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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注意到查抄家产的奏折中频繁出现的'内务府'及其下属的'广储司'，而这个部门恰恰是和珅查抄家产的真正去向——它们既没有被存入国库之中，以备不时之需；也没有成为军费，支援前线官兵，而是分类按批进入内务府的不同部门之中。
抄家：“贪污之王”的真相 1799年2月26日，就在嘉庆皇帝宣布和珅一案结案的三天后，直隶布政使吴熊光的一份奏折被呈递到皇帝手中。自从上次君臣奏对之后，吴就被皇帝委派查办和珅及其家人名下财产。 就在吴的第二份奏折呈递的同时，另一份来自内务府的密奏也被送到御前。 比起吴熊光这个从二品的布政使，这份奏折的三个作者都是皇室宗亲，他们分别是肃亲王永锡、贝勒绵懿和刚在2月12日履新的总管内务府大臣永来，这份奏折的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奏报在海甸查抄和珅及其同党福长安花园财产的情况。 3月5日，内务府奏折(同样是密折)又报告提督衙门交到查抄和珅家产案内折合库平银2833249.61两，已交入内务府广储司内收讫。 甚至到两个月后的5月2日，定亲王绵恩还在奏折中称奉旨查抄和珅及伊家人刘全等家产，将查出的二两平金33551两和白银3014095.33两一同交给内务府广储司收讫，同时还表示对那些尚未追回的造车价银也会'移咨内务府就近着追'。 嘉庆皇帝为何对查抄和珅的家产如此倾心？难道真的是因为像后世笔记中所说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从史梦兰的《止园笔谈》到薛福成的《庸盦笔记》、欧阳星的《见闻琐录》、无名氏的《殛珅志略》，再到徐珂的《清稗类钞》、天台野叟的《大清见闻录》，一份'和珅家产清单'通过这些好事文士的稗史笔记在民间传抄流行。 在这份清单中，和珅成了毫无疑问的贪污之王。 按照这份清单记载，和珅被抄家产共计一百零九号，内有八十三号尚未估价，已估者二十六号，合算共计银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伍千一百六十两。 按照另一本《梼杌近志》中的统计：
是书更声称'政府岁入七千万而和珅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之半额而强'，这也正是现在时下流传的和珅家产达到8亿，相当于大清国十余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之来源。 但容易被人忽略的一点是，《梼杌近志》这本书初版于1910年，并且被收入革命党人胡朴安的《满清野史》当中(胡本人可能正是这本书真正的作者)。 所以对革命党而言，这个天文数字般的贪污记录更具革命文宣的功能：“甲午、庚子两次偿金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国耻与贪腐紧密相连，足以唤起民众排满之心。而和珅贪污8亿两的传说，也由此扩散开来，成为今天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不易之论。 那么，和珅的家产究竟有多少？ 一份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名为《和珅犯罪全案》的档案中包含一份详尽的《预览抄产单》，看似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但其真实性，经过冯作哲的严密考证，已经被证明是道光时代的产物，且其中收录的上谕、折片错漏百出。 而这份所谓的《全案》，恰恰是后世那些以讹传讹的稗史笔记的源头。 所以，唯一可信的史料，就只有上谕、参与查抄臣僚的奏折和内务府的折片，而这里面的数字加在一起，总数甚至不会超过两千万两白银，更保守的估计，则指出这个数字也许仅在一千万两上下。 这恐怕是这位“贪污之王”真正的极限了。 皇帝的荷包：钱都去哪了？ 考虑到当时川陕白莲教起事，朝廷连年征剿，大笔银两被投入到平弭内乱的无底洞中，所以和珅的这笔查抄财产，可谓久旱甘霖，足以为前线官兵再添助力。 当然，前提是这笔钱确实被用在了军费开支上。 像所有良好的愿望一样，事实总是会毫不留情地将其戳破—— 人们往往只关注于一个贪官究竟贪污了多少钱款，并且为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赃款目乱神迷，切齿于其肆无忌惮的贪腐行为，并未朝廷再次揪出这样一个国之大蠹而欢欣鼓舞，并将国家出现的一切积弊都归咎于这个倒台的贪官身上。 就像《清朝野史大观》的作者所切齿痛斥的那样：
然而却很少有人追问，这笔钱款究竟去了哪儿。
很少有人注意到查抄家产的奏折中频繁出现的'内务府'及其下属的'广储司'，而这个部门恰恰是和珅查抄家产的真正去向——它们既没有被存入国库之中，以备不时之需；也没有成为军费，支援前线官兵，而是分类按批进入内务府的不同部门之中。 内务府可能是有清一代最神秘的有关部门之一。这个机构完全是由一个围绕在皇帝身边的小规模政治集团掌管，其各部堂官完全为皇族亲贵所垄断，下属的各部郎中、司员都是由政治可靠的满人担任。 整个内务府的唯一作用和目的就是为皇室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主要是财政方面的。 除了内务府的总管和皇帝之外，很少有人能知道内务府的财政状况，人们唯一清楚的一点是，从乾隆朝以来，每年国库都会固定向内务府划拨60万两白银用以皇室支出。 但另一点需要肯定的是，内务府的收入决不至于此数。 被嘉庆赐死的和珅就曾经主管内务府，深知个中玄机。这位善于敛财之道的臣僚在内务府总管任上颇得乾隆圣心嘉悦，因为他很擅长无中生有地巧借各种名目为内务府招财进宝，来填补乾隆皇帝日益豪奢之心。 其中和珅最出名的一个发明就是议罪银制度，近乎于钓鱼执法。 皇帝在得知官员过误后，会寄一道密谕给该官员，当官员战战兢兢地读完皇帝严厉申斥后，看到御批最末的'自行议罪'和'自问该当何罪'时，就明白到了该掏钱的时候了。 如果皇帝对官员为自己罪愆付出的罚款满意，就会在奏折的后面批上一个'览'字，待官员将罚金如数交上后，这笔君臣间的交易就算圆满完成了。这当然是一笔秘密的一锤子买卖。 大部分交易记录都会仔细记录在一份名为《密记档》的档案中。有学者统计过从1749年初具雏形到1805年嘉庆皇帝废除该制度之间的110宗罚议罪银案例，发现最盛时恰恰是和珅当政的1778年至1795年，共计101件。 其中共罚银两合计499.55两，其中流入国家公共财政体系的，仅占其中的29%，用于海塘河工和军费的部分分别只占16.2%和10.6%。而其中高达285.05万两，占到总数57.1%的部分，全部作为皇室经费流入内务府和乾隆皇帝最喜好的南巡盛典之中。 同样，皇帝也不会放过那些罪大恶极的贪官的财产，而每一次抄家少则数十万两，多则上千万两的收入，自然也比议罪银零敲碎打式的进账来得更快更多。 皇帝在对贪腐行为的龙心震怒之余，用抄家的巨额进项作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心理补偿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瓜分：一项政治任务 因此，当和珅倒台之后，他庞大的财产，无论是三千万还是一千万，都顺理成章地落入皇帝的荷包。尽管这笔钱也许不像8亿两这样数额庞大，但也相当于二十余年的皇室固定经费。 当和珅被下狱赐死的那一刻，对其遗下财产的分配就成为了内务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皇帝为了表示自己不是一位好货之主，尽力做出慷慨大方的姿态将这些昔日的赃款进行公平分配。 珠宝玉器、金银器皿、首饰、字画、古玩、鼎彝、皮张、绸缎等等都先行归入内务府库中，再拿出一小部分让近支王公利益均沾，以免过多的赏赐开启这些人的贪鄙之心。 至于房产，除了一部分(按照皇帝上谕是一半，但实际上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给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和他的妻子--同时也是皇帝的姐姐和孝公主，其它都分配给了成亲王永瑆、仪亲王永璇、庆郡王永璘和贝勒绵懿。 几家当铺，除了其中的三家赏给三位近支王公之外，其余也都收归内务府进行继续经营，一些皇帝近身的太监也分得圣恩雨露，得到了绸纱袍服和棉衣的赏赐。 对普通市民来说，他们能分得的，除了可能隐匿在民间还未被内务府苛察的眼睛发现的和珅余产之外，就只有被崇文门税关变卖的破旧物件好戏装。 唯一的例外是从和珅府上收缴的人参，据称有六百余斤，由于库房已满，所以内务府决定将其变卖，但由于一时之间抛售大量上好人参，使整个北京奢侈品消费增长激增，导致市面上一时竟出现货币短缺的现象。 如果这条记载属实的话，它应该成为贪腐经济学的一个典型案例。 不算结语的结语 当1799年结束时，大清帝国沉浸在圣君治世的集体梦境之中，一位甫才亲政的年青君主，以'仁至义尽'的迅猛手段铲除了前朝权奸，一扫朝廷暮气。他终于走出了自己父亲的漫长阴影，意得志满地开始了自己的全新统治。 而他的臣民，毫无疑问也相信，在揪出了如此大的一个国奸巨蠹后，这个国家将迎来一个清正廉明的'中兴时代'。 （以上为摘选，全文请戳最下“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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