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注重辨病与辨证的相关性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因此顾氏重视辨证分型，对“同病异治”有深刻的研究，在同一疾病的不同病理阶段可以表现不同的主证，同时机体的个别特殊性，即气血阴阳差异，通过八纲辨证，可以分为各类分型。顾氏认为辨证可以揭示个体气血阴阳的特殊性，又可正确反映机体在不同发病阶段的征象，以便把握疾病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根据同病异证进行辨别分析。通过八纲和脏腑辨证，进行辨证分型，确立各别的治则，采取不同的方药组成，从而提高治疗效果。在辨证的同时也要强调辨病。顾氏对清代徐灵胎《兰台轨尼．序》中所述：“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能识病名而后求其病之由生，知其所由生......然后考其治之之法，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病。”抓住每种疾病的局部和整体主证，诊断确立病名为先的观点十分赞同。在不典型尤其是早期乳腺癌可以伴有乳腺增生病证候，肿块乳腺病可以在用药后部分缓解，但局部触诊在与块中触及质硬有棱角的孤立性肿块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应及时通过各种现代辅助检查手段，最终病理活检而尽早确立病名，不要贻漏病情，强调首重辨病，辨证参合在辨病之中，注重辨病与辨证二者的相关性。 二、重视发病病机，抓住疾病本质顾氏根据家传经验和辨证思路，重视整体治疗，抓住疾病本质，探明发病病机。疡科各证虽形之于外，必根于内，因此强调疡医务必精内，痈疽疮疡可由脏腑蕴毒而外发，痈疽失治也可内传脏腑而酿大症。乳癖之症顾氏认为肾气不足，冲任失调是病之本，肾为五脏之本，元气之根，肾气不足必致冲任失调，因冲任隶属于肝肾，每多乳癖患者仅以调理气机论治而不从调治冲任根本着手而治疗效果欠佳，尤其是中年妇女乳癖病者，乳癖之证伴见经期紊乱，腰膝酸软，此由肾气虚衰，下不能充实胞宫，上不能滋养乳络，肾虚不能温濡冲任，冲为血海，冲脉藏血失司表现月经淋漓，任脉虚衰可伴不孕，因此顾氏在乳癖论治中，凡见肾症候者，论治从治本着手，重用仙茅、仙灵脾、苁蓉、鹿角等温补肝肾，调摄冲任，每乳癖顽证而取得满意效果。
三、重视后天脾胃在疾病康复中的作用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因此顾氏十分重视脾胃和饮食调摄在疾病中作用。顾氏强调饮食调摄在乳腺病防治中意义。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病有新久，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因宜常刻矣......谷肉果桑，食养尽之，勿使过之，伤其正也......。”顾氏遵循经旨，在疾病论治中既不要偏废药物的治疗作用，又必需强调饮食调摄的意义。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曾说：“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逮，必凭于药。”指出药物与饮食二者相结合是治疗每每取效的关键。古代用“谷肉果桑”高度概括了人体合理摄取营养，不断补充人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是防病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对病重体衰病者。脾胃和气血之盛衰，更与疾病的顺逆转归息息相关，如脾胃未败是谓“得谷者昌”，尚有起死回生转机如脾胃已败，百药难治，是谓“绝谷者亡”，症多难治。顾氏对晚期乳癖，正虚体衰，瘤体扩散者，在用药扶正固本的同时，十分注重扶助脾胃。重视整体气血阴阳，不要过份强求完成术后化疗次数，屡屡告诫，慎证虚虚之戒。《东医宝鉴》：“不必治癌，补其阴阳气血，自可带病延年。每多晚期乳癌病者在服用顾氏益气健脾，养血补精的药物同时，饮食补脾胃，病情稳定，精神转佳，顾氏指出乳癌后期，并非 四、首辨阴阳，分清寒热虚实疮疡之病，百千万症，因此首当辨别阴阳，阳症者，其毒浅，多为火毒之滞，发于六时，阴症者，其毒深，多因寒痰之凝，阴毒深伏，发于五脏，疮疡在病程发展中，复杂多变，有真阳假阴，有真阴假阳，因此分清寒热虚实才能药症相应。乳癌是多种乳病中最为凶险之症，顾氏十分重视“四诊”的运用，尤其不为现代多种辅助检查结果所惑，对传统触诊检查必须认真仔细，凡发现乳房肿块不论肿块大小，凡肿块坚实者，表面有棱角，皮核相叠者，即使辅助检查阴性，仍应及早活检病理诊断不要贻误，乳癌之肿块虽表面不红，触之微热，此乃真热假寒，非寒结而凝，而由邪毒与蕴热煎熬气血津液而致邪毒瘀热互结而成，因此切忌用温经散寒治疗流痰阴寒之方药。顾氏赞同清代外科名家马培之先生所论：“乳癌由气火抑郁而成，治应解郁清肝。顾氏治疗乳癌在祛邪药物选用上常用清热解毒合活血化瘀，软坚化痰，抑制病灶发展，体现《素问．至真要大论》：“坚者削之，结者散之，客者除之”之论。顾氏提出“祛邪可以安正，治标可以固本”的学术观点，具体应用于乳癌的诊治方药上，即告诫首当辨别阴阳，其次分清寒热虚实，顾氏“邪去正安”的立论也反映出辨病寓于辨证的构思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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