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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位于鲁南一个距县城30多里的村子，那个村子是当时全县“最艰苦的地方”，解放前连个地主都没有，是个地地道道的佃户村。我家的隔壁姓朱，朱大爷从微山湖贩鱼为生，朱大娘是从南宿县带着个儿子嫁过来的。听大人说话，南宿县是黄泛区，特别穷。 那时侯，一到冬天，要饭的特别多。要饭大多来自两个地方：一是皖北的宿县、砀山，剩下的就是黄河北的。虽然我们那里也很穷，但是在那些要饭的眼里好象已经是天堂了。我们是在黄淮之间的中间地带，在上个世纪70年代，基本上能够吃得饱了，条件差的光棍往往能讨到黄河北和皖北的老婆。 幼年时的记忆往往能铭刻一生。后来，我们家搬到了县城，我也自从上大学开始，就离开了故乡，四处漂泊。但是一提起黄河北和淮河北，心里的第一印象还是穷。 再后来，我走过的地方越来越多，就开始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黄河北就会比黄河南穷，淮河北就会比淮河南穷呢？ 先看黄河，自风陵渡以下，黄河南岸有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济南等大中城市，工农商业繁盛。而黄河北岸除了新乡、濮阳、聊城、滨州几个中等城市之外，几乎没有大城市，过了河南山东交界地，土地也成了盐碱地，甚至连树木也长得不旺了。 再看淮河，淮河南岸有淮南、蚌埠、淮安较发达的中等城市，北岸附近几乎连小城市都没有。 黄河、淮河两岸确实南北差距很大。那么让我们把视野向南，看看长江两岸是否也存在这种情况？很多人都会记得，上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上海人找对象，第一个要问的就是：他家是苏南的，还是苏北的？曾几何时，“苏北”就是贫困的代名词。不用看地图，长江两岸也是南富北贫。长江中游武汉以东，江南岸有鄂州、黄石、九江、铜陵、芜湖、马鞍山、南京、镇江、上海等大中城市星罗棋步，江北岸仅仅有黄冈、安庆、扬州、南通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发达程度远远不如江南。武汉三镇虽然横跨长江，但是作为湖北省政府驻地的武昌却是座落在长江南岸。 最北的黑龙江是中俄两国的国界线，江西（南）岸的城市（镇）有漠河、呼玛、黑河、逊克、嘉荫、同江、抚远，江对岸的城市大概只有海兰泡（布拉格维申斯克）和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在未经严格考证的情况下，大致可以认定南岸比北岸发达。如果说黑龙江两岸的比较有些证据不足的话，它的支流松花江两岸的情况则完全是一边倒：南岸有哈尔滨、佳木斯、富锦、同江，北岸几乎没有城市。 南面的珠江因为水系复杂，由东江、西江、北江汇流而成，河流中上游因为多是高山峡谷，所以城市规模一般比较小。下游珠三角地区大中型城市密布，甚至特大型城市就有广州、香港、深圳等，这些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历史的特殊性，现在的分布规律也相对比较复杂，所以在本文中就不详细论述。留做以后研究吧。 从上面长江、黄河、淮河、黑龙江四大江河两岸的城市分布情况的统计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河南岸比河北岸城市多的结论。但是在山东就可以举出一个反例：泗河北岸的城市有济宁、兖州，南岸则只有一个泗水镇。泗河的支流沂河（和临沂东面的沂河重名），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公里，河流的北岸却有一个著名的城市---曲阜，曲阜曾经作为商朝的都城，历史至少要有3800年，《论语》中“浴乎沂，风乎舞雩，暮而归”记载的就是孔子的生活场景。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与众不同的城市分布呢？ 让我们从河流的流向入手，就可以发现：因为中国大陆整体西高东低，长江、黄河、淮河、黑龙江四大江河基本都是自西向东流，山东的泗河则发源于沂蒙山注入微山湖而呈现自东向西的流向，所以这在中国是比较少见的情况。如果让我们跳出东西南北的定位法，而采用前后左右的定位法，就会发现两种流向河流的共同点：假如我们把河水流去的方向定为前方，四大江河的南岸是右岸，泗河的北岸则是右岸。这样我们可以大致得出河流右岸比左岸城市多的结论。 现在我们把上面的分布规律，从东西流向的河流，扩大到南北流向的河流，再做一个比较。 赣江发源于闽赣交界的武夷山，北流入鄱阳湖，自南向北，江右（东）岸的城市（镇）有赣县、万安、吉水、峡江、新干、樟树、丰城、南昌，江左（西）岸的城市（镇）只有赣州、泰和、吉安。 湘江发源于南岭，北流入洞庭湖，自南向北，江右（东）岸的城市（镇）有株洲、渌口、湘潭、长沙、湘阴、岳阳，江左（西）岸的城市（镇）有衡南、衡阳、衡山、易俗河、望城。 赣江和湘江两条江的两岸对比，明显地右（东）岸的城市数量多，而且城市的规模也大。 自北向南流的河流在山东有两条，一是沂河，发源于沂蒙山，流入苏北的骆马湖，河两岸唯一的中等城市临沂市，位于右（西）岸；另一条是沭河，沭河两岸没有中等以上城市，城（镇）有莒县（城阳）、郯城、新沂、沭阳，都分布在河流的右岸。 从东西流向到南北流向的河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面向河水流去的方向，河流的右岸城市分布比较多，城市规模也比较大，多数省会城市都位于河流的中下游右岸。一水之隔，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不同呢？我们的中学地理课本上是没有答案的，我们的现代科学好象还没有给出解释。就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吧。 城市从古到今都是人口集中、经济发达的地方，大城市是人口高度集中、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人口集中经济发达的地方自然是风水好的地方―――在这里我引入一个东方传统的概念“风水”，试图用风水的理论来解释这个客观现象。 我们的祖先在城市的选址方面是在自觉遵循着一个风水学的定律？还是在长期的自然选择中，右岸渐渐胜出，慢慢形成目前的这种格局？风水理论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被人类发现的自然规律，因此，早期的城市发展应该有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而后期的城市选址和建设应该是在风水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古书云：“江水逆潮人爱惜，江右英雄从此出。江右秀气在潮水，潮来之时多富贵”。这说明古人已经发现了“江右为吉”的规律。这规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加拿大中华风水学院校长陈怡魁博士认为：“因地球由西向东转动时，北半球内部因惯性作用，而产生一种右向的偏移力，而这股偏右的力量，将使北半球所有河流右岸，遭受较大的水流挤压、堆积，致使右岸生气积聚，进而集结大量对生物有益的微量元素与矿物质，使得该区，经常草木茂盛、人畜兴旺，最后形成一处适于人类与家畜生活的宝地。相对的，江左地区因不受地球右偏力的作用，致使聚气稀疏，土地营养素与草木繁盛程度，就比不上江右程度。” 我认为，陈先生的确发现了“江右为吉”规律的“第一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地球的自转偏向力，即北半球右偏、南半球左偏的自然力量。但是接下来“将使北半球所有河流右岸，遭受较大的水流挤压、堆积，致使右岸生气积聚”的说法，我认为不妥。因为，这种说法没有解释清楚“水流的挤压”和“生气的积聚”的因果关系，根据这种说法，河流的凹岸即“反弓水”的地方，受到的水流的“挤压”更大，应该积聚更多的生气才是，这明显地违背了风水学上“攻位于汭”的法则。 东晋郭璞《葬经》云：“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气”是风水学上的一个基本概念，它的内涵非常丰富，外延非常模糊。“气”分阴、阳；“气”又分“生气”和“死气”。以我的分析，“生气”首先应该是一种适于动植物生存的物质，应该包含光线、氧气、温度、湿度、微量元素等因素，一般是温暖湿润的；“死气”则相反，一般是寒冷干燥的，不适合动植物生存。在这里为了方便描述，我们暂且把“气”看成是接近气流的一种物质。“气乘风则散”比较容易理解，“界水则止”是怎么回事呢？我有一种推测，因为水分的蒸发，水面上会随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水蒸气，水蒸气的密度大于旁边的空气，自水面可以升腾至数百米。这道水蒸气就像一道透明的墙一样，可以阻挡“气”的流动。这道“墙”，把河谷上的“气”分为左右两部分。 温暖湿润的“生气”来自于河流下游，它顺河流两岸的谷地上行。暖湿的“生气”在流动的过程中，受到北半球地转偏向力的影响，河流右岸的“生气”会产生右偏的力量，然后在遇到对向流动的水面上水蒸气的阻挡和挤压（同时它也在右偏）的情况下，这种“生气”在河流的右岸越积越厚。而河流左岸的上行气流，在前进的过程中也会向右偏转，但是因为它是背水偏转的，没有水的阻挡，所以会逐渐消散。 寒冷干燥的“死气”一般来自高处，它顺河流两岸的谷地下行。干冷的“死气”在流动的过程中，受到地转偏向力的影响，河流左岸的“死气”会产生右偏的力量，然后遇到同向流动的水面上水蒸气的阻挡，这种“死气”在河流的左岸越积越厚。而河流右岸的下行气流，在前进的过程中也会向右偏转，但是因为它是背水偏转的，没有水的阻挡，所以会逐渐消散。 如果上述的假设是成立的，那么河流右岸的“生气”会越来越厚，“死气”会越来越薄；而河流的左岸恰恰相反，“死气”会越来越厚，“生气”会越来越薄。日久天长，在地形等其他有利因素的配合下，右岸将形成一个个“风水宝地”，植物繁茂，六畜兴旺，人口越来越多，城市越来越大。而河流左岸，形成“风水宝地”的可能性就会比右岸小很多，城市的数量会少，发展速度也会受到限制。这就是“江右为吉”规律形成的原因。 “江右为吉”的规律，放到国外依然成立。首尔位于汉江右岸，开罗位于尼罗河右岸，巴黎位于塞纳河右岸，柏林位于哈韦尔河右岸，等等等等。北半球的大城市约有70%的位于江右地区。 随着建桥技术和交通工具的进步，现代城市有一种跨江发展的趋势，也许是桥梁的建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河流两岸的风水布局，但是这种趋势丝毫也不影响“江右为吉”这一风水规律的存在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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