价是：“此人居心叵测。”在很多人看来，康有为实际上是一个私心很重的人，他所追求的，无非是出名和出仕。这种人的变法热情有多少出于公心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且，后来的历史表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推动的戊戌变法操切而且急躁，毫无章法可言。毕竟，康、梁不在权力中枢，不知道行政系统如何运作，难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遗憾的是，光绪皇帝想要在现存行政系统之外建立起自己的“国王的班底”，自然要避开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权臣和重臣，自然要起用新人、重用小官了。奕訢的话算是白说了。 制度重要还是人事重要？当然是制度重要。变法的过程，就是改变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过程。不过，主持变法的人也很重要。不同的人主持变法，就会有不同的变法路径、变法风格，当然也就会有不同的变法结果。设想一下，如果主持戊戌变法的是张之洞这样老成谋国的人，结果会是多么的不同啊。（文/张书克 文史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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