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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 著 2015年9月10日发行
文|姜建强 东京中华新闻主编 快乐地喝白兰地，快乐地吃三明治，快乐地煮意大利面条，快乐地上床，快乐地听音乐，快乐地写作。然后是快乐地出版，快乐地收取版税。然后是花掉版税，再吃三明治，再煮意大利面条，再喝白兰地。看似是匀速的无生命体征的循环，也表征着一种观念：我们会死，但现在还活着。这是否就是看透万事的村上春树的生存技巧？ 2015年9月10日，这位“现在还活着”的小说家又出新著。这回不是小说，而是自传性质的随笔集《作为职业的小说家》。新书上市当天，日本各家媒体抢先报道，NHK更是将“现在还活着”给具象化了。 不可否认，喜欢读村上的书与对村上的争议，多年来构成了文化领域的“村上现象”。而这本书的出版，笔者认为，则表征着“村上现象”转换为了“村上问题”。什么是我们要谈论的“村上问题”？是否就是在深夜的旅馆推敲文章，而隔音不好的隔壁房间传来男女叫床的声音？哦，不全是这些问题。 我们还记得，川端康成《雪国》的首句是，“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三岛由纪夫《金阁寺》的首句是，“自幼年起，家父即告诉过我金阁的种种。”而村上春树《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的首句是，“从大学二年级的7月到第二年1月间，多崎作基本只是在思考死亡中活着。”川端的着眼点是雪国，那里有他朦胧中带透明的幽玄；三岛的着眼点是生命中的美，这个足以逼人去死的美；村上的着眼点是死亡，这个伦理敬畏、哲学无解的终极问题。 这里，如果说大江健三郎是始于绝望的希望——他在称之为封笔之作的《别了，我的书》结尾处写道：“老人理应成为探险者/现世之所不是问题/我们必须静静地/静静地开始行动。”那么村上是始于希望的绝望——他在《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短篇集之“独立器官”一篇中写道：“她的那颗心一跳动，我的这颗心也随之被拉紧。就像用缆绳拴住的两艘小船一样。即便想要砍断缆绳，但到处都觅不到能砍断缆绳的刀具。” 如果把道德看成是先验的，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乖巧的上帝的话，那么如果把叙事看成是后验的，我们是否不得不接受一个诡异的村上？这是否就是“村上问题”的最大看点？
在何谓职业小说家的问题上，村上写道：职业小说家首先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自己走在街上既不引人注目，去餐厅也一定会被带到最差的席位。如果不是写小说的话，没有人会看我一眼。自己凭点写小说的小资质和运气，凭点自己倔强的性格，竟然写了35年小说，想来也非常吃惊。我的35年的人生，其结果或许就是为了持续这个吃惊而存在的。 小说就是叙事，而叙事就是讲故事。因此小说不是逻辑，不是伦理，更不是哲学，但它能表现出逻辑、伦理和哲学。故事里总有两副面孔出现。你是客体也是主体。你是全部也是部分。你是真实也是幻影。你是讲故事者，同时也是故事中的人。正因每个人都扮演了故事中的多重角色，我们才看似治愈了作为这个世界上孤独无依的个体所感受到的寂寞。从这一意义上说，小说家并不神秘，人人都可以为之，因为人人都难以逃脱寂寞。 村上说自己1978年看了神宫球场的棒球比赛，自己喜欢的球队竟然赢了。不应该赢的球队赢了，那么不应该写小说的我是否也能写小说？当天他就在新宿的纪伊国书店买来文稿纸和笔，晚上在厨房的小桌上开始奋笔。其结果是处女作《且听风吟》的诞生，还意外地获得了群像奖。他说这表明人人都有叙事的才能。 但问题在于，总有人宁愿将自己的思考拱手让人，让所谓权威替代他们思考和做出决定。有人替你思考，或许你就此省心了，也得到了些许幻想式的安慰，但作为个人无异于死了一次。这个死，在村上那里表现为叙事的断裂。他说，如果丧失了自我，你也就丧失了你自己命名的那条叙事线索。而人类如果没有了这种故事在延续的感觉，很快也就活不下去了。因为人是在叙事中存活下去的。 1995年东京发生地铁毒气杀人事件。事件不久村上采访了奥姆真理教数十名信徒，给他的感觉是，“（教祖麻原彰晃）很有本事，因为他能将他那种改头换面的叙事强加给他人。他是讲故事的大师，他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为此村上在《地下》纪实作品中设问：“我们自身难道没有问题吗？我们没有将我们个体的一部分自愿地信托给了某种更宏大的体系或秩序吗？” 村上在新著中写道：如果人可以分类成“狗的人格”和“猫的人格”的话，那自己就是“猫的人格”。说要向右转，我总是反其向朝左转。或许在他人眼里有点恶有点坏，但恶也好坏也好，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日本的教育本质则是面向共同体的“狗的人格”，有时又超越共同体形成小团体的“羊的人格”。因为我具有猫奴性，所以对“物语”这个穴洞，一般都能深挖下去，能连线成想要诉说的东西。好像为了什么非要奔走起来不可，就是我写小说的最大动力。 这令人想起他的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小说里，间宫中尉在蒙古的一口井底等死。那一刻关于生死的描摹，是村上完全忠实探索内心最深处的诸主题之一。记忆与历史，传奇与故事，一并深入到情感的黑森林处，追问作为个人、作为日本人、作为世界公民的他们究竟是谁？所以村上说地下的世界总是令他入迷。哪怕是一条隐蔽的小水沟，都会在头脑中唤起无数的故事。洞穴，井底，地泉，地下铁，地下通道。他坚信，阳光无法照射到的地方，一定存有被记忆着的东西。而记忆这东西就类似小说，或者倒过来说，小说这东西类似记忆。 因此，记忆有时借小说直白着什么。在剥人皮的情节里，手握短刀像熊一样的蒙古军官，首先在山本右肩“刷”得划开一道口子，由上往下剥右肩的皮。“剥得很慢，小心翼翼，一幅不胜怜爱的样子。”右臂的皮被彻底剥下，“成了一块薄布似的”，啪嗒啪嗒地滴血。接着军官处理左肩。然后是双腿，性器，头皮，脸皮。不久全被剥光。这里，问题的内核被村上敏锐抓住：“假如不闻惨叫声，甚至不会让人觉得伴随有任何疼痛。”所以剥皮又不妨称为“艺术创作”。而惨叫声分明在诉说，“那是何等的痛不欲生。”这里的隐语在于，记忆还是包含了历史：国家的暴力和血腥遭到了剥皮的报应。战后日本，刀尖上的“艺术创作”作用于国家体制，将痛不欲生忘得干干净净。那么这个国家还有出路吗？如还有出路，其出路究竟何在？这是村上的问题观——对外的问题观。因为你若不怕，世上就没有绝望。记忆如黑猫，深邃而幽玄。
如果说疗伤是村上一以贯之的常套主题，那么在《没有女人的男人们》这部短篇集里，我们会惊讶地发现，疗伤缺席。这个转向令我们措手不及，同时也为村上再评价提供了范本。在“独立器官”中，村上借52岁的美容师渡会之口，追问“自己”是否就是“一个不得不埋于地下，绝食变成木乃伊，但由于不能抖落尘世烦恼，不能彻底变成木乃伊，故又爬出地面来的人”？但不管你怎样逃离，最坏的还是会如期而至，命运还是会不动声色碾压过你的头顶。如果说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还温存着哪怕一丝对人间的期望，村上则将这个期望无情地斩断。 在“1973年的弹子球”里，在做爱前还在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谈论康德的“出类拔萃”，而进入的那种“软乎乎”感觉还不如读康德的感觉；“驾驶我的车”中，家福和与他的妻子上过床的高喝酒交朋友，而表现出真诚与善意的反是高，充满恶意与虚伪的倒是家福。如果前一个情境只是表现了一堆无用的感觉，一种乖戾的失意的话，那后一种心向与逻辑的颠倒，是否就是现代人背离孤独而行的一个有力佐证？ 也就是说，孤独不再是一般意义的寂寞，不再是找个夜店即能消解的欲望。离谱、反常、怪异、闻所未闻，村上笔下无救无助的孤独之人，都是现代语境下的孤独文本。村上要表明的，是“人有入口，但难有出口”这一尼采式主题。这是村上的另一个问题观——对内的问题观。灵魂比肉体死得快。这正如一位20岁的男士曾问村上：有什么地方会是你时常会呆一会儿的？村上答道：“在床上，和我相爱的人。不然会是在哪儿？”一如从厕所的窗口看富士山——彻底的无望与无聊。
村上曾自称是一位“朴素的无教养的小说家”。其实这也是他的问题观使然。 他很早就从事美国文学翻译，这是他作为小说家能超越同行的一个优势。他的随笔集《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书名就借自美国小说家雷蒙德·卡佛。进入21世纪，先后有日本评论家千石英世的《村上春树与美国》、三浦雅士的《村上春树和柴田元幸的又一个美国》、美国的鲁宾《倾听村上春树》等专著问世，讨论的都是村上文本的西洋化问题。 只有洋服没有和服，只有白兰地没有日本酒，只有三明治没有生鱼片，只有美式咖啡没有日式煎茶，只有爵士音乐没有日本演歌，连生命的死亡在这里失去了日本文化中的凄美之感。这吸引日本年轻读者抛弃了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 美国人喜欢村上，因为作品中有美国元素但不乏东洋的阴翳。日本人喜欢村上，因为作品中有东洋元素但更不乏美国精神。小说文本的国际化，在村上处有了一个亮眼的峰回路转。但国际化和本土性，谁为根本谁为宇宙？这点村上被批评家们讥讽最多，因为他文本中基本看不出本土和文化乡愁。 但问题的另一面正如村上新著所说：或许就是“物语”这个观念，使我不得不放弃原本的文化乡愁。因为所谓物语，就是人之魂灵底部所具有的东西。正如此，人与人的叙事才能有连接与吻合的前提。我日常就降临至这个魂灵的底部，写我想要些的东西。从这一意义上说，写小说是密室中的秘事，是纯粹的个体体验。而这个个体体验，是无法用文化乡愁来体验的。 在今年7月出版的网上问答集《村上之家》中，一位42岁的火星人类学女性学者俏皮地追问：如果先生搬到火星去住的话，想写什么故事呢？村上回答道：我在藤泽写了《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在罗马写了《挪威的森林》，在普林斯顿写了《奇鸟行状录》，在考艾岛写了《海边的卡夫卡》。在哪儿都是写，估计去了火星也是这样写，没有什么不同。 现在看来，去本土化和斩断根源性，是村上有意识而为之的，目的是表达两大“村上问题”。村上小说具有如此广大的受众和世界性，大约与此有关。 一个至今还在暧昧的国家有出口吗？作为现代人最大的困惑是，人最终有出口吗？这两大“村上问题”高高悬挂在了人类理智的大门前。尽管村上用以表示它们的，经常是：充满霉味的小旅馆，死去歌手的唱片，冰冷的大杯啤酒，敲得你心烦的爵士乐，做爱，深入进去的温暖，自慰的液体状，同性抚摸，外来语，没有名字的主角，死亡——而且是接二连三的死，莫名的死。 从这个角度说，21世纪的我们或许不得不接受一个诡异的村上，就像18、19世纪的人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乖巧的上帝一样。好在村上还是有他的柔情之处：“对苦于寻找出口的人——如果某天他认为或许还有出口的话——如果有谁给与了如此这般的影响，那么他作为小说家就尽到了责任。”看来在他的心中，还存活着另一半并未糟透了的上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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