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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评价唯心主义 金春峰 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起进步作用 在哲学史研究中，应该坚持党性原则。正如列宁指出的，“最新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列宁选集》第2卷第365页)解放以后，我国哲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与哲学史工作者自觉学习贯彻党性原则分不开的。但是也有右和极“左”方面的干扰。右的方面是否认哲学的党性原则，这种倾向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极“左”方面的干扰，它对哲学史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值得充分重视。不能正确地评价唯心主义的作用，就是这种倾向的重要表现之一。 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中国哲学史讨论会，曾就研究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如何贯彻哲学的党性原则，正确评价唯心主义，是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郑昕先生写了《开放唯心主义》一文，许多同志提出了很有创见和启发的意见。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只要坚持双百方针，各抒己见，互相切磋，讨论是会逐步深入，取得丰硕成果的。但是，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这种有益的生动活泼的学术讨论，很快就被破坏了。以关锋为代表的极“左”干扰越来越严重，终于在林彪、“四人帮”时期，这个问题成了禁区。今天我们能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开展讨论，应该说是粉碎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对哲学史工作带来的一次解放，是三中全会精神的胜利，是值得庆祝的。 正确地评价唯心主义，就是要实事求是地肯定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的进步作用和积极意义。对于这个问题，持否定意见的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种以关锋为代表，是彻底的否定论，认为唯心主义是绝对错误的，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与进步作用。 一种是基本否定论，认为唯心主义有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但只是个别的例外现象。 一种意见认为，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有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属于唯心主义，而属于唯心主义体系中的辩证法因素或唯物主义因素；这种意见形式上不同于彻底否定论，实质上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 我不同意上述观点。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肯定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的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 第一，承认这种作用不是偶然的例外现象，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带规律性的现象； 第二承认这种作用属于唯心主义本身，而不是其体系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或辩证法因素。 *** 唯心主义是否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这首先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事实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的实际是检验唯心主义是否在一定条件下有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的唯一尺度。只要不抱偏见，应该承认，在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上，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有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是任何人否认不了的。有些起进步作用的哲学思想究竟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哲学史界有不同的意见。因此我们想选择一些比较能取得一致看法的哲学家的思想作为例证。我们觉得，分析一下李贽、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与其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的联系，分析某些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唯心史观的联系，可能是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 一 关于李贽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与其哲学思想的关系 李贽是明代后期著名的进步思想家。他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大家公认的。在明代后期黑暗腐朽的反动封建统治下，李贽的思想是那样的激进，那样的“非圣无法”，“离经叛道”，把批判和斗争的矛头直指儒家经典和纲常名教，以至在晚年他竟然受到封建统治集团的残酷迫害，以思想罪被公然囚禁，折磨致死。在我国思想史上，李贽的进步的战斗的思想，在明代，无疑是一颗灿烂之星。那么，李贽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李贽在思想史上起的进步作用与其哲学观点的关系究竟怎样呢？ 有一种观点把李贽的进步作用归之于李贽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或其思想中的唯物主义成份。 应该承认，李贽的哲学思想中，确实是有唯物主义成份的。例如他关于宇宙起源的问题，就阐明过明确的唯物主义观点。他明确指出：“厥初生人，惟是阴阳二气，男女二命，初无所谓一与理也，而何太极之有。以今观之，所谓一者果何物，所谓理者果何在，所谓太极者果何所指也？”(《焚书·夫妇论》)这里对程、朱客观唯心主义的批判，是十分明确的。就批判程、朱而言，李贽的这种观点本身也有积极的进步作用。但是，这种观点在李贽的思想体系中，第一，是游离的，与其认识论、真理观、社会政治思想之间没有内在的直接的联系。第二，缺乏独创性，是“照搬照抄”的，并不是“自己”的东西。第三，与其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是矛盾的。因此，用它来解释、说明李贽一生的主要的进步的战斗作用，是缺乏根据的。 我认为，李贽思想体系的主导方面是唯心主义，是以“童心”说、“生知”说为内容和特征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李贽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是建筑在这个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命题是“心即理”、“致良知”。这是一种客观化了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和“良知”的具体内容是封建的道德规范。“心即理”，也就是说心的本质，因而人的本质、宇宙的本质是“理”，是“良知”。“心”和“良知”虽然也是“知觉灵明”，是属于个人的，但它又是客观化了的，因而又是不带有任何个人的特性的。它是抽象的，理性的，静止的，是永恒的“绝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这里没有任何地位。现实世界的全部丰富多样性及其生动活泼的发展，活跃的生活，都被扼杀了。李贽在接受了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以后，对这种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的改造。他把王阳明哲学的基本内核——“心即理”和“致良知”扬弃了。他用“童心”、“初心”、“私心”来取代“心即理”，用“生知”取代“良知”。这样就把人的本质，把“心”恢复为与封建道德无关的纯粹个人的主观精神。“童心”、“生知”不是道德的而是功利的，不是理性的而是感性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多采、无限多样的。人人都有自己的“童心”与“生知”，因而人人都有自己应该有的生活与世界。“童心”、“生知”是一切价值，一切是非的源泉与标准，一切是非、美丑、善恶、真假，都由“童心”、“生知”来判定。因此，在李贽这里，个人的主观精神，真正成了第一性的能动的因素，现实的物质的世界则是第二性的被创造的因素。这当然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但是，正是这种唯心主义成了李贽一生反封建教条的战斗生活与思想的理论基础。 “童心”和“生知”说是李贽否定封建教条，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真理观的理论基础；是李贽进步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李贽反对程、朱“存天理，去人欲”，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进步的伦理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李贽反对道学，捍卫人的正常生活的物质利益的理论基础。李贽一生的超群绝俗，大放异彩的激烈反儒、反道学、反封建道德说教的异端言论，都和他的“童心”、“生知”说，有着内在的直接的联系，都是从这个理论基础上自然引伸出去的。因此，如果我们否认李贽的“童心”、“生知”说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本身的进步作用，而又承认李贽的种种进步思想，那就是无异于承认世界上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李贽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在明代后期所起的进步作用，是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的确证。 二 谭嗣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进步作用 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是具有革命与妥协的两重性的阶级。反映这种情况，这个阶级的哲学思想也呈现出矛盾复杂的性格。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无论是世界观还是方法论、认识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都存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尖锐矛盾。那么，谭嗣同思想的进步性和积极意义，是否只与其思想体系中的唯物主义相联系，而与唯心主义部分相矛盾呢？ 事实并不如此。 谭嗣同自己曾对他的唯心主义有明确的说明与评价，他说：“吾贵知不贵行。行者，体魄之事也；知者，灵魂之事也。”“轻灭体魄之事，使人人不困于伦常而已”。(《仁学》)在谭嗣同的时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虽然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封建社会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产生了并开始了反封建的战斗，但社会的基本面貌并没有多少改变。孔夫子的封建教条，仍然严重地束缚着人民。“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程、朱理学的腐朽僵尸，仍然深深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因此，在他所处的时代，对社会上一切被“伦常”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价值、标准、言行进行怀疑与否定、批判与战斗，是时代所提出的首要的战斗任务。在这样的时代，哲学上的怀疑论、相对主义，尽管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政治上的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却是应该肯定的。谭嗣同的唯心主义正是如此。他的贵知不贵行、重灵魂轻体魄的唯心主义，带着其特有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特点，其矛头正是指向封建教条的僵死统治的。 谭嗣同的仁学还把天理拉到人间，作为人的主观意识形态的“仁”，成为论证资产阶级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论支柱，因此在正面的意义上，其积极的进步作用，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当然，谭嗣同的唯心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严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现实的物质批判力量的不足，使他们只能指望于精神的力量，夸大心知的作用，但是其目的既然在于反封建的战斗，那么不管这样的妥协性、软弱性多么严重，其进步作用总是不能否认的。 在近代，除谭嗣同外，代表资产阶级的其他进步思想家，如康有为、严复，直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进思想家章太炎和孙中山，其世界观都充满着类似的矛盾，而他们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则既与其体系中的唯物主义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也都与其体系中的唯心主义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在近代思想史上，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唯心主义思想具有某种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是一个带规律性的普遍现象。 三 与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相联系的唯心史观 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是历史唯心主义，一切社会政治思想，不论是进步的或反动的，都是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因此，与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相联系的唯心史观之有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是用不着证明的。 在我国思想史上，一系列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和理论，如荀子的性恶论、韩非的人口论、王充的时命论、柳宗元的历史进化思想，以至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一直到孙中山的民生史观等等，这些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社会政治理论，都是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 由此可见，那种认为唯心主义观点本身不能起进步作用，不具有积极意义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对于哲学史工作者来说，坚持哲学党性原则的要求，不在于不顾事实，矢口否认唯心主义的这种作用，而在于深入地研究历史条件的特点和唯心主义能在这种条件下起进步作用的原因，发现其中的规律。 正确评价唯心主义，之二 对唯心主义要具体分析 唯心主义作为唯心主义，一般说来是反动阶级的世界观，是维护反动阶级利益的理论工具，是精致的宗教，是醉熏熏的哲学，“发疯的”哲学。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要求对唯心主义从本质上进行深入的彻底的批判。但是这并不是说可以对唯心主义不进行具体分析而一概否定。唯心主义的具体情况是很不一样的，有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在这方面经典作家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方法上的指针。根据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不妨把具有积极意义的唯心主义概括为三种情况。(一)聪明的唯心主义；(二)批判的唯心主义；(三)作为哲学发展前进运动中的一个环节的唯心主义。先谈前两种情况。 (一)聪明的唯心主义 列宁在对唯心主义作具体分析时，曾指出：“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唯物主义。聪明的唯心主义这个词可以用辩证唯心主义这个词来代替；愚蠢的这个词可以用形而上学的、不发展的、僵死的、粗糙的、不动的这些词来代替。”(《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5页)在欧洲哲学史上，黑格尔哲学是这种唯心主义的典型。 恩格斯在概括黑格尔哲学的特点时指出：“黑格尔哲学(我们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顶峰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为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该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者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页)那么，黑格尔这种包含着革命性的哲学思想，其实质是什么呢？我以为，可以称之为唯心的辩证法，也可以称之为辩证的唯心主义。因为黑格尔哲学是由辩证法和唯心主义这两方面所融成的不可分割的完整的体系，人们无法把它的革命性只归之于辩证法而撇开唯心主义的基础和实质；也无法把它的革命性只归之于唯心主义而阉割其灵魂辩证法。在黑格尔这里，具体的发挥革命作用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而不是与唯心主义无关的抽象的辩证法；具体发挥作用的唯心主义是辩证的唯心主义，即列宁所谓的聪明的唯心主义，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唯心主义。把黑格尔哲学的积极作用仅仅归结为其辩证法，显然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其唯心主义割裂开来了。 黑格尔哲学的最大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成果无疑是辩证法，但是，不应忘记，这个成果就黑格尔来说，就黑格尔所处的时代来说，它只能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在唯心主义的母胎内产生出来，而绝不能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否则人们就是要求只能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由黑格尔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去完成。因此，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意义，也就是唯心辩证法的积极意义或辩证唯心主义的积极意义，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以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皆是合理的”这个著名命题而论，这个命题所包含的必然与现实的对立统一及相互转化的辩证法，是它的革命性之所在，但是在黑格尔那里，这个命题是唯心主义的。所谓“必然”、“现实”，都是绝对理念发展的一个环节。因此，在黑格尔那里，这个命题的革命意义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和限度内展开的。理念的由必然到现实的运动的转化，导致现实世界和历史的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的革命意义。它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只有把它颠倒过来，才能在唯物的基础上引出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所发挥的真正革命的结论。当然，也可以反转来说，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因其是唯心的辩证法，只能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总之，不论把这个命题称为唯心辩证法，或辩证唯心主义，其性质和作用是完全一致的。 人们常常谈论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与方法的矛盾，认为黑格尔哲学的保守作用来源于“唯心主义”，革命作用来源于方法。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黑格尔哲学的确存在着这种矛盾。辩证法和唯心主义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但是，这种矛盾，在黑格尔自己是不存在的。因为他的体系与方法是完全一致的，相辅相成的。惟有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他的辩证法才能那样得心应手地展开，自由地发展；惟有辩证法，才帮助他把哲学、把唯心主义提高到一个充实的大放异彩的阶段。“唯心主义”与“方法”的矛盾是黑格尔自己所没有意识到的。就黑格尔哲学在当时起的现实作用来看，更不存在着唯心主义和方法的割裂、对立和矛盾。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和保守性是他的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既属于辩证法，又属于唯心主义，把它加以分割，把保守性归之于唯心主义，而把革命性归之于辩证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中国哲学史上，《易传》的唯心辩证法或辩证唯心主义，可以作为类似的例证。《易传》的哲学思想是处于上升时期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它认为“形而上学”的“道”、“太极”这种精神性的实体是世界万物的本原。这是客观唯心主义。但“道”是运动的，是包含对立于自身的。“一阴一阳之谓道”。“道”由矛盾对立产生的运动变化，导致世界的变化和发展，其根本规律是“变易”、“革命”、“日新”，新陈代谢。所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因此只有不断运动发展，革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易传》的这种辩证唯心主义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曾长久地起着积极的作用。 总之，唯心主义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提出、促进和发展辩证法，把辩证法作为自己的内容。这是唯心主义能起积极作用的一个原因，或内在的根据。 (二)批判的唯心主义 列宁指出：“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见亚里斯多德对柏拉图等人的批判，黑格尔对康德等人的批判。”(《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3页。)唯心主义对唯心主义的基础的批判，不仅有利于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而且常常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推动哲学的发展，丰富哲学的内容，提高哲学思维的水平。 在《小逻辑》等著作中，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的立场，对康德的不可知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都说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21页)康德不可知论的错误在于割裂本质与现象、主观与客观、认识能力与认识活动。黑格尔则在批判中提出和发展了关于本质与现象、主观与客观、认识能力与认识活动的辩证统一的思想，指出：“这些范畴，如统一性、因果等，虽说是思想本身的功能，但亦决不能因此便说只是我们的主观的，而不复是客观对象的性质。”(《小逻辑》134页)指出，康德的物自身“只是一个极端的抽象，完全空虚的东西，只可以认作超绝或否定了观念、感觉、思想经验的他界，……只是空虚的自我。”(《小逻辑》137页)指出“康德对于理性的矛盾缺乏更深刻的研究，……理性矛盾的真实的积极意义乃在于认识凡一切真实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成分于其中。因此认识甚或把握一个对象，也就是要觉察到此对象为相反的成分之具体的统一。”(《小逻辑》143—144页)。如此等等。这些，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在哲学发展史中是极有价值的成果。 中国哲学史上李贽对程、朱客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对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的改造、扬弃，不仅削弱了整个反动封建思想的统治，而且也有利于诱发唯物主义。例如李贽提出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思想，“人皆有私”的思想，就包含着在道德起源问题上的唯物主义萌芽，因而有利于诱导、过渡到唯物主义。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哲学，从唯心主义方面对程、朱理学等客观唯心主义和陆、王心学的批判，也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 正确评价唯心主义，之三 作为哲学思想发展前进的一个环节的唯心主义 在《谈谈辩证法》一文中，列宁提出过哲学发展的圆圈思想，指出：“古代：从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以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文艺复兴时代：笛卡儿对桑伽狄(斯宾诺沙？)近代：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曾把哲学史比做圆圈，并且“认为哲学体系在历史中的次序同观念的逻辑规定在推演中的次序是一样的。”(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1页)列宁对黑格尔的这一思想十分赞赏，认为黑格尔把哲学史比作圆圈，是“一个非常深刻而确切的比喻！！每一种思想是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大圆圈(螺旋)上的一个圆圈”(同上)。根据列宁的这些论述，我们可以把哲学思想(不论是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发展看作整个人类思想按螺旋式形态前进的历史。在这个螺旋式圆圈上的每一哲学体系(不管是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只要它能在哲学思想的发展中留有自己的地位，都应该看作是促进哲学思想前进的一个环节，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是整个中华民族思想前进发展的历史，它同样是一个螺旋式前进的发展过程。在整个过程中，它可以区分为许多小的圆圈，每一个圆圈都是按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向前发展的一个阶段。这里，我们试分析两个圆圈以阐明唯心主义作为圆圈的一个环节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第一个圆圈是由西汉的董仲舒经过王充到魏晋亥学(王弼)的发展；第二个圆圈是由宋代的张载经过朱熹到王夫之的哲学的发展。第一个圆圈的中间环节是王充的唯物主义；第二个圆圈的中间环节是朱熹的唯心主义。 第一个圆圈。 西汉封建大一统的****集权建立以后，适应地主阶级封建统治需要的第一个占居统治地位的哲学形态，是董仲舒的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体系。这个体系回答的根本的哲学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在探讨天人关系的形式下，它颠倒地处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精神性的主宰天，因而是“荒唐”的唯心主义。“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语》)“天者万物之祖”。天是至高无上的神。自然界的一切变化：阴阳的运行，四时的变化，风雨雷霆，都是天意的体现。“人副天数”，人和天具有相同的气质和情感，因此，天人可以相互感应。“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而出，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不用说，这种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是十分荒谬的。从这一方面看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体系，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应该受到彻底的摒弃与批判。但是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董仲舒哲学却包含着积极的内容和意义，这就是它在承认天的能动性、主宰性的情况下，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按照董仲舒的体系，“人副天数”，人的道德、品质、形体是与天同类的，但人的死生寿天，贫富贵贱，不是“天命”决定的。董仲舒摒弃了孔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命定论认为人只要按照天意——实际上是他所了解的“客观规律”——办事，自强不息，就可以招致最好的结果。这结果形式上是天给予的，是天意的体现，但由于天不是凭自己的爱憎喜怒任意决定事物的发展与人的命运，而是由人的行为通过“感应”所机械地、必然地决定的，这就把“天”的能动的主宰的作用大大限制了，而把这种地位给予了人。因此，在董仲舒的著作中，在“神权”的大声喧嚷中，我们看到的反而到处是对人的力量、作用、地位的重视与强调，是对人的“参天”之力的极大的信任。“人主之大，天地之参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物莫不应天化”。(同上，《王道通三》)“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故其治乱之故，动静顺逆之气，乃损益阴阳之化，而摇荡四海之内。”“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同上书，《天地阴阳》)天主宰人，人亦反作用于天，“人常渐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乱之气，与之流通相<SPS=0613>也。故人气调和而天地之化美”。(同上书，《天地阴阳》)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董仲舒在宣扬神秘的天人谴告的同时，着力强调的是“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充分表现了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生气勃勃，强大有力，对自己的命运与力量充满信心的精神状态。如果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的话，那么，董仲舒的哲学所体现的，正是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处于蓬勃发展中的地主阶级的大有作为，然而面对尖锐起来的阶级矛盾又小心谨慎的时代精神。然而随着汉代统治集团日益腐朽没落，董仲舒的哲学体系在后继者手里，也日益走向反动和荒唐，迅速堕落为荒诞不经的赤裸裸的谶纬迷信，丧失了任何积极的作用。这时，取代和否定神学目的论体系是王充为代表的元气自然论。 王充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给予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和各种谶纬迷信以致命的批判。由于王充的杰出贡献，先秦以来的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被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哲学向前迈进的一大步。然而王充的元气自然论是以自然命定论的形式出现的，这就带来了致命的弱点。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命定论的重压下被完全窒息了。因此，随着神学目的论的被否定，同时也否定了董仲舒哲学所蕴育着的人的能动作用；随着唯物论的权威的恢复，同时也恢复了命定论对人的统治。在王充的体系中，人的命运，人的贫富贵贱，贤愚寿天；生产的发展，年岁的饥丰，政治的好坏，一切都是冥冥不可知的命运决定的，人的任何主观努力，都不能改变它的一丝一毫。从这一点来讲，王充的哲学思想是一种倒退——前进中的倒退。哲学要向前发展，就需要否定这种特定形式的唯物主义，或者以新的唯物主义取代它，或者以新的唯心主义来取代它。而它终于在魏晋时期实现了，这就是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唯心主义。 玄学唯心主义吸收了王充自然对目的论的否定的积极成果，回到了老庄的天道自然无为的观点，但摒弃了王充哲学的唯物论及其表现形式的命定论，而予人的精神以充分的自由和发展。这对唯物主义的发展来说，是一次暂时的挫折，但哲学却是向前发展了。在玄学的唯心主义形式中，人的主观能动的性，人的思想的自由发展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强调。“玄”是精神性的本体，是思想、精神在挣脱了“物质”的束缚以后所达到的最高的境界；但是挣脱尘世、物质和现实的道路，不是老子的“玄览”和“为道日损”，不是庄子的“坐忘”，“心如死灰”，而是通过思想、理性在纯粹的形式下的辩驳论难，自由的追求和探索所达到的对这一最高境界的“理解”和把握。因此，玄学所强调的是“玄理”，即事物的隐藏在众多现象背后最玄妙莫显的本质、规律、力量、支配事物生存发展的“法则”。玄学所提倡的方法是“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意”的把握成为认识的最高的目标，把握“意”的道路是思维的道路。这就使哲学能够在纯思辨中，在思想自身中向前发展。黑格尔说：“概括讲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之思想的考察。”(《小逻辑》第50页)王弼的唯心主义玄学是接近于哲学的这一特点的。在玄学倡导的这种精神、思想自由的启迪下，魏晋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为艺术而艺术，为思辨而思辨的文学、思想自由发展的时代，对中国的哲学和文学的发展发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玄学以后，神学目的论，元气自然论这种较低形式的哲学形态完全结束了，哲学的发展迈向了一个新的起点，进入了新的高水平的发展。魏晋玄学的胜利，是唯心主义对较低形态的唯物主义的胜利，也是精神思想对否认人的能动性的命定论的胜利。它在哲学上的积极作用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李泽厚同志最近在《论魏晋风度》一文中指出：“魏晋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得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和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和深度上，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过繁琐和迷信的汉学，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中国哲学》第二辑)，这是很有见地的。) 第二个圆圈。 圆圈的出发点是张载建立的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学说。这是唯物主义发展的一个更高的阶段。张载的唯物论战胜了魏晋以来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克服了以王充为代表的元气自然论的弱点，在更高的水平与更深刻的程度上论证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对理气——物质与物质发展的规律——关系问题，物质与运动的关系问题，给予了唯物主义的解决，并且向前推进了辩证法，因此张载对唯物主义哲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值得大加肯定的。但是张载的哲学思想是比较贫乏的。张载正确地解决了气和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但是没有展开它的多样性与丰富的内容，广度不够，深度也不够，也缺乏细致的充分的论证。这就使它能够被更高形态的唯心主义哲学所战胜和否定，朱熹的唯心主义理学就是这种更高形态的唯心主义哲学。 朱熹的唯心主义理学对张载唯物主义的否定，是哲学运动的一次曲折的前进。一方面，它是反动的，倒退的；但另一方面，由于朱熹在唯心主义形式下细致地多方面展开了理气关系的论述，提出和发展了理气关系、道器关系、形上与形下的关系以及理一分殊、格物致知等各种哲学问题，把哲学的内容大大丰富了，这就使哲学在朱熹这里，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由于朱熹以更为发展的唯心主义取代了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本体论，这就逼使唯物主义非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就不能战胜和取代唯心主义，从而为王夫之哲学的产生准备和创造了条件。 王夫之哲学是我国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高形态。在和程朱，陆王为代表的各种唯心主义的斗争中，王夫之吸收和融化了朱熹哲学所提供的丰富资料，在广泛的范围内，对朱熹的哲学和各种唯心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改造，因而大大发展了张载建立的本体论的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王夫之哲学的一系列内容如关于道器关系的论述；形上形下关系的论述；理气关系的论述；格物致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等等，都批判地吸收和改造了朱熹哲学的内容。因此，完全可以说，朱熹哲学既是王夫之唯物主义的对立面，又是王夫之唯物主义的反面的“启迪”与诱导。没有朱熹就不可能有王夫之，只有经过朱熹，才可能出现王夫之。因此作为从张载到王夫之的宋明哲学发展的完整的过程中的一个前进的中间的环节，朱熹哲学，在哲学史上的积极作用与地位，是不能否认的。 总之，作为哲学思想前进的一个环节的唯心主义，其积极意义不论在西方、在中国都是应该认真研究的。这是唯心主义能够具有积极意义的又一原因。 唯心主义哲学在一定条件下的积极意义，其内在的根据在于某些唯心主义哲学本身具有的独特的内容与特征。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我们在前文的分析所指出的唯心主义对辩证法的重视与发展，对坏的或别的唯心主义的批判，本文所论述的对哲学思辨的深入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都表现了唯心主义所发展了的人类认识的主观能动方面。这些能动的方面，反映了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其形式虽然是颠倒与错误的，内容却是对无限深刻、具有无限方面的客观世界的本质的不同程度的反映。因此，只要人类对客体的认识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辩证的，作为人类认识的前进运动而出现的唯心主义，就是不可避免的。某种唯心主义由于揭示了认识的曲折前进的某一方面而具有积极的意义，也是完全符合规律的。唯心主义之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积极的意义和进步的作用，是由人类认识运动自身的规律、特点所决定的，这是唯心主义在某种条件下具有积极作用的最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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