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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的小孩长大了，想要留学或在大城市打拼，我们一点都帮不到他，想到这点我就觉得非常难过。”卓霖(化名)说完这句话，发来一个大哭的表情。 研究生毕业后，卓霖回到老家福建某市当了一名公务员。考上公务员的喜悦第二年就消失殆尽，他的工资才2000多元，比本科生只多10块钱。结婚后买了房，还完房贷基本月光，再后来生了小孩他就变成了啃老族，压力越来越大。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相继步入而立之年的85后公务员开始承担起生活的重担，他们更渴望改变。而清贫及进步空间有限，是他们想要逃离体制的原因。 公务员无奈靠放贷挣钱 卓霖还记得4年前快毕业时考公务员的盛大场面，同学们几乎倾巢出动。他如愿考上了自己家乡的公务员，这是让父母和自己都满意的毕业归宿。 上班第二年开始，卓霖的心里产生了非常大的落差，收入低是最主要的原因。那时他的工资2000多元，现在他是副科级，工资也不过3000元多一点，加上补贴、绩效、公积金等杂七杂八有差不多5000元，而他所在的城市市区房价水平是9000元～10000元。 他盘算了下，如果一辈子做公务员，靠工资的话只能够保证生活费，养个孩子养个房子，过不了体面的生活。他考虑过做些兼职，比如投资开个网店，但是公务员并不如大家想象中那么清闲，他所在的区政府办公室，加班已成常态，没有多余的时间管理店铺。 卓霖考察了半天，最后发现炒股比较容易，也靠着股市，他赚了大半年的按揭，算是以股养房，“之前野心很大，还想着以股养儿来着。”卓霖笑说。 但最近股市不如之前那么好了，卓霖又开始犯愁，开始寻找新的赚钱途径。“你知道很多公务员怎么赚钱吗?”他告诉本报记者，当地很多公务员靠参与众筹、P2P赚钱，说白了就是放贷。“公务员没什么钱，但是信用很好，贷款啊信用卡之类的很好办，就可以从银行贷款出来再贷出去。当然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卓霖想辞职也不仅是经济上的原因，还有其他的，比如晋升空间有限，竞争很激烈。“最可恶的是能否晋升与工作做的好坏没有直接的关系。”以前有公开选拔制度，后来这个制度也改变了，不能通过考试决定去向，只能论资排辈，说白了就是靠关系。 今年卓霖身边有两个辞职的公务员朋友。他认为，现在辞职的很大一部分是有本事直接在市场中体现价值的，比如法官转律师，工程人才转去房地产。 谈及未来的打算，卓霖说，这份工作既不能养家糊口，又不能施展抱负，那就只能找机会跑啦。当然，入宝山不能空手而归，他所在的机关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可以积累人脉，积攒一些必要的技能，比如对政策的把握和解读应该比体制外的人要更敏锐一些。 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是好的生活吗？ 胡彦(化名)是从体制内出走的代表。4年前他从湖南郴州某个乡政府办公室主任的岗位上离开，南下扎进特区深圳，跟着做物业租赁生意的亲戚打拼。 说起当公务员，胡彦觉得，基层公务员很累，压力也大，但是锻炼的机会多。 他在乡政府做过很多岗位，先是搞政法维稳工作，后面搞过计生、组织工作，最后做了办公室主任。在同一批进去的公务员里，胡彦说自己“不是混的最好的，但也是混的比较好的了。”当时他还有一个机会去给县纪委书记当秘书，正在犹豫中，亲戚抛出一根橄榄枝，说有一个新项目在深圳，让他去做负责人。他几乎没怎么考虑就去了。 “年轻人嘛，向往大城市，毕竟我们那里是山区，都想出来。”胡彦这样解释自己的选择。而且，大学毕业那时，他本来也没想考公务员，看到周围同学们都在考，他就也看了几个星期书，没想到就考上了。 “因为考的容易，所以丢的也比较洒脱。”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公务员太清贫了，胡彦当时每个月拿到手3000元多一点。 出外闯荡世界比胡彦想的艰难的多，即使有亲戚带路也一样。胡彦回忆说，刚开始特别辛苦，什么都是从头来，生意也很不好，压力非常大。 他所负责的项目有差不多两万平方米，有半年时间只租出去2000平方米，其他都是空着的，一个月要承担的租金就是40多万，还有人工成本和其他开销。那时候，胡彦自己也就是拿3000元工资，住在公司，基本没休息过。 他投在项目里的一百多万都是父母给凑的，现在想想，他都觉得当时太疯狂了，放着好好的公务员不做，拿着父母的养老本做风险那么大的生意。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胡彦的母亲也支持他坚持下去，父亲看生意难做，中间希望胡彦回去上班，因为最开始胡彦是请假出来的。 “来深圳四年多，我没出去旅游过，也没带我老婆去哪里玩过。”但这一切辛苦换来了胡彦家庭现在的衣食无忧。他今年30岁，在深圳有车有房，有妻子和一个两岁的女儿，如果一直在体制内，现在至少是副科，副科的工资也就不到4000元。“自己做生意的收入跟公务员比真的不是一个概念。”当然，他也明白，做生意都是有风险的，只能说目前还顺利，没有当公务员稳当。 想“折腾”的年轻公务员比比皆是。 在广州某市直部门工作的何秦(化名)，之前在老家贵州当公务员，然后考来广州。他用“夹心层”来形容自己所在的公务员群体，“看起来风光，其实有时还不如农民工兄弟。” 他并不打算一辈子做公务员，这是他父母那一辈的期待，希望儿子能够稳定，不用东奔西跑，但他却有自己的想法：“我想什么都尝试下，这里应该不会是我终老的地方。” 在咨询公司里工作过两年后又考入全国总工会的张岑(化名)也告诉本报记者，有好的机会就想跳槽。他身边有好几个离职的同事，离职去向有国企、互联网公司、出国等。共同点都是30岁出头，刚提副处。“因为年龄再大一点就不好动了。” “其实体制内最大的问题是前景一眼就看的到头，退休时一般能到副局，运气好到正局，也就是和地方上的处长差不多，也是干活的。”而对于张岑等85后来说，一眼望的到头的生活并不那么吸引人，甚至令人厌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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