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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浏览名人传记，看到昔日中国那些大师在大学课堂授课的轶事。
在中国教育史上，这些大师的授课皆为学生们留下难以忘却的记忆，其中三堂“绝课”，至今记载于典籍，我们能从中体味到昔日大学课堂的学习气氛，师生交往和人生的目标。
如果能穿越时空，聆听那些大师授课，定会终生难忘：
林语堂先生，上课不喜欢点名，学生来与不来，悉听尊便。他曾在一次课堂中发花生给学生吃，然后说道：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虽然林语堂痛恨点名，但学生从不缺课，甚至别班的学生也慕名而来旁听。
梁实秋先生，上课时黑板上从不写一字，他说，不愿吃粉笔灰。梁先生虽为留美归来的学者，但上课时却常常身着长袍马褂，脚蹬千层底布鞋，活似一位中式老派学者。他讲课的功底十分厚重，很有感染力，据说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解英格兰诗人的一首诗，讲不多时，有一女生为情所动，泪下如雨。梁先生继续再讲，女生竟伏案放声大哭起来。
鲁迅先生，上课比较直率随性。在讲林黛玉时，被学生问及喜不喜欢林黛玉，鲁迅先生回答：“老实说，我不喜欢她；你们看，林妹妹整天愁眉苦脸，哭哭啼啼，小肚鸡肠，我可受不了。”
林纾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有一门课被排在下午二、三时。一天,林纾先生看到学生昏昏欲睡，便把课本一合说,下面我为大家讲一个故事。学生一听,精神为之一振。他接着说，有一个风流和尚，一次经过一座桥，看见一位美女姗姗而来。学生们此时已集中精神听他讲故事，但林纾先生此刻却不讲了；学生请他继续讲后怎么样；他风趣地说，一个向东，一个向西，走了。此时，学生们哄堂大笑，睡意全无。接着他继续给学生讲课。
潘光旦先生，在西南联大讲课时，每次走进教室，先从身上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问学生抽不抽，学生当然不抽，他便点燃那支烟。抽完一支烟，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然后开始上课。由于他的课讲得好，经常是学生满堂。
黄侃先生，常常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绸带。每次授课，讲到紧要精彩处，他会戛然而止，对学生说：这里有个秘密，仅仅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才行。
钱玄同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传统音韵学，讲到“开口音”与“闭口音”的区别，一学生请他举个例子。他说：“北京有一位京韵大鼓女艺人，形象俊美，特别是一口洁白又整齐的牙齿，使人注目。女艺人因一次事故，掉了两颗门牙。应邀赴宴陪酒时，她坐在宾客中很不自在，尽量避免开口。有人问话，她万不得已才回话，且一概用'闭口音’，避免发'开口音’，这样就可以遮丑了。如这样的对话：'贵姓？’'姓伍。’'多大年纪？’'十五。’'家住哪里？’'保安府。’'干什么工作？’'唱大鼓。’这些回的话都是用'闭口音’，可以不露齿。等到这位女艺人牙齿修复好后，再与人交谈时，她又全部改用'开口音’，于是对答：'贵姓？’'姓李。’'多大年纪？’'十七。’'家住哪里？’'城西。’'干什么工作？’'唱戏。’”学生听后无不拍手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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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教育史上，有三堂“绝课”——绝妙之课
第一堂“绝课”，是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先生开设的《文选》课。他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讲那算那。有一天，他讲了半小时课，突然停下了：“我不上了，请诸位改在下星期三晚上七点半到操场来上课。”大家都觉得非常奇怪——他为什么现在不上，要等到下星期三，而且要等到晚上七点半，还要在操场上呢？回宿舍一查日历，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有满月，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试想，草地上，学生们围成一圈，他老人家端坐其间，当头一轮皓月，大讲《月赋》，俨如《世说新语》里的魏晋人物，这有多美妙！这确是一堂绝妙之课。
第二堂“绝课”，是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先生的考试课。我们经历过多少考试，但这场考试确实别开生面：不是老师出题考学生，而是学生出题问老师；你提个问题，他就知道你的学识程度怎么样，当场断定你本学期的成绩是多少分，更有趣的是，这个蒙文通先生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进行这种独特的考试。你若提问得好，他猛吸一口叶子烟，请你坐下陪他喝茶，然后对你的提问详加评论；若问得不好，当场请你走人。学生是又紧张又感兴趣，思忖着自己能不能留下陪蒙先生喝茶。原来考试课还可以这么上，这确是一堂绝妙之课。
第三堂“绝课”，是北京大学教授林庚先生的人生最后一课。那天上课，林庚先生缓缓地朗声说道：“什么是诗？诗的本质就是发现。我们要保持诗人的品质，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新的美。”顿时，全场肃然，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林庚先生旁征博引，足足讲了两个小时还意犹未尽，学生们也听得如痴如醉，全然忘了时间。但林庚先生刚走下讲台，就站不住了，当即被学生扶着送到家里，大病一场。这是他拼着生命的全力上完这最后一课，何等悲壮。这可谓“天鹅的绝唱”。
这些大师，不仅学识渊博，授出绝妙之课，更是品德高尚，堪为人师表：
刘文典先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未来得及与清华、北大等校撤离南下，滞留北平。期间，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他都断然拒绝，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蒙文通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在四川大学，由于学阀玩弄手腕，他未被文学院续聘。但学生们倾倒于他的学识，请求他继续授课。他说：“我可以不拿薪水，但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于是让愿意上课的学生到自己家里，继续授课。蒙文通先生一家七口，经济拮据，加之抗日战争爆发，家计日益困顿。日伪政府多次强“邀”其撰写政治学术文章，并以重金相诱，仍对来者严辞相拒。
林庚先生，一生充满诗意。当年读清华大学中文系时的毕业论文，就是他的第一本新诗集《夜》，由闻一多先生设计封面，俞平伯先生写序。此后，他创作出《春野的窗》、《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等诗集，被誉为给诗坛带来“一份晚唐的美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留下的是人生诗篇般“天鹅的绝唱”。
这些大师们的这种做学问方式的背后，蕴含着对生命存在的意义的诠释。试想那个情景：一群学生围着老师在月光下读《月赋》，老师和学生当街喝茶，那不仅是一个学习场景，它更呈现出一种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的形态。听这样的课，老师和学生之间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它给予学生的是生命的浸染、熏陶，这种生命化的教育的背后，是老师对学生传递着一种生命的承担意识。
今天学校上课，当然不可能套用民国时期大师们的课风，但这些大师们的课风却给了我们一个共同的启发，老师当有真正学问，师生平等，课堂和谐，在多趣味、多温馨中讲授深奥的知识同时并传授为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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